解構法治論述

一直覺得疑惑，把我們說成違章建築，說我們是有罪？本來不是說我 們是國家中堅，說我們是未來的主人翁？幾十年來，怎麼一覺醒來，

我就變成罪人？到最後，也不知道怎麼去說它。³²⁹ （林志明語）

華光居民在 2006 至 2013 年之間陸續被提告，對行政機關而言，在行政機關 提起訴訟之後，居民（即公有土地占用者）便已被歸入司法場域，待司法場域完 成應有的處理程序，行政機關即取得執行名義，能以債權人身分，透過司法場域

328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本章所談的「權利」構框與意識，並非反迫遷行動全貌，而只是從研究 所選取的視角切入分析。無論是居民個人干擾行動、自力救濟、年輕運動者組織的社會運動，

以及市民團體合作推動的參與規劃，除了權利構框外，也交錯運用其他論述。

329 林志明於 2013 年 7 月 10 日台北刑務所群落文資護育聯盟舉辦之論壇上發言（轉引自：黃舒 楣，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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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完成非法化排除占用的狀況。不過，對居民來說，司法場域與行政場域 是交織的一片混沌，不但沒有所謂清楚的分工，本質上更是一體。從第一個家戶 遭提告，到全數搬遷完畢，居民穿梭於法庭、議會、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與不 同對象交涉，過程中是帶著過去對國家與人民關係的認識與期待，展開對不同部 門的重新認識，並學習解構既有、同時也是框架出其「不法」地位的論述，而談 論訴求的語言也隨之緩慢轉變、演化。

一、被迫進入法秩序的常民

居民 A（表情似笑非笑）：「（開庭時）法官說一大串都聽不懂，法官問 要不要和解，我問有沒有安置，法官說沒有，我說那我不要，法官就 說好那你敗訴了。…都他們在講，我沒講多少話。」

居民 B（語氣稍促，說話時比手畫腳，像急著想證明自己的遭遇最慘）：

「我從出庭到被判敗訴，從頭到尾講不到八分鐘。」（語畢，眾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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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調小組邀請義務律師來位居民解說的場合上，居民這樣分享他們自己出 庭的過程。對他們來說，從被提告到自行拆屋繳款或遭強制執行，這一連串過程，

只是更加證明了：法律是國家的工具，而法務部是法院的同僚或夥伴。

不少華光居民都有被拆遷的經驗，但他們在華光所遭遇的拆遷，不是行政機 關直接在巷口貼公告，告知整區拆遷的期日，而是從法院寄通知來；更不用說行 政機關面對居民訴求總答以「依法執行」，沒有法律依據如過去居民所熟悉的，

因公共工程開闢或違建拆除計畫，提供安置或發給補償，甚至連行政機關所提起 的訴訟，都堅稱沒有不執行判決的權力。

對居民來說，他們過去的經驗不再適用，加深不確定感。不少居民都有共同 的埋怨：「政府怎麼這樣？」質疑政府不會做事，連拆遷都不好好處理，只憑一 紙通知就要他們搬，不搬就說居民「犯罪」，每次上法院說的話，法官都沒在聽，

只聽看守所的。他們都跟法官講什麼？翻看多數居民委請發展協會準備的訴狀，

個人或家戶的遷移史、住進華光的時間與原因、對政府及部分官員、執行者的控 訴、對未來開發計畫的抨擊、想繼續住在老家的願望、對於未來的擔心、不知道 還能搬去哪的困惑等等。

從這些內容中，可以觀察到居民對法官未言明的期待是如民間傳說中的「包 公」，同時掌理行政與司法，清明判案、懲奸除惡。不過，居民回到社區，卻也 分享著所認識的哪些法官夫妻失和、兒女身心障礙等八卦，由於華光眷舍住戶多

330 2013 年 2 月，訪調小組召集的居民會議，邀請義務律師來跟居民解釋相關法律問題。會議開 始前，幾個居民閒聊起自己當年的出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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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法官的背景，也有部分非正式住區居民擔任法院的低階職員，他們用長年觀 察大母體所得的口吻，說「那就是亂判的報應」，一方面傳達出對司法系統的深 層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暗示著他們知道自己的訴訟必然會輸。簡言之，居民抱持 對政府的應然想像的同時，也帶著「民鬥不過官」的無力感及長期累積、低落的 政治效能感，而他們口中的「官」是包括了法官和政府部門中上上下下的政務官 與公務員。

當常民被迫進入法秩序、與法相遇，最普遍的感受是「陌生」，而「陌生」

是多層次、多面向的。首先是對程序的不理解，不清楚訴訟程序（誰提告）、強 制執行程序（誰執行、誰發動）；其次是對法律的語言文字，即字面本身的不理 解，從訴訟書狀、法院通知、相關條文等文件和法官的問話中，感覺話語或文字 可能具有某種效力，但卻無從掌握，因而多數居民選擇全權交給律師或社區發展 協會總幹事負責；即使了解字面意義，對司法場域的運作邏輯也並不了解，這展 現在「法院是法務部開的」此一廣泛為華光居民同意、卻與一般原則上「行政與 司法分立」相違的認知，以及認為對其房屋有使用、可處分，便具有足以與「（土 地）財產權」抗衡的權利。此外，與居民一起討論行動時，可觀察到多數居民會 混淆法官與行政機關的角色，對於不同社會位置的任務的不理解，也連帶造成他 們對如何回應不同部門說法、能夠採取什麼行動的不理解。

在土地經管機關的處理中，華光居民被視為一個個民法上的無權占用者，從 而每家每戶因看守所承辦人員及調查進度不同而有提告先後之別，提告求取的不 當得利及土地使用補償金等金額也因各家狀況而相異，起訴後又因承審法官、民 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甚至看守所承辦人員的差異，在和解條件、敗訴所負擔義 務和強制執行進度上迥異，使得家戶間的經驗無法比照，因而難以預估接下來的 遭遇及時程。

無權占用者的身分定位，以及訴訟當事人對當事人的個人化糾紛處理模式，

使得同遭迫遷的居民，雖因再開發計畫而有「華光社區」之名，但「華光社區」

並非一個被處理、拆遷的單位，而是再開發的基地範圍，是土地的單元而非人群 單元。在將居民定位為無權占用者而加以非法化排除的過程中，居民被迫進入個 體化的處境，除了必須各自面對調查與審判，在不同時點也得各自打算、評估自 己可承擔的成本和應該退場、搬離的時間。

個體的孤立強化了困惑與恐懼，也使共同解方難以確立，不同的進度、不同 的身分、能主張的不同利益，都會在訴訟中先被揭開，雖對居民個人處境的扭轉 未必有幫助，但對行動集體的形塑卻有嚴重的負面效果。由於居民在占用處理的 過程中，已被先行拆解為個體，並在訴訟上被迫必須尋求個人的因應之道、為個 人或個別家戶主張，甚至必須回過頭來先解決家戶內部長期存在的繼承、使用權 利等爭執，才有辦法因應發動權不在居民身上的一次次開庭或調解。相對地，需 要更多心力長期投注的集體解方，則因不具明顯可見的急迫性而在居民心中的優 先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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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對司法系統的弱者武器

面對陌生的司法系統，個人究竟有什麼因應甚或抵抗的可能？極少數居民早 已放棄在司法場域的掙扎；然而，絕大多數家戶是有意識地在法庭上採取「苦肉 計」：「不知道會不會贏，總之就是拖」，特別是低收入戶、成員中有身心障礙者 的家庭，特別會在法庭上強調其家庭狀況，希望以弱勢形象博取法官同情。拖的 目的是爭取時間，而時間正意謂著可能的翻盤機會。

居民的「個人因應之道」更多集中於強制執行階段。在強制執行拆屋還地的 部分，「苦肉計」依然是多數居民採取的主要策略，還沒找到住處是最常被提出 的狀況。然而，債權人法務部早已透過戶政、稅務及社福系統，徹底掌握每個家 戶的基本狀況，非但要求民事執行處繼續執行，甚至自稱土地被占用的「我們才 是弱勢」³³¹。此外，最後一批定於 8 月 27 日到 29 日強制執行的居民中，有以民 間信仰為由，提出「拆遷時間是農曆七月，公媽不能搬」，向民事執行處的司法 事務官請求暫緩執行；但在財政部標售時程的壓力下，法務部為避免夜長夢多，

仍然要求強制執行拆除³³²。

至於不當得利及土地使用補償金的追討，民事執行處是透過將月薪的 1/3 扣 押並繳入國庫、凍結銀行帳戶而後撥入國庫、凍結基金股票而後出售並將出售所 得入庫等方式，強制執行。在判決定讞的狀況下，居民無法正面對抗法律此一巨 大的系統，因此針對此項目的強制執行，多數居民也採取了抵抗或迴避法律的策 略，包括辦理財產過戶、把現金全數從帳戶中提領出來³³³、改領現金薪水³³⁴、向 銀行借貸使法務部變成排序第二的債權人等等，也會相互分享這些躲避強制執行 的小技巧。

這些體系縫隙中的司法遊戲（Ewick and Silbey, 1998）有效地拖延了執行的 進度，也使一些家戶躲過部分的強制執行，甚至成功動員民事執行處事務官，在 司法體系的隙縫中尋找協助居民的方法，在職權範圍內暫停扣薪、收取不當得利 等強制執行措施、將強制拆屋的執行時程壓後，並發文要求不同機關出席其所召

331 2013 年 3 月 27 日，法務部秘書處處長楊合進接受媒體訪問所言。

332 這戶人家當時的確尚未找到住處，且同住的五個成員中，有 3 名身心障礙者（其中一名為重 大器官障礙的 65 歲以上高齡者）、一名高齡者、一名失業者，家中唯一的工作人口心臟也裝

332 這戶人家當時的確尚未找到住處，且同住的五個成員中，有 3 名身心障礙者（其中一名為重 大器官障礙的 65 歲以上高齡者）、一名高齡者、一名失業者，家中唯一的工作人口心臟也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