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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三節 在法的門前

政府主張私產權的權利語言,使協商無從進行。對被定位為占用者的公有地 上非正式住區居民來說,國家的面貌變得模糊、難以捉摸,除了協商機會必須透 過更高的成本才能獲致,甚至為自身發言的空間也幾乎消失。正如卡夫卡的小說

《審判》中的法院實為世界的象徵(Posner, 1998[2001]: 135-6),陷入被處理位 置的居民,所面對的法院不僅是真實的法院,也是錯綜複雜的政府機關,以及來 自社會的占用汙名。

戰後台灣曾經歷一段無法/法外的時期,而法律體系的逐步建立,則被視為 國家邁向「現代化/文明化」的關鍵之一;在空間治理上,都市地景的管制以及 相應的都市計畫法令的完備與落實,也被認為是「現代」的表徵。在此脈絡下,

非正式住區的拆除,從戰後至今皆夾帶著去除落後景象、追求更進步與現代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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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風貌的意識形態。

透過司法介入處理占用,使都市發展與公有土地管理使用的公共爭議,窄化 為合法與否的爭辯,掩蓋了國家收回土地後開發目的與手段的問題,也迴避了國 家與特定人民、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基本問題。在自由主義的法律論述中,國家與 社會甚或特定人民的關係即指向基本權利保障的問題,但當國家推動都市發展與 土地開發計畫,所必須處理的並不只是個體化的權利保障,同時也必須回應土地 外部性、集體消費提供等課題367,思考土地開發與都市發展的目的,並重新檢視 公有土地的角色,以及在公有土地管理使用議題上,政府的角色應該是什麼。

在華光這類座落於公有地卻無土地產權或使用權源的非正式住區迫遷爭議 中,土地所具備的居住、使用功能,以及人們在其上生活、開展生命等意義,皆 被產權中心的權利系統所穿透。同時,居民直接挪用的權利主張,是在當前必須 仰賴私產權的大傘,才得以保障生命、生活等欲求或基本需求的社會條件下,所 選擇爭取的保障措施。因此,這個選擇既是策略性的(目的在於其背後可連帶保 護的欲求或需求),也是信念與目的本身。

然而,其與私有產權的親近性,使之容易落入既有「土地開發引導的發展(財 政)、產權(權利)、司法或形式法治主義(法治)」的主導框架,而難以公共化 和政治化。再開發計畫所引發的空間戰爭,遂被抽象化為權利的論述鬥爭、象徵 鬥爭,法治主義的幽靈在其間盤旋不止。面對這樣的處境,如何找到人與土地關 係的替代出路,或者如何挑戰國家挾之以令社會的、益發擴張的抽象系統力量?

或許我們得重新進入生活世界,仔細梳理複雜糾纏的權利論述背後所埋藏的真實 欲望、恐懼,以及建構過程中的種種詮釋;同時,在運動過程中不斷嘗試轉譯、

接合不同的願望與利益。此外,面對國家在發展主義下的財政、權利、法治主導 框架,除了仔細梳理居民的真實願望與利益,並在個案上對抗、爭取較好的條件,

也必須轉向制度上的倡議與變革,以及長期培力更多擁有不同戰鬥位置,同時意 識到三者關係與影響的居民、組織者與支持者,才能逐漸鬆解三者之間的鍊結,

並展望不同的城市生命可能。

367 這並不意味可以恣意使用「公共」凌駕「私人」,簡單地將「公共性」與「私益」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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