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救助與管制：對「正常」高等教育體制的維繫
超過 40 分者 11 人，及格者僅 1 人（71 分）。翻譯成績更差，除「批零分的卷子多至不 可勝數」外，不時還出現「妙文」 ：翻譯的「牛頭不對馬嘴」者有之，寫打油詩自嘲者
有之，完全不會寫而大打「同情牌」者有之。如其記錄某位女同學在試卷中寫到：
仁慈的閱卷先生：我是一個從逃難，將流亡的女孩。家是陷落在江蘇，將有兩年 多未讀書。這次由朋友幫助，叫我來考，借了路費！慈悲的先生，求你給我一個 機會。假如沒有學校進，我就無歸宿之地！無路可走。懇求先生能賜給我點分數，
萬分感激！可憐者僅上。
另一位師範學校來考大學考生則直言：「英文！英文！對你無情，我是一個服務二年的 師範生，哪裡能比得上「下江人」？傷心哉？遠擯於大學之門。罷！罷！罷！買舟東下
219 此批評早在 1939 年全國教育會議召開前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如魯繼曾就曾為文指出大學教育必須
「重質量輕數量」，除主張需提高大學入學考試試驗標準、明確規定招收同等學力學生規定外，也必須在 大學修業期間嚴格考試以淘汰資質不佳或成績不良的學生，同時實行一地區大學重複院系整併，以集中 師資與設備來強化大學生素質。在 1941、1942 連續兩年，國民參政會議員也要求教育部長改善大學生素 質低落問題，並要求陳立夫保證不再增設大學。分見：魯繼曾，〈關於實施大學導師制之商榷〉，《教育雜 誌》，第 29 卷第 5 號（1939 年 5 月），總頁 47191。《參政員顧頡剛謝冰心趙和亭王宇章譚文彬五人詢問 案》，1942 年 10 月。藏於：《對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詢問案之答覆》，黨史館，檔號：一般檔案 520 .1/
38.1。
殺敵人！」220徐氏的紀錄除是投考大學學生英文程度低落的明證，更反映了教育部在大 專院校普施貸金等救濟措施已產生不好的化學變化：青年非為「學習」而入大學，實已 將就學視為「謀生」之法。此實是戰時不少大專學生學養嚴重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浮濫的救濟制度也難以避免地形成戰時大學生「苟且偷安」與「貪便宜」等 負面風氣。戰時領取貸金者固然不乏認真讀書、日後頗有大用者（如上陳立夫所舉例 者），但坐領貸金、僅圖安逸者亦多。王熙在「八一三」滿二週年時投稿「懺悔」其讀 大學的目的僅圖在後方領貸金安逸過日。其言：
我常常企圖像平日一樣的生活下去呦！學校給我們選的課程不還是同戰前一 樣？教授不也還是像戰前那樣講授？我們聽課，我們參考，我們追女人，也還不 是一樣！校內有消費合作社，有學生俱樂部；校旁有各等吃食，冰淇淋，西瓜，
都非常方便。這裡的國難，我們記不起來，除了偶有的空襲之外，我可以像以前 一樣的生活下去。221
王生的心態很能反映為何戰時大專院校流行一句口號：「革命的去，不革命的來，反革 命的裝『算』」，而政府似乎又有意無意地「鼓勵」這樣的風氣，難怪左派報刊會大肆宣 揚國民黨的抗日教育是「上前線的思想錯誤，死讀書成功後再報國的最為理想，遇事一 切馬虎的也尚不失中庸之道」222，加深外界對陳立夫救濟措施的負面聯想。
至於貸金制度促成戰時青年學生「貪便宜」的惡風，應觀曾在《學生之友》中沈痛 地表示此正是「青春花園中必須拔除的第一珠雜草」。其言：
貪便宜是對不應得的利益取巧以得之，或規避應盡的力量，以覓取捷經（應為「徑」
之誤）以自欺欺人。抗戰發生後，青年貪便宜的心理真是突飛猛進，普遍和深刻 化了。以前的公費和現在的貸金是國家在戰時於財政極端困難之中勉強籌撥以救 濟戰區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的，不是戰區出來或者不是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之不 應享受可說是天經地義。然而公費生之中至少一部份並非戰區而經濟來源斷絕的 又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有人說公費名稱有點明通公溥的意味，容易引起青年追求 的動機，不如改稱貸金，可以表示權責的關係，而杜絕冒領的根由，這也是正名 的一種微妙作用。看呵！請領貸金的人數比了請給公費待遇的人數有沒有減少？
「管他要還不要還？弄到了手再說」，外交上的現實主義打中了這般青年的心
220徐仲年，〈龍門厄（二十八年度統一招生特寫）〉，《學生之友》，1 卷 1 期（1940 年 6 月 15 日），頁 72-74。
221王熙，〈一個大學生的懺悔 〉，《新華日報》， 1939 年 8 月 26 日。轉引自：時事問題研究會，《抗戰中的 中國教育與文化》（延安：出版者不詳，1940），頁 123-124。
222 上見：易水，〈一種奇怪的口號〉，《全民抗戰 》，第 8 號（1938 年 7 月 29 日）。轉引自：時事問題研究 會，《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頁 111。
坎，孔聖人的正名作用不得不退避三舍。學校要嚴加審查，分別駁斥罷，學生就 裝模作樣，苦苦哀求，家長的申請，要人的八行，便是雪片飛來，於是穩練的教 育家也就只好讓步，給予貸金。像這樣貪便宜的心理結果變成侵佔國庫的行為，
使這般青年將來為國家服務，能夠希望他們不浪費公款嗎？能夠希望政治清廉 嗎？223
除了上述惡風外，貸金與公費的不足所造成的「爭、搶、騙」等風氣同樣在戰時的校園 不時上演，筆者以為此絕不能僅歸因於學生「戰時心理的變態」（此為應觀原話），貸金 等救濟制度政治方面考量與施行不善才是負面教育風氣形成的源頭。
第三，龐大救濟經費也嚴重壓縮正規高等教育運行的經費。據教育部統計，專科以 上得貸金者每年常在 5 至 7 萬人左右224；陳立夫自言戰時大中學校畢業全賴國家貸金或 公費完成學業者共達 12 萬 8 千多人之眾。225這些龐大且長年依賴政府救濟的大中學生 除是政府沈重負擔外，更幾乎搾乾了一切可用的教育資源。陳立夫曾言：「此項（指救 濟）支出費用浩大，幾乎超過全體教育文化經費二分之一」226，然而實際考察戰時救濟 費用佔據的教育經費比例甚至較陳立夫估計的要高。據 1942 年教育部統計，該年度各 級學生貸金加員工米貼竟高達 161,463,836.42 元，除超支原預算達 24,463,834.42 元，同 時時獨佔該年度全部教育經費的 75％，而同年高等教育經費僅佔教育部經費的 5﹪。227 如此稀少的高等教育經費實難期望在高教師資、硬體設備、圖書資源等上能有何補充增 益，可見戰時教育部在注重「青年救濟」的同時卻失卻了強化「高等教育」的本務，此 絕非一正常、健康的教育體系會出現的現象。
第四，救濟資源不斷地被稀釋，導致多數大專學生生活在飢餓的邊緣。貸金制度在 正式上路後設定的申請與審核門檻甚低，日後甚至擴及非戰區學生，往好的方面看是「雨 露均霑」，但無疑也形成嚴重的浪費公帑與分配不足的問題，在救濟資源被大幅稀釋情 況下，各地學生實領貸金微薄，不僅難以奢言「營養」，甚至連最基本的飽足都稱不上。
翁之達在 1940 年以〈青年營養問題之商榷〉一文鄭重呼籲政府關心青年的營養問 題。該文是在當時日益高漲的「救救青年」的呼籲下提出。「救救青年吧」這個呼聲，
最早是有學者認為戰時大中院校學生課程過重而發出，而翁氏確認為青年營養不足危害 更烈。翁氏指出政府當局在教育議題上僅注意「青年的教學、訓育、學校環境、設備、
升學與職業指導以及思想、行為」，卻忽視對青年的營養的照顧，直言「青年倘若營養 不足，以致身體不健康，則其他種種有關教導的設施，縱然已達到圓滿的標準，也歸於
223 應觀，〈莈除春天的雜草〉，《學生之友》，第 1 卷第 1 期（1940 年 6 月 15 日），頁 25。
224 《1937 年以來之中國教育(有關教育工作報告)》，《革命文獻》，第 58 輯，頁 61。
225 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頁 58。
226 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頁 58。
227《教育部三十一年度主管教育經費表》（原件無時間）。藏於：《教育部三十一年度工作考察總評提要對 照簡表報告》，黨史館，館藏號：一般檔案 493 227。
無用」228。翁氏舉二十七年冬季教育部派遣專研青年營養的周尚氏針對重慶市公私立中 學所做的營養調查為例，僅私立巴蜀初級中學與私立廣益中學留心青年健康，學生營養 狀況良好外，其餘各校的學生均未有適度的營養，229反應了公立學校限於經費與節節高 昇的物價，伙食狀況極不理想。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隨政府高倡「節約」與「克制私 欲」，並且以學校膳食經費是否有結餘而評價學校行政的考績，竟出現有校方一昧苛扣 學生伙食的現象。翁之達批評到：
有一小部分的學校當局，卻不足取了。他們竭力節省學生的膳食，使之有餘，而 美其名為膳餘，以充別項的用途，青年在這種節膳狀態下，不單談不到營養，也 講不到果腹。戕賊青年的體健，沒有比這件事厲害了。當時這些少數學校只有「教」
而沒有「養」，實是畸形的發展。其將雖有寥寥可數的人們，著文反對，但未能 完全糾正這種辦法，更有些不合理的人們，更以膳餘的多寡為衡量此少數學校辦 學成績的優劣，這真是匪夷所思了。230
在翁文發表後不久，教育部確也頒發《各級學校實施農業生產辦法大綱》，透過規定「大、
中學生每人每週服務三小時」、「農業生產以種菜、養牛羊、作豆腐、養蜂、養魚等為主」， 以「增進學生食料營養與生產技能」，231但在日軍空襲頻仍與各校持續不斷搬遷下實施 成效有限。至 1942 年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召開時，參政員童冠賢、周士觀、
郭仲隗、呂雲章、陳博生等五人仍以「邇來物價飛漲，學生伙食貸金不能比例增加，致 學生營養日壞、百病叢生，各校因伙食而鬧風潮者，時有所聞，情緒惡劣，風紀蕩然，
長此以往，教育功能將有不能維持之勢」，要求教育部改善。232
由上可知，戰時救濟資源的分配與審核不當實是形成大專學生「吃飯難」頭號困擾
由上可知，戰時救濟資源的分配與審核不當實是形成大專學生「吃飯難」頭號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