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謂三民主義教育的「功能性」與「實用性」被大幅度宣揚，也是國民黨內部自許崇清 以來不斷強調教育中經濟與建設功能的總匯集。而三民主義教育方針中強調的「國家建 設」、「社會建設」與「物質建設」三大功能，實也呼應前述國人對國富民強的渴求與 期待。故在日後 1931 年 5 月國民會議召開後，直接在「確定教育設施趨向案」中明定
69 詳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
頁 260。
70 詳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262。
71 王奇生以各級學校開設有黨義課程、中訓部設有黨義教育科、國民黨對各級學校黨義教師資格加以檢 定為由，認為國民黨「黨化教育」理念未有改變，持這類判斷學者為數頗多。而筆者同意黃堅立對這類 視三民主義教育仍是黨化教育者的反駁：「這一種解釋顯然忽略了一個事實，即 1927-1928 年設制的政治 教育計畫若得以貫徹的話，其結果將是更公開、更為廣泛的政治干預。」上分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 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260。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 策》，頁 45。
72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中即以大篇幅批評過去政府對於教育政策的「放任」，認為 此正是造成教育出現「六濫、四惡、三害」的主因。《事略稿本》，第 12 冊，1931 年 11 月 17 日，頁 347-348。
中國教育將以「秩序」與「生產教育」為兩大發展「趨向」。73直至 1937 年中日大戰爆 發前，國民政府均以此二點為教育施政重點不曾改變。
總上討論可知，國民黨的教育主張原就誕生於政治與戰爭動員的需要，而在當時黨 內左派協助下，「黨化教育」一度頗受國內青年支持，也確曾協助國民黨在北伐初期取 得戰爭的優勢，收效頗大。但隨國共兩黨的決裂與北伐後國民黨獲得全國執政地位，「黨 化教育」畢竟因爭議不斷與不利穩定校園秩序、從事教育建設而遭廢止，終有三民主義 教育方針的提出，故筆者以為實不宜再將兩者化約地視為同一。然而三民主義教育力主 的穩定校園秩序，從事全國經濟與建設事業兩大方針，卻隨日軍對中國侵略腳步的加劇 受到巨大的挑戰，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抗日學潮壓力與可能隨時爆發的戰爭動員需要，
國民政府在 1930 年代的高等教育政策中也被迫做出調整的努力，其成功與失敗都成為 戰時陳立夫主政下教育的借鏡，故在第二節中將詳述這些變化與得失。
73見：《第三屆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關於教育的決議案》（1931 年 5 月）。收於：原春暉，《中國 近代教育方略》，頁 183-185。
第二節 國難教育的實施：三民主義教育的實施與困境
目前學界對於戰時教育的探討多僅以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教育的破壞 為起點，74卻忽略了中國教育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就一直處在戰爭可能隨時爆發的陰 影與壓力之下，且早有部分大專院校如東北大學等已受戰爭波及；全國其他地區大專院 生也深受日本公然侵占中國土地的刺激，在憂慮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可能下進行各式抗爭 運動，對三民主義教育’的實施造成巨大衝擊。故嚴格來說，日本對中國教育的干擾如 同其侵略歷程一般，是一長時間且依時局不斷變化的歷程。若欲正確理解陳立夫為何堅 持「戰時教育平時化」原則，實必須追溯自三民主義教育在 1930 年代中為因應來自內 外的龐大壓力已做的調整與困境。本節本於上述宗旨將致力於探討：1.九一八事變後中 國大專院校興起的抗日風潮；2. 國民政府如何調整高等教育政策以因應各大學出現的抗 日浪潮；3.國難教育的討論與實施。以上述三點作為深刻了解陳立夫擬定戰時高等教育 政策背景因素的切入點。
一、日軍侵華下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衝擊：學潮再起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
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 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75
上面是作家王鼎鈞回顧半世紀前親身經歷的中日大戰所留下的回憶註腳。如王氏指 陳的，對 1930 後的中國青年而言，對日本的仇恨之所以會成為「無法融化的冰」，絕非 僅導因於 1937 年一場突發的盧溝橋事變，而是肇始於日本自清末以來對中國版圖的蠶 食鯨吞、對中國民族尊嚴的任意踐踏。對一個成長在 20、30 年代的中國青年而言，從 小聽聞日軍暴行，近則又深受濟南慘案、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刺激，對民族生存危機 感與對日本的仇視態度可謂達到民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青年對國家與自身前途的憂 懼，與 1920 年代對北洋政府的不滿並無二致，使原先國民政府欲透過法規管制與「正 常化」校園體制而壓制學潮努力完全失敗，也嚴重衝擊國民政府甫剛制訂的三民主義教 育政策。
74 如胡國台對戰時中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就以「盧溝橋事變」爆發為研究起點。見：胡國台，《浴火重生：
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縣：稻香出版社，2004），頁 13-69。。
75 王鼎鈞，《怒目少年》（台北市：爾雅，2005），頁 20。
分析 1930 年代再次風起雲湧的大專院校學潮起因，最初與 1920 年代有相當程度的 雷同－政治、教育與社會問題的複雜混合，但時局變化卻導致國民黨在學潮中的主客易 位— 從領導學潮到成為學潮批判的對象。尤其在 1929-1930 年間，部分學潮起因於國民 黨內的政治惡鬥，更讓國民黨在學生運動與組織中聲名頗惡，飽受批評。76但真正讓國 民政府成為學運眾矢之的者，當屬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一連串「抗日救國」
學潮。正如周美華對時局的分析：「儘管中央顧慮萬千，苦心孤詣，延遲抗日時機卻頗 難得到社會輿論的理解」。77也許國民政府曾不斷向學生暗示或明示政府其實有對日抗戰 的準備，但短時間內學生們僅見到政府對日本入侵反應軟弱退縮與日本侵略氣焰愈行高 漲，時間越久，不滿越增，終使學生的街頭示威、進京請願愈演愈烈。而其中又以「九 一八事變」與「冀東事變」後引發的兩波抗日學潮規模最大也最受關注。
（一）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日學潮：
1931 年秋天日軍藉口中國士兵破壞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出兵攻擊東北守軍。在 張學良下令不抵抗情形下78，日軍迅速佔領整個東北，是為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自 9 月 20 日報端刊載日軍強佔東北消息後第二天起，大專院校師生憤於日軍對中國侵略的 蠻橫行徑，紛紛以校園作為抗日的輿論基地，從發表抗日演講、刊物，到上街遊行請願，
甚至互相串連或是與其他團體合作實際進行各種抗日的手段，使南北抗日浪潮幾成鼎沸 之勢。據報載，在九一八後約四個月間（1931 年 9～12 月），上海、南京、平津、山東、
湖南、杭州、廣州等地陸續有大、中學校學生發起抗日救國運動，其中又以上海地區最 具組織與規模。79各地抗日運動大致情形如下：
1. 上海地區：9 月 21 日，上海市大、中、小學校負責人即假市教育局開會決議組織
「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同時議決積極注重體格鍛鍊、課餘實行愛國工作 等 4 項工作；9 月 23 日、24 日，上海大、中學生分組「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 國聯合會」與「上海中等學校學生抗日救國會」二長期性抗日組織，除決議進行
76 1929-1930 年間學潮問題主要是導因自過去黨化教育下政治過度涉入教育事務（如各校人事任免、教育 行政、經費運用等等問題）的殘留。伴隨此問題所產生最大的教育界畸形現象就是胡漢民等所批判的「學 閥」問題。樊仲雲（1901-1989）早在 1930 年指出學潮誕生於教育界中的黨政惡鬥，其言：「學校在一方 面是一個飯碗，是一個地盤，可以安置私人，可以培養黨羽，這樣，自亦不免為官僚角逐之的。於是彼 此利用學生，遇事生風，驅逐校長，以遂其私圖。至於學生，則以畢業以後，出路大是問題，若有機會 能結識一個官僚，為其走狗，則不但此後生活有著，或者還可從此飛黃騰達，現在許多新貴人不是也從 這裡出來麼？這樣，一般人所自詡為學校神聖之地，現在竟是權力爭奪之場。」1931 年 2 月胡漢民更在 立法院紀念週作演講時不假詞色地指明國民黨部份官僚利用學校作獵位逐利之爭正是「學閥」出現之因，
其言：「由官而教的，把手下的職員都變成了教授。由學而官的，許多教授們也都變作官了。這種情形，
有人說是『政教不分』，中國人什麼事情都辦不好，最大的原因便是在此。」分見：樊仲雲，〈官僚教育 與買辦教育〉，《教育雜誌》，第 22 卷第 9 號（1930 年 9 月），總頁 35499。胡漢民，〈整飭學風聲中教授 與學生應有的覺悟〉，《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3 號（1931 年 3 月），總頁 36502-36505。
77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 127。
78 據楊天石的研究，九一八事變後「不抵抗」命令實出自張學良而非蔣中正之意。詳可參見：楊天石，〈「不 抵抗主義」到底是誰提出來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 頁 100-120。
79 《教育雜誌》在 1931 年 11 月號「教育界消息」專欄中有關於九一八後中國國內外各地抗日救國運動 的詳細報導。參見：《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11 號（1931 年 11 月），總頁 37713-37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