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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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指導教授：呂芳上研究生：汪伯軒.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六月.

(2) 目錄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第一章戰爭、政治與教育：三民主義教育的制訂與變化第一節. 從動員到常規：三民主義教育方針的確立… … … … … … … .… .… … … 9. 第二節. 國難教育的實施：三民主義教育的實施與困境… … … … … … .… … … 26. 第三節. 陳立夫出任教長與「戰時教育平時化」方針的提出… … … … .… … … 51. 第二章救助與管制：對「正常」高等教育體制的維繫第一節. 覆巢之下：戰爭初期日本對高等教育的蓄意破壞… … … … … … … … .71. 第二節. 對高校的拯救與控制：「聯合大學」的出現與功能… … … … … … … … 87. 第三節. 寓爭取於救濟：戰時貸金、公費與互助社制度的實施考察… … … … 107. 第三章改進與調整：國家對高等教育全面的涉入第一節. 戰時大專院校的國立化運動和教員入黨運動… … … … … … … … … … 123. 第二節. 對高等院校體質的調整：大專院校的專門化與生產化… … … … … … 154. 第三節. 「文化租界」的收回：陳立夫對大專院校課程內容的主張與調整… 188. 第四章招致與動員：陳立夫與青年工作的展開第一節. 陳立夫與「戰區教育」工作的推展… … … … … … … … … … … … … … 215. 第二節. 「平時化」與「動員化」：戰時高等教育中的動員政策… … … … ..… 249. 五、結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9. 附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9 徵引書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4. i.

(3) 附表目錄表 1-2-1：1932～1937 年度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學系數與文實類比例表… … … … ..35 表 1-2-2：1931～1937 年度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人數與文實科別表… … … ..36 表 1-3-1：1925-1945 年陳立夫擔任的黨、政、軍主要公職… … … … … … … … … .55 表 2-1-1：戰爭初期上海十四所大學損害詳細情形表… … … … … … … … … … … ...78 表 2-1-2：戰時歷年財產損失統計表… … … … … … … … … … … … … … … … … ...… 80 表 2-1-3：戰時大專院校直接損失統計表… … … … … … … … … … … … … … ...… … 80 表 2-1-4：1936～1945 年度專科以上學校校數與學生數統計表… … … … … … … ..81 表 2-2-1：戰時各聯合大學籌組與遷移一覽表… … … … … … … … … … … … ...… … 91 表 2-3-1：1936 與 1937 年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與學生數比較表… … … … ..… … .107 表 3-1-1：抗戰前後大專院校概況比較表… … … … … … … … … … … … … ..… … … .124 表 3-1-2：戰時國立大學佔全國大學比例表… … … … … … … … … … … … … ..… … .124 表 3-1-3：各省私立大專院校改國立概況與時間… … … … … … … … … … … ..… .… 129 表 3-1-4 戰時各改制國立大專院校校長人選與相關決策變化表… … … … ..… ....140 表 3-2-1：抗戰期間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概況表… … … … … … … … … … … … ..… ....156 表 3-2-2：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文、實類、師範學院數量表… … … … … … … … … ...157 表 3-2-3：1936-1945 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文、實類科學生數表… … … … … .… ....157 表 3-2-4：抗戰期間成立之國立省立獨立學院、專科學校表… … … … … … … ......158 表 3-2-5：1942 年至 1944 年大學、師範、農工學院輔導中等學校一覽表… … ...168 表 3-2-6：建教合作委員會關於專科以上學校設科設系與國防生產建設機關聯絡議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2 表 3-2-7：資源委員會及附屬機關選用各大學 1943 年年度畢業生服務情況表… 182 表 3-3-1：1943 年 11 月教育部審訂大學用書概況… .… … … … … … … .… … … … ..205 表 4-1-1：「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所屬訓練機構歷年收訓人數統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1 表 4-1-2：戰區教育經費預算數與全國教育經費預算數比較表… … .… … … … … 235 表 4-1-3：1940～1943 年教育部冀魯戰區戰教人員遇難概況表… … … … … … … 236 表 4-1-4：戰時從事戰區教育工作遇難人員名單及其概況表… … … … … … … … .239 表 4-1-5：戰時專科以上學生招致人數與全國專科以上學生人數比較表… … … .248 表 4-2-1：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體育標準考試表… … … … … … … … … … … … … … .255 表 4-2-2：各大學選派成都航空委員會員生人數表… … … … … … … … … … … … .265 表 4-2-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生因逃避徵召而遭開除處分表… … … … … … … .268. 附圖目錄圖 4-1-1：戰區教育領導系統示意圖… … … … … … .… .… … … … … … … … … … ...222 圖 4-1-2：督導區域分區系統圖… … … … … … … … … .… … … … … … … … … … … 223. ii.

(4) 謝辭. 論文的寫作，是個辛苦且漫長的歷程，沒有師長、親友的從旁支持與協助，是很難順利完成的工作。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呂芳上老師充分的信任與支持，芳上師教導筆者注意論文的結構輿論述，在論文遇到瓶頸時給予筆者新的思考與方向，筆者要致以由衷的感謝。同時感謝論文審查的兩位優秀的教授，他們分別是政治大學的劉維開老師與輔仁大學的林桶法老師，兩位老師在論文大綱審查時即給予筆者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並致謝。其次，最感謝的是家人的大力幫忙與支持。首先是遠在高雄與海外的雙親，他們在筆者論文寫作時期不斷給予鼓勵，時時關心筆者的論文進度。妹妹汪明慧多次協助筆者到黨史館抄寫檔案，甚至犧牲自己的時間幫筆者將檔案打成電子檔，對本論文的寫作幫助頗大。尤其感謝內人的支持與幫助，她在筆者從事論文寫作時期，不但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從論文的初稿到完稿，她都仔細閱讀與協助校正字句。因筆者必須同時兼顧工作與論文寫作，沒有以上家人的體諒與協助，本論文的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最後，感謝所有與筆者一起打拼的大學好友，大家雖然分讀不同的研究所，研究領域也各不相同，但總能一起討論與打氣，在此向所有幫助過筆者的師長親友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5) 摘要. 陳立夫，中華民國史上最長任，也是最具爭議性的教育部長。在陳氏長達七年的任期中，他一面力主穩定高等教育體系，堅持「戰時教育平時化」方針，以聯合遷移、實施戰時救濟等方式保存了大量的戰區學校與師生；一面依照戰時國家戰爭與建設的需要，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學校體系、分佈位置、課程內容等進行改革；同時也配合國家總動員的工作，在戰區與大後方的大專院校實施各種徵調與動員活動，對鞏固與發展國家的高等教育，陳立夫有極重要的貢獻。然而陳立夫為確保國民黨政權的鞏固，他利用戰時大環境的困難，以經費控制、人事安插、師資審查、實施訓育等方式，來增強國民政府對各高等院校與大學師生的控制，這些措施也使陳立夫備受抨擊，在當時與日後均爭議不斷。為能更深入與持平觀察陳立夫在戰時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表現，本文以相關的政府檔案、報刊雜誌、時人回憶等資料，首先探討陳立夫在戰時出任教育部長的因素與功能，再論及陳氏力主「戰時教育平時化」方針的意義與背景，最後依照陳立夫主要的施政主軸拯救—改造—動員三大工作依序進行討論，試圖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字：陳立夫、戰時教育、戰時高等教育、戰時教育平時化.

(6)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緒論：. 一、研究目的：俗語說：「教育為國家百年大計」，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教育對國家長期發展極其重要，二是指教育在短時間不容易看出效果，必須長期投資。但若設想一個貧弱的國家，外有強國入侵，內受分裂所苦，而該國執政黨體認到其教育政策已不耐等「百年」後再見效，必須兼顧在短時間內配合國家的建設與動員需要，那他的教育方針應該如何調整與因應？上面這種情況，就發生在 1930 年代的中國。尤其當 1937 年盧溝橋事變挑起了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國弱民貧的中國執政黨決意賦予教育政策兩大要務：第一，替國民政府爭取國家領導的正統權；第二，在國家總動員格局下，作為凝聚民族意識，強化抗戰力量的重要管道。然而戰爭初期國民政府的教育前景可謂一片黯淡，甚至連起碼的學校體制均搖搖欲墜，不少人對此表示憂心忡忡。此一則源於日軍假入侵之際，沿途大肆燒殺破壞中國的各級學校，造成嚴重的師生流離與死傷，中國教育體制幾陷癱瘓；二則國民政府在軍事優先的情況下，教育經費被大幅限縮，使教育事務主持者有「巧婦難為無米炊」之慨；三則社會輿論對戰時教育方針議論紛紛，學校內部不安，離校投軍或返鄉者眾多，而中共卻利用此時機不斷吸收學生，國民政府的教育領導權受到強大的挑戰。面對這內外多重危機，許多問題已是迫在眉睫：眾多流亡師生壅塞於內遷之途，亟需安置；教育體制必須在大後方整頓重建；陷於淪陷區或戰區的青年學生必須爭取等等。而此時原肩負安頓教育重任的部長王世杰(1891-1981)因無法勝任而請辭，故決定最適合的接任人選，成為當時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中正(1887-1975)仔細思考的問題。 1938 年元旦，陳立夫(1900-2001)被召見，蔣當面要求由他接掌教育部。最初陳立夫感到意外，亦堅持教育工作與其原任調查統計工作性質相差太遠，無法兼任。直至次日，蔣中正始同意陳辭去調統工作專任教育部長一職1 。臨危授命的陳立夫，之後共掌教育部達七年之久，幾乎與中日戰爭相始終。陳立夫可說是中華民國史上任期最長，也是最具爭議性的教育部長，這本身就讓同為教育工作者的筆者深感著迷，故擬以此作為碩士論文研究的對象。. 1. 陳立夫被蔣中正召見面囑擔任教育部長之情形可見於陳立夫的回憶錄《成敗之鑑》與《撥雲霧而見青天》之中，惟兩書記載稍有一些不同。前書較之後書多一段內容，即陳氏自言最初難以允諾是因其原任第六部調查統計工作就已包含教育在內，亦覺當時教育問題確實千頭萬緒相當棘手，故其對蔣中正之令同時身兼調統工作與教育工作感覺有些難以接受。個人以為此段記錄透露陳氏第一時間不願放棄已接手十餘年的調統工作，對教育工作也初無把握。此將於後第一章第三節有深入討論。上見：陳立夫，《成敗之鑑》（台北市：正中書局，1994），頁 219。 1.

(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就目前學界對戰時高等教育研究狀況來看，筆者以為陳立夫與戰時高等教育尚有以下三點值得再深耕之處：第一，陳立夫出任戰時教育部長的背景因素及其功能。此點雖屬細節，但筆者以為卻是研究戰時高等教育的關鍵。目前學術界對陳立夫在戰時教育扮演的角色與意義研究是明顯不足的。如 1994 年後陳立夫陸續發表中英雙語的《成敗之鑑》，一時間「引起海 2 峽三岸政學各界的轟動」。但幾乎所有人的目光均集中於陳立夫辦理「國民黨黨務」、「國共關係」與「赴俄秘密外交」等三方面，對於陳立夫最感自豪、在回憶錄中著墨最多的「戰時教育」卻相對興趣缺缺。這反映在 1995 年 7 月 24 日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召開的「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竟無一篇有關戰時教育的論文發表可見一斑。此後相關論述依舊不足，僅有台灣學者胡國台在 2004 年出版的《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一書中稍有論及陳立夫出任戰時教育部長的功能；而大陸學者張珊珍也在 2006 年發表〈陳立夫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一文，簡要介紹陳立夫對於戰時教育方針的提出、高等院校播遷與增設、中等教育、社會教育、國民教育、邊疆教育、華僑教育等大的教育施政規劃，與本文宗旨較為接近，然張氏之文以短短 20 頁規模談論甚為複雜的各項戰時措施，自然難以深入，筆者以為可藉由耙梳更多史料後再加以深耕。第二，陳立夫在規劃「戰時教育平時化」教育方針時背後的動機、目的與其實施的手法技巧等研究可再加以精進。歷史現象當是時間、空間、人事等三者混合下的產物，但目前對戰時教育研究多有「分離」之弊，即非僅關注於政策條文（主要為「戰時教育平時化」教育方針本身，或是各別政策如訓育制度、體育制度等），不然就是大專院校、個別人事的研究，容易形成「政策制訂」與「政策落實」分離的不合理現象。筆者以為從「戰時教育平時化」制訂者陳立夫為研究出發點，結合其政策規劃探討、實際執行情況與對困難的因應調整，再深入到其人事佈局與操作手法等探討，當能以更全面與鮮活地方式理解戰時高等教育的規劃、執行與侷限，補足目前對戰時教育研究的片面與單薄問題。第三，對陳立夫在部長任內推動的各種新的教育政策做更深入的探討與評價。考察學界對於戰時各項政策的討論不少，但多帶有「由小看大」的特質，對於戰時教育最高方針「戰時教育平時化」方針下規劃的初衷、過程與扮演的意義缺乏完整的交代，也同時受此侷限，對於各項政策難以當時環境背景作較客觀的評價，導致不少評論均深受研究者本身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所左右。筆者欲以戰時戰爭環境與國民政府對教育的期待為出發點，結合陳立夫整體施政規劃與操作手法的研究，並利用目前所能取得的各種史料，力求「由大看小，以小證大」的方式，希望能對戰時教育提供既宏觀但不失細膩的討論。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以陳立夫對戰時高等教育的規劃與影響為主要對象， 2. 唐德剛語。見：唐德剛，〈陳立夫早年哥大口述回憶殘稿勾沈〉，《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論文集》（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頁 1。 2.

(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旨在考察面對戰時內外緊迫的大環境與戰爭動員的需要，陳立夫如何謀劃與因應。主要目標有三項；1. 瞭解陳立夫如何在戰時替國民政府爭取與保存高等教育人才；2.調整戰時教育制度、課程與人才訓練，「挽救」陳氏認定過去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端3：3. 陳立夫如何動員戰時前後方的高校人力資源，同時推動有哪些重要政策。為方便討論，本文將陳立夫在戰時推動的各種高等教育政策區分成「爭取與拯救」— 「改造與管理」— 「動員與徵調」三類再加以細部討論，期能以陳立夫角度出發以瞭解這些教育決策的背後的運作與考量，對整體中國戰時教育提供不一樣的視角與研究成果。. 二、研究回顧：目前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國民政府教育部門的官員和社會各界對戰時教育進行的總結，嚴格來說還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這些作品最要者有戰時陳立夫自撰的《抗戰一年來之教育》、《抗戰二年來之教育》、《戰時教育方針》、《戰時教育》、《最近之教育》等大量政策性介紹文章（多為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錄），以及戰後陳立夫所出版《戰時教育行政回憶》（1951）、《成敗之鑑》（1994）、《撥雲霧而見青天》（2005）等書，均可提供研究陳立夫施政方針、心得與檢討等初步材料。該類作品尚包括與陳立夫同時任職教部的重要官員日後所發回憶錄兼評議教育之書，如顧樹森(1886-1967)〈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1961）、張道藩 (1897-1968)《酸甜苦辣的回味》（1968）、吳俊升(1901-2000)《教育生涯一周甲》（1976）、劉季洪(1904-1989)《教育生涯漫談》（1986）、顧毓琇(1902-2002)《百齡自述》（2000）等。另有戰時來華美籍教師璧海范（Hubert Freyn）所著《抗戰中的教育》（1940）、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1940 年）等作品，各自提供不同對戰時中國高等教育的觀察與評價。必須指出的是，這些作品雖提供戰時教育極重要的相關證言與觀察，但受限於當時國共意識型態與政治敵對的大環境下，這類回憶錄或評述多數會隨敘述者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各有所偏。大體而言，隨中華民國政府搬遷至台灣的官員或教員，多對國民政府在戰時物資困窘情形下仍勉力維持教育質與量持高度肯定，讚揚教育部對流離失所教員與學生施行貸金制度的「德政」，具有淡化國民政府思想控制，肯定三民主義教育政策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方針等特徵。如戰時擔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的吳俊升在其回憶錄中對陳立夫主持教育行政工作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盛讚陳立夫行政中立，對屬下充分授權，使其工作順利愉快。4 此自然有美化陳立夫在戰時表現之嫌。. 3. 陳立夫曾言中國過去高等教育之弊端有「偏重知識灌輸，而忽視德育，誤解體育」、「不重視生產教育，所造就之人才，不能供應國家之需要」、「不能實行現代生活，所以不能夠使學校教育與環境打成一片」、「由於過去之教育主張不定，所以有人失去自信，而盲目的信仰不適國情的制度」、「由於過去教育理論之近於空洞，所以不能集中力量於明顯的目標，而普遍的實現已定之計畫」，而這些缺失是中國欲求抗戰勝利亟需「加以根本治療」者。見：陳立夫，《戰時教育方針》（出版地、出版社不詳，1939 年 10 月初版），頁 3。 4 吳俊升言：「我執行政策，能完成任務，主要由於陳部長的信任。在決策時，他能傾聽和考慮我的意見， 3.

(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另一類則是選擇留在大陸官員或學者，如戰時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顧樹森5 等，其對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政策正與上一類觀點相反，對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批判尤烈。顧樹森曾評論中國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就是「反共思想教育」，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完全是「政治考量」6 。而陳立夫就任後的表現則是：「陳立夫當了部長，當然帶著許多人來；不但除我以外各司司長都換了人，而且各司屬員名額驟然增加了幾倍，連佩帶手槍的特務份子，也公然充任科長、科員。真是『一人成佛，雞犬登仙』了。」7 戰時中共「時事問題研究會」在延安出版的《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一書對陳立夫在戰時教育施政評價更是負面，其言戰時教育統制是「中國自由講學的末日」，教育部「處處用特務方式來偵察與訓斥，於是素來是天高皇帝遠的教授們，也弄得度日維艱說話難，除非投入特務機關的懷抱，否則動輒得咎，不但保不住雞肋的飯碗，同時還帶上各種各樣的帽子，是輕的是紅帽子，否則便是灰帽子，更重當然請進集中營。」8 此類亦有片面醜化陳立夫施政之弊。至於如璧海范等外人對於戰時教育的評價，雖較可跳出國、共敵對立場的囿見，但一則其與陳立夫能有的交集微乎其微，又多在教會學校服務，對於一般大學能提供的見證有限；再者其也受限於自身西方教育與基督教義觀點的侷限，故其評價也僅能反應戰時教育之一面。綜上可知，在目前眾多關於戰時教育的回憶錄中經常存在矛盾點，對人與事之評價更經常出現天壤之別看法，誠然受當時政治背景與大環境壓力之考量，客觀性不免值得懷疑。但如前面已經提及，這些早期研究者因均親身經歷中國戰時教育，部份與陳立夫有共事經驗，甚至直接參與戰時教育決策，自然重要性不容低估，筆者擬廣泛參酌各方觀點後審慎運用。另如韓啟桐在《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1937-1943》（1946）一書中對中國戰時教育損失有最初步而翔實的統計，對本研究提供重要參考數據。第二類研究多為針對戰時高等教育中某項領域所作的專題研究，故包含的議題相當廣泛，但成果不一。在研究戰時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方面：早期如台灣師範大學李舜傑碩論《抗戰時期貴州的高等教育》（1992）就以戰時貴州的高等教育為研究範疇，著重探討戰時貴州接受不少大專院校移入有何影響與貴州各高等院校與外界互動的情形，該書因深具「由地區看全國」特徵，視角特別而深具開創性。覃衛國近期也採用類似的方式完成其碩論《抗在執行時，他教我負全責，很少干預。司中用人，也是完全由我保薦核用，所以執行司務，能收指臂之效」；又言：「陳部長雖係黨內要人，曾主持中央黨務，但他在教部，係推行國家教育，並未使黨務攙入教育行政，也從未要求我入黨。」詳見：吳俊升，《教育生涯一甲子》（台北市：傳記文學社，1976），頁 88-89。 5 顧樹森（1886～1967 年），又名顧蔭亭，江蘇省嘉定縣人。1930 年蔣夢麟部長任內即任普通教育司司長，當陳立夫就任教育部長時，為唯一司長級繼續留任者，1940 年 11 月後隨教育部組織改組使轉任國民教育司司長。1949 後顧樹森留在大陸，擔任江蘇師範學院教育學教授，1957 年後連續多屆當選蘇州市人民代表。 6 顧樹森，〈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1961 年 7 月），頁 141。 7 顧樹森，〈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頁 142。 8 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延安：出版者不詳，1940），頁 69-70。 4.

(1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戰時期桂林教育發展研究》（2007），覃氏指出戰時桂林教育的發展堪稱「奇蹟」，因其不但未受戰爭破壞影響，反獲得空前發展的機會，使一邊陲小城成為「文化名城」。其實這樣的「奇蹟」現象不僅出現在桂林，在重慶、昆明等城市莫不如此，此實是與抗戰時期整體教育結構與分佈變遷有關，故筆者以為藉由考察陳立夫對於教育制度的調整與規劃的認識，當能有更全面與深入的認識。對戰時各高等院校的個別研究方面：因以各單一戰時高等學府為研究對象，力量集中，也較容易發揮，是近期抗戰時期教育的熱門研究主題。如王東杰則以所任教的學校— 四川大學為研究中心，先後發表有〈民國高等教育中的國家：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 (1925-1939)〉（2004）與《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 1939）》（2005）二學術作品。王氏除闡述四川大學設校以來的主要發展過程外，更致力探討該校由地區軍閥設立，逐漸發展成一省立大學，並在抗戰前後隨中央勢力的進入四川而完成國立化的演變過程，清楚以川大為例闡釋戰時大學國家化的現象。在王東杰的研究中，對學校人事任免、經費來源、學潮紛爭等用功甚深，對筆者追述戰時大學國立化現象有相當大的啟發與指引。近期這類研究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不斷出現，並逐漸深化。如李莉碩士論文《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立東南聯合大學》（2007）選擇以在戰時未成功設校的國立東南聯合大學為研究樣本，取樣相當特別。李能芳碩士論文《抗戰時期復旦大學辦學研究》（2010）則以在戰時發生渝校、滬校分立問題的復旦大學為樣本，對於戰時私立大學國立化與否爭議提供相當好的範例，同樣對本文相關研究做了先行奠基的工作。近期出版中文本的易社強（John Israel）名著《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2010）更以細膩為長，其以史詩筆法讚頌西南聯大在戰時學術與文化上的貢獻，對於該校師生在戰時生活、課程、學校與中央關係、學校與地方關係等上均有精彩且深動的論述。上面各篇專論或專著因帶有「校史」的特徵，對戰時各校辦學概況與特色、學院學系開設情形、師生教學與生活、學校與所在地關係與互動等議題，較之通論式研究有更細緻與生動的描述，是其值得取徑之處。可惜的是，以個別院校為討論主軸容易有「孤例化」或與中央政府「對立化」的問題產生，難以對於戰時高等教育提供一較全面的視野。在研究戰時高校內遷部份，亦是中國史學界近二十年來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故學術成果豐富。初期關於抗戰時期高校內遷的探討多以相關人事回憶文章為主，以內遷西南的大學師生為對象者最多，彙編規模最大的有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委員會編的《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學校》（1988）、《抗戰時期西南的教育事業》（1994）二書的出版。上二書共收錄有數十篇文章，作者均以戰時親身經歷學校內遷的大學師生為主，內容包括戰時內遷各大學相關史事，有各校遷移的時間、路線、過程、辦學概況、師生的教學、學習和生活狀況等，同時兼論各大學遷入後對於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衛生、社會風俗變遷的影響和作用等議題，可稱相當細緻多元。然而此二書畢竟非嚴謹的學術研究，且又缺乏對遷入西北地區、港澳租界、中南部地區、華東南部地區以及在本省內地區遷移的高校情況有所討論，故僅能視作對抗日戰爭時期我國高校大遷移運動這段史事的初步整理。直至侯德礎編著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高校內遷史略》（2001）一書，戰時中國大專院校內遷運動始有較全面的研究。該書從戰時高等教育所. 5.

(1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受嚴重破壞論起，著重於闡述國民政府對於內遷大專院校的安排與控制，尤其在第二、三章中論述國府依照國家需要對戰時大學進行重組與遷移，並以訓育與導師制度強化對大專院校的管理等，對本文研究相當具有參考價值。近期劉韋的碩論《抗日戰爭期間我國高校內遷研究》（2006）更在侯氏的研究基礎更進一步，從戰前中國高等教育「畸形」的分佈探討到戰時教育部如何重新佈局。劉韋的研究頗能彙整中國學界過去對戰時大專院校遷移路線、時間、概況等的研究成果，文中以表格來整理各校遷移路線與概況，更使整個戰時大專院校的「大搬風」運動一目了然。侯、劉二氏的研究以對戰時大學遷移的輪廓，做了翔實的考察，唯對教育部長陳立夫及其團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缺乏闡釋，這是本文第二、三章相關小節擬加強部份。在研究國民黨戰前到戰時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方面，同樣佳作倍出。如呂芳上師《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1994）一書對於國民黨如何從注意到學生運動的力量，到充分「運動」學生支持自身的革命事業，做了精彩翔實的考察，雖然呂師對於國民黨「運動學生」的時間斷限僅至北伐成功前後，但其為文技巧與觀察視角是筆者寫作論文與了解國民黨對大學動員政策變遷重要的依據。此外新加坡學者黃堅立所著的《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一書9，同樣以關懷國民黨戰前到戰後長時間的學生運動為主旨，且注重在國民政府政策需要下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變化，不但在時間斷限上與本文多所重疊，且為文脈絡清楚，視野宏觀，對本文第一、四章的寫作具有相當參考價值。在研究戰時中共教育、淪陷區教育與國府對學生救濟和招訓工作方面，大陸與台灣學者專論與專書出版亦多。在探討中共戰時在陝甘寧晉冀察等區域教育發展概況部份，要者有王培元所著《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1999）、王明欽〈抗戰時期延安高等學校思想革命化改造論略〉（2002）等。在淪陷區教育研究方面，如鍾春翔著〈抗戰時期的山東日偽教育〉（2003）、周孜正著〈汪偽的留日學生教育〉（2004）、王士花著〈華北淪陷區教育概述〉（2004）、劉鼎銘著〈偽滿大學教育實況及抗戰勝利後整理意見〉（2004）等。上述作品雖因立場關係難免有拉高戰時中共抗戰的「愛國」教育與貶低淪陷區敵偽的「賣國」教育的共通特徵，但對於台灣學界受限資料等因缺乏相關研究情形下，仍相當值得參考。在對國民政府對高校學生救濟與招致工作研究方面，中國近期有劉婷婷的碩論《抗日戰爭時期的教育救助問題研究》（2005）、王朝輝的碩論《抗戰時期的高校學生救濟》（2007）與台灣學者胡國台的〈抗戰時期教育部淪陷區招致工作〉（2001）、〈救濟與策反：抗戰時期中小學教師服務團與戰區教育工作隊〉（2003）等學術作品發表。劉婷婷在碩論中注意戰時政府對各種不同年齡、區域、狀況學生青年的救濟方式，論及借讀、登記、貸金、設立專修科、大學先修班與自助勞動生產等政策，均極具參考價值。王朝輝碩論則更專注於戰時政府對高校學生的救濟工作，探究從貸金制到公費制、「戰時教育平時化」方針下寓含的救濟意義、各種救濟手段與弊病等，均有詳實的討論。至於台灣學者胡國台的研究則別開蹊徑，對於戰區教育工作相關工作投入相當大的心力研 9. 原書為英文版，1996 年於新加坡出版；後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孫修福等加以翻譯，於 2010 年由中國商務印書館再出版中文版。 6.

(1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究，挖掘出不少一手史料，對於本文主旨陳立夫從事戰區教育工作的意義與特質有精彩描述，亦是本文研究重要的參考。此外尚有許多對戰時高等教育相關的研究，雖與本文主旨未有直接關係，但亦極具參考價值。如研究民國學術體制化問題張劍的巨著《中國近代科學與科學體制化》（2008），其探討科學機構體制化、科學名詞標準化等問題，實與本文注意高等教育體制化、標準化的問題意識類似；另如王奇生的《革命與反革命— 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2011）一書，其中第八章探討戰時大學中的國民黨發展與組織運作問題，有精彩的論述。其中尤其對 CC 系、復興社與戰時黨團對峙等問題有扼要清楚的介紹，對筆者深入了解教育界內發生的人事糾紛、學潮衝突，做了相當好的背景刻畫。第三類以較全面的視角，論述在戰時大環境下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所做的應對，與本研究擬採方法類似，然早期（1980 年代前）這類研究多流於兩岸各自意識型態限制而難脫其窠臼，參考價值不大。幸近來此現象已有不少改善，態度持平，立論嚴僅之作備出，如大陸學者李華興於 1997 年主編的《民國教育史》一書，開始以較正面的態度評價國民政府在戰時以教育救助政策起到穩定後方和增強抗戰建國力量的貢獻，證明大陸學界對戰時教育研究有觀點上的突破。之後隨更多史料的出版與公布，在探討戰時教育政策中兩岸學界都能以宏觀與細節並顧的方式從事整體高等教育政策制訂與執行的研究，如：中國學者余子俠的〈民族危機下的教育應對〉、姜朝暉的《民國時期教育獨立思潮研究》（2008）等作品，已較能全面且客觀的探討國民政府面對日本入侵壓力下所做的教育政策應對與發展，惟仍多認定其以「黨化教育」為核心或目的。至於台灣學者如吳家瑩的博論《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 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0）》（1990），則以國民黨改組後的教育政策為考察中心，探討其對國民黨救國與建國事業所發揮的功能。近期胡國台出版《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2004）一書，更以戰時破壞、拯救到動員，完整且有系統地論述戰時高等教育的政策與各性功能，對筆者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啟發性。此外，因為本研究涉及大量與陳立夫有關的人際網絡問題，尤其是與戰時中國最高統帥與領導人蔣中正的關係，故本文也將大量參考目前學界正方興未艾的「蔣學」研究成果，諸如：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008）、《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2010）、陶涵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2010）、呂芳上師策劃的《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2011）等。上面諸專書均以蔣中正日記為研究重點，同時參考海內外各項檔案與時人回憶，對中國政治「公」領域中的「私人」網絡，及當政者做出重要決策背後的考量與心情轉折，均有細膩的刻畫，此均替本文提供極重要的研究背景與思考方向。.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為求在前人基礎上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筆者首先著重於對戰時教育相關的一手材. 7.

(1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料蒐集。文中使用的一手材料主要來自四個檔案館，包括台灣的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和政大的社資中心，此外也轉引不少大陸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材料，然受限於筆者有限的時間與精力，筆者先致力於發掘台灣各檔案館中少為人使用的材料，至於大陸的二檔館材料主要轉引自胡國台的研究與相關的大陸碩博士論文，而海外如哥倫比亞大學保存的夏連廕（Julie Lienying How）女士對於陳立夫的口訪手稿當是更進一步認識陳立夫對戰時教育規劃與想法的重要材料，10 但在筆者力有未逮之下，只能留待日後的研究了。此外，為求能平衡於政府檔案與戰時教育相關人員的人事回憶材料，筆者擬將兩者做廣泛的參照與對比，故本文將著重採取陳立夫相關回憶錄中對於各項教育決策的想法與人事評論，再對照相關報刊報導、人物回憶、政府檔案、各大學會議記錄等等，以力求能多元與宏觀地認識與評價陳立夫在戰時高等教育的工作表現為目的，同時廣泛參考學界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期能在前人的研究之上更上一層樓。. 10. 有關夏連廕女士對陳立夫口訪殘稿相關情形，詳可參見：唐德剛，〈陳立夫早年哥大口述回憶殘稿勾沈〉，頁 1-25。 8.

(1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第一章. 第一節.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戰爭、政治與教育：三民主義教育的制訂與變化. 從動員到常規：三民主義教育方針的確立. 一、戰爭、政治的進入教育：「黨化教育」政策的形成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提出的教育政策，最早上溯至興中會時期，其在成立宣言中即揭示「立學校以育人才」1 ，展現國民黨最初僅注意教育事業中普通的「育才」功能。然而 1919 年五四愛國運動所激發出的「新學生」2及其巨大力量，使國民黨員注意到學生運動的重要性，孫中山（1866-1925）在稍後的演講中提到五四運動的成功是學生「結合者即強」的證明，3 並在日後的演講著述及函件裡，每每強調爭取大量「好人」加入、獲得民心對革命事業的重要；4孫中山的重要助手朱執信（1885-1920），亦在五四運動發生後不久敏銳注意到「現在青年學生的地位，比前幾年是大不相同了」，「這一年間，差不多都覺得學生在社會上，是很有力量的，有什麼事情，都等著學生說話出主意了」；5而面對外界對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質疑聲浪，朱氏認為學生以國民身份參與國家之事本無可厚非，其言：. 學生，本一國民也，以求學之故，而得一學生之資格；未嘗以學生之故，而喪其國民資格；則凡國民所當為者，學生無不當為。… … 處今日之社會，而以學生為在學校中不宜與國家之事者，非也。學生之資格，可以犧牲，國民之資格，不可. 1. 引自：朱子爽編著，《中國國民黨教育政策》（出版地不詳：國民圖書出版社，1941），頁 74。此借用呂芳上師所指更具政治自覺的青年學生而言。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9 初版二刷），頁 401。 3 孫中山在 1919 年 10 月 18 日以《救國之急務》為題的演講中指出：「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見：《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演說》，1919 年 10 月 18 日。收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40。 4 孫中山在談論國民黨黨務改進時強調當以宣傳爭取「好人」加入國民黨，其言：「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招致許多好人來和本黨做事。… … 我們能夠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那便是大成功了。」另談論國民黨「獲得民心」的重要可參見 1923 年 11 月 25 日在廣州大本營的演講：「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依靠兵力，要依靠吾黨本身的力量。所謂吾黨本身力量者，即人民之心力是也。… … 吾黨想立於不敗之地，今後奮鬥之途徑，必先要得民心，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志願，要使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而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以上分見：《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的演說》，1923 年 1 月 2 日。收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7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1923 年 11 月 25 日。收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30-431。 5 朱執信，〈青年學生應該注意的兩件事〉，無詳切時間。收於：張岱年主編，《睡的人醒了— 朱執信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 71。 2. 9.

(15)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以犧牲也。6. 日後朱氏進一步主張國民黨應利用此「人民的意力」大起之勢，以「宣傳」與「主義」領導「輿論」，從事「不求名利」的群眾運動。7 此外汪精衛（1883-1944）與胡漢民（1879-1936）等人亦在同時期有類似要求青年學生加入國民黨以掌握群眾力量的言論提出。8這些國民黨核心人物對於爭取「好人」加入、要求國民黨充分掌握群眾運動（學生運動為其一）的訴求，正是形成國民黨日後教育政策走向「黨化教育」的根本因素。誠如陳翊林在 1930 年對黨化教育出現背景的分析時言：「要求教育的政治化，即是要求以教育改造政治，使學生均受政治教育，增進政治意識。這個趨勢，走到極點成了黨化」。 9. 然而關於國民黨何時確立「黨化教育」政策起源目前學界並無定說。姜朝暉認為「黨化教育」起源於五四運動後國民黨注意對青年學生進行宣傳與鼓動，並認為孫中山在 1923 年冬命令鄒魯（1885-1954）籌辦廣東大學，以求「使廣東整個高等教育能在黨的指導之下」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開始；10 呂芳上師則認為起源於五四運動後，國、共、青年三黨對「學權」的爭奪，以國民黨而言「黨化教育」約誕生於 1924 至 1925 年間青年部著手推動的平民教育方針之中。11 陳進金則認為「黨化教育」源於國民黨訓政理念的實踐，亦即「黨治」12原則下的產物，出現時間約當 1925 年 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 13. 綜合上述學者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民黨推動「黨化教育」政策大體在「容共」改組之後。此時國民黨吸收共產黨組織動員群眾的經驗，公開在學校中發展黨、團組織，學生也利用參加政黨來涉入政治。14 兩相結合下使得國民黨最初「運動學生」成效頗為驚人，如 1925 年 5 月耿光在報紙上宣稱：. 6. 朱執信，〈學生今後之態度〉，《上海晨報》，1919 年 7 月 21、22 日。收於：張岱年主編，《睡的人醒了— 朱執信集》，頁 104-105。 7 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 398-401。 8 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 394-395。 9 上見：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頁 373。 10 姜朝暉，《民國時期教育獨立思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317-318。 11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頁 278-279。 12 「黨治」原作為一國民黨教育計畫案（即稱為「黨治教育」）公布於 1928 年 9 月間，根本精神是以黨控制一切教育，包括以黨的主義確立為教育宗旨、以各級黨部指導監督各該地教育行政機關、以黨員控制一切重要教育職務（如各級教育行政長官、各國立省立學校校長、訓育主任及黨義教師等）。此處陳氏則將「黨治」原則泛指日後國民黨訓政時期教育制訂原則。有關「黨治教育計畫案」詳見：《中央黨務月刊》，第二期，計畫部份（1928 年 9 月），頁 1-2。 13 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97），頁 111-116。 14 呂芳上指出 1920 年代初期政黨「運動學生」風氣大起是政黨與學生雙方面互相需求的結果。簡言之，改組後的國民黨深具「動員性政黨」特徵，其認為學生是必須「抓住」的生力軍，而學生在五四運動浪潮後尋求干預政治管道，而其中最積極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政黨。以上可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 249-250。 10.

(16)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國民黨自改組以來，組織日益完備，主張日益鮮明；國民了解了國民黨的內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據現知概數，已達百萬以上。其中佔最多數者，就是知識階級之學生；學校中也有黨部、黨團之組織，至少都有幾萬黨員活動，國民黨與學生間之界線，已連成一氣！15. 而國民黨一時之間也因「黨化教育」效果良好而有擴大運用之趨勢。在 1926 年 7 月 6 日國民黨準備北伐前夕，在國民黨公布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之中，即明白要求各界民眾動員以支援作戰。16 在國民黨大力動員下，五四以來規模最大的學運團體－「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亦通過「擁護國民政府出師北伐案」，17公開鼓勵各地學生會支持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18 成為首次國民黨公開在教育界進行軍事動員之始。此後隨國民黨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黨化教育」亦獲得空前發展，「黨化教育」甚至被宣傳成「愛 19 國教育」的代名詞而深受南北方學生界的歡迎。此時除各地大學學生紛紛要求校方實施「黨化教育」外，20 國民黨亦在控制各省積極成立或改組學校，如在湖南省積極籌設黨校21，而在 1926～1928 年間籌設或改名「中山大學」者亦達 9 所之眾。22以上均是「黨化教育」與「運動學生」此二相輔相成的政策在北伐前期一度獲得相當好的成效的明證。. 二、對「黨化教育」的批判與調整：教育與政治的新平衡然而正當「黨化教育」發展到如日中天之時，該名詞內容空洞缺乏名確定義、執行手法爭議與學生盲從於政治鬥爭而荒疏於學業等問題卻一一浮出，連國民黨內部也開始出現批評聲浪。來自黨內的批判聲音首先是針對「黨化教育」下黨員吸收浮濫的問題。自「黨化教育」實施以來，為求迅速發展「黨勢」，往往形成「以甘言蜜語騙理解未充的青年入黨」、「在校園拉人入黨」的現象。23 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情況讓甫從國立東. 15. 耿光，〈國民黨與國民〉，《民國日報》（上海），1925 年 5 月 25 日。轉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 260。 16 《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中有：「願全國民眾平日同情於本黨之主義及政綱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進而同情於本黨出師，贊助本黨之出師，參加本黨之作戰」。見：維基文庫，《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條：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5%9C%8B%E6%B0%91%E9%9D%A9%E5%91%BD%E8%BB%8 D%E5%8C%97%E4%BC%90%E5%AE%A3%E8%A8%80。 17 轉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表 4～2-1「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歷屆評議會˙代表大會簡表（1919-1928）」，頁 332。 18 可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 359。 19 王克仁，《黨化教育概論》（上海：民智書局，1928），頁 1-26。 20 包括 1926 年 12 月廈門集美學校學生要求實施黨化教育；1927 年 3 月解決大學學潮案四項條件之一即為實施黨化教育等。可參見：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頁 116。 21 《申報》，1927 年 3 月 24 日。轉引自：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頁 116。 22 中山大學原為廣東大學所改組，隨著革命軍北伐，各地大學都有改名或籌設「中山大學」之議。見：何炳松，〈卅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晚清卅五年來中國之中國教育（1897-1931）》（香港：龍門書店， 1969），頁 121-122。 23 此批評最早出現於 1925 年 4 月《時事新報》主編陳耀東批評負責國民黨上海黨務工作的葉楚傖在南京青年會以演講公開要求學生要黨化，並鼓吹學生以國民資格加入國民黨且需與聞政治。陳耀東批判葉楚 11.

(1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南大學畢業的張廷休（1898-1961）深為不滿，他批評學生未明三民五權即加入國民黨是「盲從」，而時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農部秘書的邵力子（1882-1967）提出「學生入黨後再學習黨的主義」的權宜說法試圖緩頰此爭議，24 但這些入黨學生正因未經嚴格訓練與篩檢即加入國民黨，徒然加重了日後國民黨內部思想分歧與黨員良莠不齊的問題。二者是「黨化教育」淪為政爭工具而汙名化。此點源於北伐中期國民黨內因「容共」與否發生爭執，在 1927 年 4 月至 12 月間，國民黨內部竟分裂成三個不同的政治團體，三者又在各自統治範圍內「運動學生」反對對方，25 終使學運淪為名符其實的「政爭工具」，26 讓國民黨以愛國運動相號召的「黨化教育」正當性與號召性大受牽累。三則是國民黨長期以來將「黨化教育」視為一種運動的手段，黨中央始終未曾明確規範「黨化教育」的內容，也造成黨員與地方黨部各自為政的現象。直至 1930 年陳翊林仍稱「黨化教育內容如何原來國民黨也沒有確定的解釋」，接著陳氏藉《上海教育》雜誌之言對「黨化教育」進行批判：. 不但國民黨外的人不能明瞭，便是國民黨黨內的人也各執一說。因此黨化教育的實際情形便分歧百出，『致枉費了學生們的光陰，斲喪了學生們的心力，並且反易使學生們視黨的一切為具文，把黨義玩忽的得如酒肉和尚玩忽佛旨一般，結果造成了藉黨餬口的黨學究，靠黨吃飯的黨棍，這樣不但害學生，而且害黨』」。27. 為解決上述問題，黨內要求明定「黨化教育」內容、重新思考「黨化教育」定位呼聲大起。第二種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批判聲浪來自外部的學術界與輿論界。早在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傅斯年就曾批評國民黨主辦的廣東大學「不是『安身立命之地』」，因為他覺得「廣州運動太多，不能作研究工作」28 。而「黨化教育」的在北伐時期大舉進入校園更受到北方輿論界強烈的批判，甚至有因此視國民黨為「赤化的黨」者。如北京《晨傖這類作法「無非一味拉人入黨」，「不啻是哄騙他們（學生）」，同時認為「凡是甘言蜜語騙理解未充的青年入黨的，我們應得揭穿他。」見：陳耀東，〈學生入黨問題〉，《時事新報》，1925 年 4 月 10 日。轉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 256。 24 邵力子曾為文主張學生可入黨後再研究黨之主義以反擊張廷休所言未明三民五權即加入國民黨是「盲從」的批評。分見：〈學生加入國民黨問題〉、〈黨與主義〉，月蘭、張廷休、邵力子的通訊，載：《覺悟》， 1924 年 3 月 22、27、29 日。轉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 256。 25 以國民黨控制下最大學生團體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為例，寧漢分裂後其組織也發生分裂。左翼的武漢學總高舉「討伐蔣介石」旗幟，而右翼的中華民國學總改組籌備處則公開宣示「打倒武漢學總」與「打倒共產黨」口號，雙方藉學運組織討伐異己態勢明顯。可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圖 4-2-1「寧漢分裂後『學總』發展形式圖」，頁 360。 26 呂芳上師曾言：「當學運變成政治運動，自主性變化逐步消失，學生組織便會淪為政治黨派的附庸。於是政爭沒有不投射到學運，而學運組織也很難在政治糾葛的泥沼中脫身。」此可為國民黨寧漢分裂時期政爭與學運難以分離最佳註解。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 327-328。 27 原載：上海特別市教育局，《上海教育》，第 1 卷第 1 期（處版年月不詳）。轉引自：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頁 200-201。 28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 1 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 67。 12.

(1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報》就諷刺「黨化教育」造成「學校成為黨部，學生變作工具，讀書求學遂成為反革命」； 29 天津《大公報》更直言「黨化教育」源於蘇聯共產黨，文曰：「南方近年標榜黨化教育，略師蘇俄之宣傳訓練，而輕視學術，並有束縛思想自由之憾」，又云：. 承多年黨化教育政策之後，欲縱之歟，則流弊已多；欲抑之歟，又自相矛盾。且即撇開過去關係與中國特殊情形，而從純理論上解決此事，亦屬不易。換言之，「學生與政治」，其關係應如何安排，方為恰當，實一難題也。吾人所見，至少願有消極的兩前提：其一，學生運動，應在不荒廢學科範圍之內；第二，學生思想自由，不宜束縛之。故不應以狹義的黨義籠蓋全體學生。易言之，應放棄過去之黨化政策。30. 顯然「北方」輿論界將「黨化教育」視為是「南方」政界「箝制思想」的工具，亦是使學生「荒廢學業」的主因。而至於持「教育獨立議」看法而反對「黨化教育」者更是跨界南北，不絕於各大教育名家。陶知行（1891-1946）即明白指出：. 在黨做黨的事，在學校做學校的事，這個界線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 教育是國家萬年之計，應當超然，應當純粹，應當除去政黨的色彩，應當保持獨立的精神，全體國民、黨人與非黨人，都應該站在教育精神獨立的旗幟之下。31. 稍晚之後舒新城（1893-1960）也批評政黨進入教育徒使「教育成為政爭的工具而更擾攘不安」，「弄到教育者應付不暇，而有『願世世生生不再投胎作教師』」之慨；32周谷城（1898-1996）更直言「黨化教育」施行的「惡果」：「民族生命在過去數年並未受教育之賜，甚且反遭其惡劣影響，其中最大原因乃教育界之黨派是也」33 。另蘇州中學校長汪典存亦言「黨化教育」導致學生「誤入歧途，甘作傀儡」，並產生「仇學、賤學與玩學」的「三惡症」。34以上論述均反映了國民黨過去過度訴求教育政治化下，已使原先平靜祥和的校園淪為喋血戰場，最初在國家統一與反對軍閥的號召下多數學人尚能忍耐，但在國家完成初步統一之後，學界也紛紛出現「回到常軌」的訴求。上述這些來自國民黨內外對「黨化教育」路線的質疑，最後匯集成戴季陶（1891-1949）與蔡元培（1868-1940）兩人聯手呼籲改訂國民黨的教育主張。戴、蔡二 29 30 31 32 33 34. 〈今日之學風〉，《晨報》社論，1928 年 4 月 9 日。《大公報》，1928 年 5 月 22 日。陶知行，〈國家教育與黨化教育〉，《時事新報》，1925 年 1 月 19 日。舒新城，〈中國教育建設方針〉，《教育雜誌》，第 20 卷第 5 號（1928 年 5 月），總頁 31207。周谷城，〈教育界之黨派觀〉，《教育雜誌》，第 20 卷第 7 號（1928 年 7 月），總頁 31475-31479。〈汪典存氏之提議〉，《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12 號（1927 年 12 月），總頁 30570-30571。 13.

(1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人提出改革呼籲正逢 1927 年後半年，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各地學校接連發生多起校園暴力衝突事件，民眾與學界對「黨化教育」觀感日顯惡化。如 1927 年 10 月發生的上海法科大學副校長潘大道（1888-1927）與教授舒之鑑（？-1927）遭人朝頭部近距離槍殺。據《教育雜誌》報導，潘、舒二人之死疑與黨部函請該校開除有共黨嫌疑學生有關（潘氏主張開除有嫌疑的學生，但校內有人主張慎重），但暴徒身份難辨。35 同月，上海發生黨治下第一次小學教職員聯合罷教加薪運動，36 國民黨統治區域校園運動日漸升溫。 11 月底爆發的「一一二二慘案」更讓南京國民政府聲威為之大挫，一場由中央黨校與地方黨部發起的民眾運動竟遭軍警開槍，造成至少三人死亡數十人傷重（有報導指出上百人傷亡）的慘劇，其中包括一名年僅 20 歲的中央黨校學生當場死亡，亦刺激了南京掀起一波學生運動高潮。37 當然論者多以此事件導致掌權的西山會議派失勢，然不可不注意其實此事件連帶重挫國民政府，乃至國民黨形象。38 畢竟在「黨化教育」方針下一面要求學生「革命化」、「政治化」卻在校園中、學生運動中進行殘酷的政治殺戮，勢必影響輿論與國際觀感甚巨。故在「一一二二慘案」發生後不久（1927 年 12 月下旬），長期擔任孫中山私人秘書的戴季陶氏出版一本名為《青年之路》言論集，內容旨在對黨人、國人提出諸多警訊，包括黨員對三民主義認識不清、思想不固，尤其對國民黨自改組、容共而進行群眾運動產生的諸多弊端進行批判。戴氏在序言中即感嘆中國政治的混亂與頹敗對教育惡劣的影響。他認為學生「捲在昏天黑地的政潮當中」，「一方面耽誤了求學的光陰，一方面養成了殘酷的性格，同時更造成了不良的環境」，最終將導致「中國民族的滅亡」。因此他提出三項建議：1. 政治家不得以青年為私人工具，特別是以推動青年運動為藉口；2. 對青年應採取「保育」政策，政府應竭力避免讓青年耽溺於政治鬥爭之中；3. 必須保證教育體制的穩定及改進，同時推動發展科學、實業與教育等事業。39 戴氏同時主張立即禁止中小學生參加所有政治組織和活動，僅有條件允許高等院校學生參與政治活動，但須確保他們參政動機純潔，且不許當官等。40 另在一篇名為〈民眾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中戴氏批評共黨假借與國民黨合作同時進行組織群眾、運動群眾之工作，其實是為破壞與顛覆國民黨之目的，其言：. （共產黨）打著三民主義的招牌，頂著國民黨的旗號而實行其破壞國民黨的計 35. 《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11 號（1927 年 11 月），總頁 30435-30436。《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11 號（1927 年 11 月），總頁 30436-30437。 37 「一一二二慘案」亦稱為「南京事件」，原為慶祝西征北伐勝利而召開，而時值蔣汪合作下西山會議派執政備受威脅，「一一二二慘案」官方說法為共產黨伺機搗亂，而各學生組織則紛紛聲討執政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其中又以上海學生聯合會批判最為強烈。詳可見：《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12 號（1927 年 12 月），頁 30565-30567。 38 當時報界與學運組織紛紛將該慘案與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三一八慘案」相提並論，甚至有言超過者。如全國學生總會所發表的公開聲言：「竊以機槍屠殺民眾，雖北洋國賊，且憚不敢為，不圖發現於青天白日旗幟下偉大革命領袖孫總理所指定之首都之中。其為竊盜黨權，企圖推翻國民黨之腐化派反革命派所預定之行為，不言而喻。」參見：《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12 號（1927 年 12 月），總頁 30566。 39 戴季陶，《青年之路》（出版地不詳：民智書局，1928），前言，頁 1-3。 40 戴季陶，《青年之路》，前言，頁 10-11。 36. 14.

(2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畫，他們所用的手段，就是取得民眾。他們把民眾看成一種奪取政權的材料，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只是為此。所以他們不問民眾的實際利害如何，而只管逼著他去鬥爭，無理性的政權慾，把一切民眾，都引向迷魂陣裡去了。41. 呼應戴氏限制「黨化教育」下「運動學生」政策的還包括在教育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蔡元培，蔡氏在 1928 年 8 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上更公開提出「取消青年運動」一案，其言：. 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以專一從事於激動之工作，可謂有義務而無權利。原吾黨當時之所以不得不任學生犧牲者蓋亦有故：一、學生所進之學校，大抵在軍閥勢力範圍之內，其訓育宗旨，多與本黨主義相違，率學生而反對校長，反對教員，亦未始非宣傳黨義之一法；二、破壞工作，在大多數有地位、有家事、有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學生更事不多，激動較易，既無家累，而智識辨才，適在其他民眾之上，為最便於利用之工具；三、欲在反革命區域以內，救援全體民眾，而犧牲一部份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學上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有此三義，故本黨往昔之青年運動，自今日思之，不得不告歉於青年，而自當日言之，實出於不得已。42. 言下之意是「運動學生」實為「非常之舉」，在全國統一後應當廢止而回歸「培育學生」的常態。戴、蔡二氏分別在黨與教育界有相當高知名度，故其呼籲國民黨高層絕不可能漠視。關於上述這些限制「運動學生」範圍，回歸正常學業的訴求，國民政府早先就曾以推動「黨義教育」回應之。早於 1925 年 7 月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曾明定「一切教育措施需依三民主義之精神施行，對於各級教育盡量灌輸以黨義」43 ，「黨化教育」此時已明文發展成「以三民主義精神」為核心的施教過程。「黨義」課程的出現，也展現「教育政治化」之路已脫離初期的外部動員而更深化為內部思想灌輸，但因缺乏施行細則，故「黨化教育」此時仍是各地黨部各自為政情形為主。國民黨首次企圖釐清「黨化教育」內容並依照孫中山遺教― 三民主義加以重建，要始於 1926 年 3 月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教育委員會之後，其中又以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 41. 戴季陶，《青年之路》，頁 137。蔡元培，《吾黨過去青年運動之作用及現今不宜繼續之理由》，1929 年 8 月。收於：《教育雜誌》，第 20 卷第 9 號（1928 年 9 月），總頁 31862-31863。 43 教育部編，《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教育類稿》（自 1925 年 7 月至 1926 年 10 月止）（南京：教育部，1936），無頁碼。 42. 15.

(2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會許崇清（1888-1969）和韋愨（1896-1976）二位委員各自提出的「教育方針草案」最值得注意。許氏版本的「教育方針草案」提出在國民黨誓師北伐前後，惜因正值軍事行動初起之時，報章雜誌刊載不多，亦少獲得各界注意。44 然該教育草案是國民黨內部首次有系統地考察中華民國立國以來教育政策的弊端，也較深入地探討改善之法。其言：「中國從來的教育，祇是關於支配行動的行動，而中國施行新教育制度，即在於引入從來所沒有的以現代技術科學為基礎的生產行動教育，以扶植中國從來所無的經濟組織；並為向來支配行動的教育注入現代政治科學的基礎，以扶植一種中國從來所無的政治組織」，然而「中國社會現在還停滯在前科學的狀態，屬於現代科學的知識及科學的技術，尚未有切實的需要，對於這種教育當然沒有回應」，為能切重時弊而加以改革，許氏建議「只要中國各種新型的企業能迅速的增加，則對於科學知識及科學技術的需要亦將增長很急。新教育制度因為有了這個緊急的需要，自然就發展得更快，效果也就更顯著」，故中國未來新教育方針當配合「先總理所定下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及發展實業的計畫」，使教育成為協助完成發達中國社會與經濟之工具。45 1927 年 7 月，另一名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韋愨亦草擬一份「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該案除獲得教育行政委員會大致通過，並鄭重刊載於上海各大報。韋氏在該草案中重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決議案，均適合當作擬定教育方針的材料，並強調「國民黨是革命黨和代表民眾利益的黨」，故「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之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46 韋氏所謂「革命化的教育就是推翻一切社會不平等的組織」，「民眾化的教育就是人人皆能享受的教育」，故其強調國民政府的教育方針要點有：1. 厲行教育行政集權中央；2. 民眾教育與民眾運動一併進行；3. 最短時間內推行義務教育；4. 指導學校畢業生到民間去；5. 各校增設軍事訓練；6. 學生應注重體育訓練；7. 學生運動由黨統一指揮；8. 注重科學教育；9. 收回教育權；10. 政府應在國內重要工商業及農業地點開設特別學校。47 韋氏的教育草案除延續許氏教育方針草案重視科學化與民生經濟外，更加強調教育是國民黨「完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工具，為改變過去中國教育均附生於不平等的社會階級，新教育方針當一改「因襲」的教育為「革命化、民眾化、科學化、社會化」的教育，成為改造新「社會— 政治」的原動力。48 許、韋二委員以孫中山學說為基礎所制訂的國民政府教育草案雖非正式教育方針，但實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1.「黨化教育」政策的國家化：隨國民黨北伐順利進行以及控制區域的日廣，為獲得執政的正當性，國民黨將原先定位不明的「黨化教育」劃入孫中山的「訓政」理論之下而作做為完成國家建設與社會改革的「工具」之一，且在推動教育權集權中央的同時，也初步擬定管理教育行政與落實教育理想的課程規劃，日. 44. 許崇清，《教育方針草案》。原刊於：《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26 年 8 月）。本文所引是轉收於：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補編》，第 4 冊（上海：中華書局，1927），頁 1。 45 許崇清，《教育方針草案》。收於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補編》，第 4 冊，頁 1-2。 46 韋愨，《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載於：《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8 號（1927 年 8 月），總頁 30061。 47 韋愨，《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載於：《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8 號（1927 年 8 月），總頁 30062-30063。 48 韋愨，《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載於：《教育雜誌》，第 19 卷第 8 號（1927 年 8 月），總頁 30063。 16.

(2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 漸形成陳翊林所謂民國以來第二種教育趨勢— 「要求教育國家化」49 特徵；2.「黨化教育」內容的豐富化：仔細分析許、韋二氏規劃的「黨化教育」內容實廣納民初以來各大教育理論在內，例如加入軍國民教育思潮下著重學生體育與軍事訓練課程、著重實用主義教育強調職業教育訓練（尤其關注於農工訓練部份）、注意科學教育思潮中重視在教育中傳授科學精神與知識、平民主義派強調打破教育制度中的階級並重視普通教育的理念、國家主義派中的教育國家化與集權觀（差別僅在於國民黨當時規劃下是黨國一體）等等，顯示國民黨努力將各種主流教育思維統合在「三民主義」招牌之下而能為黨所用，故「黨化教育」內容絕非如過去研究所顯示如此僵化獨立，50 反是隨國民黨統治需要而彈性變化的。然而許氏、韋氏二版本的教育方針仍有顯著不同：1. 許氏的教育宗旨著重經濟實業發展，韋氏則著重視社會與政治改革，顯示了黨內對教育方針尚未達成共識；2. 韋氏教育方針中央集權性遠較許氏為強，展現北伐中後期國民政府與黨中央收掌教權趨勢；3. 對於如何深化「黨義」課程，韋氏作了較深刻原則提示，展現國民黨不再以死板板設立「黨義」課程為滿足，而是尋求更全面而深入地進入各種課程，亦提及由黨加強對於教科書的審查與編著；4. 韋氏對學生運動態度愈趨保守，雖未禁絕，但強調需統一在黨的指揮下，任何小團體與派系之爭應全面禁止，此反映了上論國民黨對於「運動學生」態度的轉變。至北伐戰爭後期，隨國共兩黨合作破裂與國民黨逐步取得中國政權，國民黨在二屆四中全會（1928 年 2 月在南京召開）後終於進一步決議暫停所有群眾運動，同時鄭重指出，未來的群眾動員活動應要少搞「破壞」，多搞「建設」，如改善群眾各階層的福利等。51 這一份由戴季陶起草52的宣言可視為戴、蔡教育主張終獲得國民黨高層認同，也成為國民黨教育的重要轉折點。值得關注的是該宣言以絕大篇幅痛斥過去在校園中「運動學生」手法全係共產黨所為，煽惑學潮更是「教育破產」，使「一切社會機能陷於絕境」的萬惡淵藪。其言：. 自歐戰以來，中國青年學生，對於社會問題，漸具覺悟，種種不滿足於現在境遇之心，與日俱增，而實際之政治組織、教育設施，不足以應時代之要求，於是各地學潮，風起雲湧，共產黨徒乘青年智識不充，修養不足，社會無進步之組織， 49. 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頁 373。如陳翊林將民初以來教育思潮分為七大派，三民主義教育（書中亦稱其為黨化教育）單獨列為一派，但僅注意其政治化特徵，其他教育內容描述貧乏。此現象亦可見於多數研究「黨化教育」之學者。但筆者以為「黨化教育」實非不會變動的「鐵板一塊」，早於 1920 年代北伐後期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即已出現大幅內容增加。陳翊林觀點可參考：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頁 174-201。 51 有關四次全會所作暫時禁止群眾運動的證明文字是出現在下次全會一項提案的備注意見中。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彙編，《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記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28 年），頁 120。轉引自：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頁 45。 52 見：戴季陶撰，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台北市：中國國民黨黨史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1971），頁 107-108。 50.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