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自 9 月 30 日起全校停課三週實施軍事訓練，男生一律從軍，女生一律學習 看護。在此期間，完全行軍人團體生活。個人娛樂及零食一律停止，並發行刊物
4. 山東地區：10 月 3 日，濟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召開聯席會議，正式產生濟 南市各學校國難後援會。齊魯大學派員參加，會中報告齊大進行分組軍事訓練，
組織有交通隊與救護隊。該會議決定統一各校義勇軍組織，呈請教育廳准予各校 兩星期專門軍事訓練，並發表「告全國父老書」與「告山東學生書」，闡明學生 與國家興亡之關係，聲言將領導執行反日經濟絕交工作與鍛鍊青年體格。91 5. 廣州地區：10 月 10 日，中山大學抗日會支援民眾焚燬廣州新世界洋貨店日貨一
案，因當地警察局的介入並開槍造成數十人的傷亡（據報當日傷亡合計達 70～80 人，內有中大學生至少 3 名）92，稱為廣州慘案。該慘案發生時粵方尚未與南京 和解，廣州政府領導人汪兆銘雖第一時間接見請願民眾與學生，亦承諾依法處置 違法肇事警察，但事件當日即盛傳有共黨份子活動，廣州隨即進行戒嚴，而荒唐 的是肇事警方在簡單訓問後及逃逸無蹤，造成民眾、學生將對日本的憤怒，從肇 事警察再轉至廣州政府。汪兆銘為此一度請辭主席未獲准，而中大學生更於 12 日起進行罷課以示嚴重抗議，但最後在政府軍事佔領威脅下在 15 日恢復上課；
16 日學生抗日會擬遷出中大，各界抗日會亦均奉命撤銷，市黨部加強對民眾運的 控制與管理。93
26 日）、北平地區（11 月 30 日、12 月 4 日）、南京抗日會及武漢大學（12 月 7 日）等。可參見：楊天石，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210-214。
89 〈平津學術團體對日聯合會之決議〉，《民國日報》，1931 年 10 月 1 日。轉錄自：《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11 號（1931 年 11 月），總頁 37715。
90 分見：〈清華大學之軍營化〉，《新聞報》，1931 年 10 月 6 日。〈北平通訊〉，《大公報》，1931 年 9 月 30 日。轉錄自：《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11 號（1931 年 11 月），總頁 37715。
91 〈濟南通訊〉，《新聞報》，1931 年 10 月 6 日。轉錄自：《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11 號（1931 年 11 月），
總頁 37715-37716。
92 據《時報》報導在永漢警察分局前因警開槍而傷斃者達 50～60 人，隨後警察再至新世界前掃射群眾，
造成 20 餘人遭擊斃，合計傷亡達 70～80 人之眾。中大學生當場被擊斃者有：地理系姚國楨、工科曾紀 倫、王德應。詳見：〈廣州通訊通訊〉，《時報》，1931 年 10 月 17 日。轉錄自：《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11 號（1931 年 11 月），總頁 37716-37717。
93 詳可參見：〈香港電〉，《時事新報》，1931 年 10 月 14、15、16 日。轉錄自：《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上述各地抗日學潮發展至 1931 年底，因遲遲不見政府有明確的行動，開始有轉趨 激烈與跨校合流的傾向。12 月 5 日，北大學生示威團至南京示威，高呼「反對政府出賣 東山省」、「打倒賣國政府」口號。蔣中正當日日記云：「北平大學生示威團在京暴動，
毆辱軍警，乃即逮捕百餘人，惟禁止軍警開槍。」94政府逮捕示威學生的舉動激怒更多 大學生。此後濟南、北平、上海學生大批在車站候車，準備到南京請願。12 月 7 日，蔣 中正接見武漢大學及南京抗日會學生，日記云；「青年之無智無禮，殊為民族寒心也。」
8 日日記云：「中大學生梟（囂）張已甚，各處學生亦為少數共產黨所操縱。」此後蔣中 正對抗日學潮愈顯不耐煩，主張鎮壓的態度也愈顯堅定，使國民政府與學生衝突也不斷 升溫。15 日，北平南下抗日救國示威團 500 餘人赴外交部示威，將各辦公室搗毀，續赴 中央黨部，將蔡元培、陳銘樞（1889-1965）毆傷，架出門外。經警察鳴槍始奪回蔡、
陳二人。當日日記云：「學生暴橫至此，而先輩猶主寬柔，竟使全國秩序不安。如此無 政府放任主義，何以能完成革命立國之責任也？」17 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 徽等地學生萬人在南京舉行總示威，砸毀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徽。國民政府也出動軍警鎮 壓，造成重傷 30 餘人，逮捕 63 人。95這一波學生和政府劇烈衝突要隨蔣中正辭職與國 民政府改組後才見緩和。
（二）冀東事變後抗日學潮：
第二波大規模抗日學潮是源於 1935 年 11 月發生的「冀東事變」。該事變發生主要 原因是日本為進一步實現控制華北五省之目的，以華北自治為幌子逐步推行「華北分離 運動」。日軍首先在該年 1 月發動「察東事件」，迫使國民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 區爲「非武裝區」 ；5 月，因「河北事件」發生，何應欽（1890-1987）代表國府與日談 判，至 7 月雙方達成《何梅協定》。按協定規定，中國軍隊從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內 的國民黨部，並禁止河北省內的一切反日活動；11 月，日本指使殷汝耕（1885-1947）
發動「冀東事變」，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自治」為名直接將冀東廿二個 縣獨立於國民政府統治之外。在此華北局勢危急之際，學生憂心國民政府對日妥協，默 許華北地區成為「第二個東北」，故發起一波較九一八事變時更大規模的反分裂、反漢 奸訴求的請願示威運動。
最早進行抗爭的是與華北命運息息相關的平津學生。北平市學生於 12 月 9 日進行 第一次請願運動，16 日又發生第二次學生示威運動，且有高達 40 餘校，共 1 萬多名學 生參與。《教育雜誌》評論其「勇敢熱烈的情形無異於五四；其悽慘悲壯的狀況，不亞 於三一八」。96 17 日，河北省大、中學校持續罷課抗爭。27 日，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全 體學生 2 百餘人進行絕食抗議，向採訪記者表示「愛國較吃飯為重要」97。華北學生激 烈的抗日請願行動也迅速在全國大中學校裡蔓延，包括天津、南京、杭州、濟南、武漢、
廣州、上海等地中等以上學校也紛紛進行各式請願遊行活動，均頗具規模。如廣州部份
11 號（1931 年 11 月），總頁 37717。
9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1 年 12 月 5 日。轉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212。
95 詳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212-213。
96 〈北平學生救國運動的情形〉，《教育雜誌》，第 26 卷第 2 號（1936 年 2 月），總頁 41589。
97 《申報》，1935 年 12 月 29 日。轉引自：《教育雜誌》，第 26 卷第 2 號（1936 年 2 月），總頁 41593。
就以中山大學為主，於 12 日以「中山大學學生救國運動大會」名義號召學生開會並進 行示威遊行，該日即有中山大學各院學生 3 千餘人參加。98武漢方面，則以武大、華大 為核心，於 17 日組成「武漢中等以上學校全體學生救國聯合會」，並曾在武昌舉行一 場 40 餘校，1 萬餘人的總遊行。99另外過去抗日學運的中心地— 上海，也在該月 19 日 發起一場全滬學生 5 千餘人參加的集會，並向市長吳鐵城（1888-1953）請願要求政府 重視北平學生訴求。20 日，滬南學生發起環城遊行，共 1 千餘人參加。同日，復旦大學 學生發起乘車進京請願運動，宣誓「此次本校赴京請願，其目的為反對變相的偽自治，
要求政府立即動員討逆，如不達目的，永宿北站，誓不回校」，共號召有 3 千餘人參加
（成行者 2 千餘人）。參與赴京請願學生在中央官員、各校校長勸阻下仍然堅持出發，
之後火車雖放行，然而南京方面得知消息後嚴令防堵學生進京，甚至拆除無錫以西之皋 橋段鐵軌以阻其行。最後學生歷經四日赴京旅程後，始在進京無望與各方勸告下返校上 課。100
從上面兩波學生抗日浪潮可知，1930 年代大專院校進行的抗日運動背景是多元且複 雜。中央政府高層認定這些學運是國內各政治勢力動員學生來對政府施壓的工具，101然 而其中有不少是大中學生、學術團體、軍訓組織等自發組成的抗日救國活動。雖然過程 中有時因為情緒過激或是突發情況演變成對政府的攻擊行為（如王正廷、蔡元培、陳銘 樞遭毆事件等），但多數抗日組織或活動仍謹守支持政府抗日的底線，而證實確由共產 黨組織與領導的學運畢竟是少數。另以影響性來看，抗日學潮可說是把「雙面刃」。對 中央政府而言，抗日學潮在凝聚民眾的抗日能量方面功效甚大，大學師生以自發性的愛 國熱情、平易近人的宣傳方式（包括舉辦抗日救國演講、遊行，還自製畫報、文宣等）
向民眾、勞工等鼓吹抗日愛國意志，有助國民政府在北伐後欲建立的民族精神與國家意 識；而由大學師生所領導的各種抗日組織，也提供政府之外實質的抗日力量。如西南聯 大師生就曾言：「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
津」102，可知每當政府抗日力量勢微甚至後徹之時，該地大專院校就隱然成為當地抗日 的灘頭堡或民眾的精神燈塔，此亦成為日後日本不得不對各佔領區高等院校痛加摧殘與 打擊的重要因素。此外，學生或以生活節約（如停止娛樂），或是以組織之力進行經濟
98 《申報》，1935 年 12 月 21 日。轉引自：《教育雜誌》，第 26 卷第 2 號（1936 年 2 月），總頁 41598。
99《申報》，1935 年 12 月 24 日。轉引自：《教育雜誌》，第 26 卷第 2 號（1936 年 2 月），總頁 41595-41596。
100 《申報》，1935 年 12 月 21、24、25、26、27、28 日。轉引自：《教育雜誌》，第 26 卷第 2 號（1936 年 2 月），總頁 41597-41603。
101 如蔣中正即在日記中直指學生頻繁進京請願背後，多有反動派在指使：
1931 年 11 月 25 日日記云：「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鼓（蠱）惑，來京請願北上，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 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而余處境之悲慘，亦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胡逆漢民之肉，不足食矣！」
11 月 26 日蔣在與上海中學生談話後云：「國民程度至此，殊為國家危也。共產與粵派必欲毀滅國府，敗
壞國家，滅亡民族而後快，可嘆亦可恨也。」
分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1 年 11 月 25、26 日。轉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211。
102 1946 年 5 月 4 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紀念對日戰爭勝利與聯大艱辛而光榮的歷史，特由馮友蘭
（1895-1990）撰文、聞一多（1899-1946）篆額、羅庸（1900-1950）書丹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碑文說的最清楚上引自：車銘等，〈戰爭烽火中誕生的西南聯大〉，《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 陽市：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頁 4。
抗日（如取締日貨），或是試行全校軍事化以實施集體軍訓及救護訓練，甚至組織義勇 軍以支持政府軍事抗日等實際行動，這些能量政府若能充分掌握並運用，不但能造成日 本侵華一定程度的壓力（如國民政府將之視為對日談判的籌碼之一103），也是達成三民
抗日（如取締日貨），或是試行全校軍事化以實施集體軍訓及救護訓練，甚至組織義勇 軍以支持政府軍事抗日等實際行動，這些能量政府若能充分掌握並運用，不但能造成日 本侵華一定程度的壓力（如國民政府將之視為對日談判的籌碼之一103），也是達成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