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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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研究可知，目前學術上關於環境管理的研究，主要著重在探討法規 環境、利害關係人，以及廠商環境績效三者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展，研究的趨 勢也從強調生產製程的改良與技術創新，開始重視廠商與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和 環境管理議題的互動，以及廠商內部高階管理團隊對於環境管理的重視與承諾，

如何會影響廠商的環境績效。國內學者研究的重點則著重在廠商順應外在壓力，

引進與推廣環境管理制度的作法，以及採行綠色創新對廠商環境管理績效的提高，

以及環境管理績效如何幫助廠商取得競爭優勢等方面的議題探討。

在關鍵理論的使用上，本研究整理諸多研究內涵，發現眾多學者使用的核心 理論主要有利害關係人理論與制度理論兩者。本研究將探討制度理論，利害關係 人理論，和廠商環境管理規範能力發展三者關係。

第一節 制度理論

一個國家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與生態系統(Ecological system)是彼此緊 密關連，並且長期互動的(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1019)，而組織活動是 社會系統下的經濟系統(Economic system)中最重要的角色，因此，體制理論被認 為是最適合用來解釋組織持續追求永續發展的活動(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1023)，因為組織的活動離不開對生態問題的影響(Shrivastava, 1995)。

制度學派有多種不同的看法，本研究將根據 North(1990)與 Scott(1995)的制 度理論定義進行研究，並據此確認廠商所面臨的制度壓力。

首先，體制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規範人類的 互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人類交換的動機。而交換包括了政治的、經濟的以及 社會的行為(North,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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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North(1990)將制度分為三種層次：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和執行。North 認為正式規則包括政治(與司法)規則、經濟規則，以及契約。這種規則構成的階 層，上自憲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乃至於特別判例和個人契約，都界定了從一 般規則至特別設定規則的限制。

非正式限制被認為是正式規則的延伸，其來源是社會傳遞的訊息，而且代代 相傳成為所謂文化的一部分。據此，文化可以被定義為「透過教育與模仿，從上 一代傳沿至下一代的知識、價值和其他影響行為的因素」(Boyed, 1988)。因此，

文化提供了一套以語言為基礎的認知架構，使其能記錄與詮釋感官所傳至腦中的 訊息。

執行是指契約的執行，通常有兩種情況：其一為契約自發的執行，只有當信 守契約利益超過成本時才會發生；其二是以互相依賴各自專業為主的非人情交換。

其中，聲譽、親戚關係、各式各樣的忠誠、共同的信仰等，都會使信守契約變得 值得而執行交換。執行的力量可以來自交易對象的報復(契約不履行)、內在強制 的行為準則、社會制裁，或是強制的第三者(政府)。而缺乏有效的第三者執行時，

會使得交換產生困境，而第三者執行依賴政府發展出強制力量來有效地維護財產 權和執行契約，但這樣的機構不容易存在(North, 1990)。

根據前述 North(1990)對制度理論的詮釋，我們可以歸納出組織在社會系統 中，所面對外在壓力有正式規則與非正式限制兩類型，其中正式規則(如經濟規 則與契約)，是本研究著重探討的壓力來源。

Scott(1995)對制度的定義是：制度包括認知，規範與法規結構與活動，使得 社會行為具有穩定性與意義。進一步來說，制度是透過多種不同的方式來傳遞(例 如文化、結構，及例規)，且三者在不同層次的管轄權(jurisdiction)中運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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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認為制度是多方面的系統，由認知的結構、規範性規則，及法規性的程序 來實行與塑造社會行為。

Scott 提出制度理論的三大支柱，分別是法規性(Regulative)，規範性

(Normative)，以及認知性(Cognitive)。首先，法規性程序包含了建立規則的能力，

調查或審查其他人是否遵守規則，以及採取必要的獎懲手段，以影響後續的行為。

再者，規範性是指將規定性、可評價的與義務性的構面，導入社會生活中，規範 性系統包含價值與規範(norm)：價值是用來比較與評估既有結構或行為的標準。

規範則是區別事情該如何進行。最後，認知性是指某組織或社會實體中的成員，

對其認知領域的廣泛分析，而對其世界產生意義，其認知是根據各種經驗、意識 或概念等的融會貫通而來，所以領域內成員的順從基礎是根據該領域中所被認為 理所當然的信念與知識，以及領域內成員對事物所共享的理解。

廠商的行為會受法規與規則的影響(Leonard and Duerksen, 1980;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而多國企業的行為更會受其影響(Rugman and Verbeke, 1998)，甚至影響到多國企業的能力發展(Kolk and Pinkse, 2008)；甚至廠商採行 的創新活動，也會受到法規與規則的驅使(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Porter and Kramer, 2006)。最後，廠商競爭優勢的建立，則是建立在法規與規則與驅動 的創新基礎之上(Hart, 1995; Porter and Kramer, 2006)。

Bansal and Roth(2000)訪談了英國的 12 家食品零售商，多國企業 P&O 的 10 家子公司、5 家英國汽車製造商、7 家英國石油煉製公司，及 10 家日本廠商，涵 蓋汽車製造業、石油產業、鋼鐵業、化學業、公用事業，及電子業，總共 44 家 公司以及 88 個訪談個案。該研究發現，在英國，廠商為了生存的需要(例如廢止 執照許可)，廠商會順從規範與法規的要求，主要的壓力來源是政府、設廠當地 社區民眾，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然而在日本，日本廠商順從規範與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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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回應 Keidanren(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連)、通商產業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及廠商所屬的協會的要求，消費者與股 東只有較小的影響力。

Schaefer(2007)利用三個英國水公司與污染處理公司的個案進行研究，發現 影響廠商採行環境管理系統有 4 項因素：外部和內部制度性驅力(institutional forces)、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該研究認為隨著時間經過，環境績效因素會愈來 愈不重要。但是，制度性驅力以及經濟績效的重要性則與日俱增。而且順從制度 性壓力，對廠商的經濟績效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跨國企業在應對不同類型國際環境管理規範時，Rugman and Verbeke(1998) 認為以順從行為的動力(drivers of compliance behavior)當 X 軸，行動力區分為兩 類：其一為對產業績效有貢獻(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performance)，產業績效意 指廠商的市佔率、獲利能力與成長等；其二為行政強制力(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把順從的淨經濟利益(net economic benefits)當 Y 軸，會有四種類型 的廠商順從行為：績效導向順從(performance driven compliance)、不順從

(Non-compliance)、強制導向順從(Enforcement driven compliance)，以及條件式不 順從(conditional non-compliance)。績效導向順從發生在當淨經濟利益高，且有助 於產業績效時。此時廠商會熱於面對國際環境管理規範與認證，例如：OECD 國 家非限制性環境管理規範，政策與準則。而不順從的情境發生在，當廠商經濟利 益低且沒有行政強制力時，例如：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強制導 向順從，則是當廠商有高經濟利益，且有行政強制力存在時，例如：歐盟的環境 法規標準。條件式不順從，則是在當政府表現出重視環境法規執行，但是卻因為 缺乏資源或是其他執行門檻，導致行政強制力落後的現象，例如：NAFTA 與 WTO 對環境法規有規範，但執行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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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學者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有下列結論：

1. 認為廠商面臨環境管理規範時，會受到的外在環境壓力之一是來自 政府法規與國際機構規則的限制。

2. 經濟效益的驅動力是驅使廠商推動環境管理規範與認證的主要動 機，而且隨著時間的過去，追求經濟效益對廠商行為的影響力漸增。

3. 不論是國家或國際性的環境管理規範與認證，皆需要有行政強制力 的介入，才能有效的推動。除了廠商自願性行為之外，沒有行政強制力的介 入，難以驅使廠商順從。

4. North(1990)的主張認為正式規則的執行，端視交易雙方的利益與成 本的衡量結果而定，如果契約執行的利益大於成本，則契約會自發性的執行。

而執行的力量除了來自任一交易方的契約不履行之外，尚有內在的強制行為 準則，以及依靠政府強制力而來的第三方執行，但這樣的機構不容易存在 (North, 1990)。然而，本研究情境中環境管理規範的來源，多數是外國政府 制定的法規限制與國際機構設定的認證規範，少部分是廠商所在地政府所制 定的法規限制，且廠商為了生存需要都會順從法規的壓力。因此，本研究認 為 Scott(1995)的定義較適用於本研究樣本廠商所面臨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