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一方面透過國家/地方政府與二重疏洪道相關的政策及施政願景，釐清政府自 1960年以來主要論述的演進；另一方面，則以不同行動者(權益關係人)的深度訪談內容，
從中梳理政策、地景變遷、居民環境認同及行動之間的關係脈絡；接著，則是將前述脈 絡置於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下，以政治生態學的分析視角探究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 與不同尺度互動的歷程。藉由此一方法，本研究確立了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歷程之輪 廓，以及經歷邊緣化歷程後的再發展脈絡；並且歸納了研究區從「劃界」到「跨界」的 變遷歷程中所衍生的環境議題，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演進；同時，析論研究區從「邊陲」
翻轉為「核心」的可能性及矛盾。茲分述如下：
一、 主導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變遷的主要力量，以「國家政策」及「地方政府」為主。
「社區/地方」的行動者則多因應政策或地景的變遷，而產生不同的環境認同，進 而採取新行動，並展現其影響力。
以「國家政策」及「地方政府」而言：1960至1996年間，由於大臺北地區防洪計畫 的實施、洪水平原管制的施行及二重疏洪道計畫的落實，在國家政策主導之下導致二重 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1997年以後，隨著綠美化工程及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的推展，
使得二重疏洪道由閒置空間轉變為廣達424公頃的公園綠地、水岸地景；堤內（二重疏 洪道兩側）地區則由於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淡水河曼哈頓計畫、新北市區域計畫 的提出，以及相關土地開發案的推展，而展現由邊陲翻轉為核心的契機，兩側地景也逐 漸由違建林立的窳陋地景轉變為高樓大廈林立的都市地景。
以「社區/地方」而言：居民在地景變遷的互動過程當中，其角色定位相對被動，但 也展現了極高的調適能力。而其行動多是由於地景變遷或政策執行，而激發其環境認同，
集結成為新的行動者，進而採取新的行動，如：二重疏洪道興建工程執行聚落拆遷時展 開的抗爭行動、二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威脅濕地生態時集結的「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 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重劃案執行時展開的抗爭行動。
二、 在地景變遷歷程當中，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為鞏固其地景論述的權力，會採 取對其最有利的論述。過程中除衍生不同的環境議題，亦導致地景進一步的改變。
而「永續發展」、「宜居性」等價值則在此一歷程中，成為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 人)各自表述、各自定義的名詞，並展現於不同行動者的尺度實踐之中。
在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實施至二重疏洪道興建時期(1960-1996)，政府以「防洪」為主
要論述，並且與「保障『大臺北地區』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此一價值連結。而從二重 疏洪道綠美化計畫的提出以至於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的推展(1997至今)，則代表政 府論述由「防洪」論述轉為「親水」論述；「防洪」、「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雖 仍是重要價值，但論述的重要性已隨著二重疏洪道的興建完成而降低。另外，從2006年 提出的「大河之縣．宜居城市」、2011年提出的的「宜居麗水．四水新首都」及2012年 提出的「國際嚮居之都」等施政願景，則可看出新北市的主要環境論述演變為以「宜居 城市」為主導，並且與「親水」、「生態」、「永續發展」等論述相連結，同時受到「全 球化思潮」的影響，並隱含參與全球「城市競爭」的企圖。
就堤外的地景變遷來看，堤外空間由「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都會公園」後，
其內部空間亦被重新定義為「公共開放空間」，而導致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頻繁互動及不 同權益關係人之間地景論述權力的衝突，並衍生空間競逐的現象及諸多環境議題，在其 互動過程中，行動者為了取得地景論述的權力，必須結合對其最有利的環境論述，並且 建構一較高尺度或落實於較高尺度的尺度實踐，如：將「生物多樣性」、「宜居城市」、
「生態城市」、「永續發展」與「全球化」相連結。另一方面，就堤內的地景變遷來看，
堤內空間則由於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等土地開發案的陸續推展，地產開發商得以展現愈 來愈大的影響力，而「親水」、「生態」、「宜居」則成為建商得以操弄的符號。
三、 二重疏洪道所形塑的地理界線之空間意涵，一方面由二重疏洪道之地景變遷決定，
另一方面，則取決於政府之決策，同時，亦與居民的環境認同相關連。
「看得見」的地理界線，指的是二重疏洪道本身。它可以是「線」，代表堤防劃分 出「堤內」與「堤外」的空間；也可以是一個「面」，代表以二重疏洪道為界，劃分出 的「左岸」及「右岸」兩個地區，成為了蘆洲的邊界，並穿越三重、五股，造成區域發 展上的裂解。
「看不見」的地理界線，則存在於「核心」與「邊陲」之間、「人」與「自然」之 間、或銘刻於居民的身體記憶裡。這條界線的存在除了與政府決策相關，亦與居民的「邊 陲之感」、「地方感」相關連，也與人們對自然的態度相關。
隨著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存在於這片土地上的地理界線也不斷地變動。在 二重疏洪道尚未築起之前，農業地景下人們實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劃出來的界線，包 括：田梗、聚落、溪流、灌溉溝渠，代表的是人跟土地組織起來的方式，是農民安居樂 業的領域；國家力量進入之後，以防洪為目的，興建二重疏洪道，堤防劃設了新的現代 性邊界，原有舊的邊界隨著舊地景抹去重寫；取而代之的，除了高聳的堤防外，還有邊 緣化地景，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地景的出現，一方面是受到堤防建設以及洪水平原管
制的囿限而導致長期發展停滯，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臺灣在戰後納入全球經濟體系，1960 年代以後，臺北縣第二級產業蓬勃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也吸引了大量城鄉移民，
在此脈絡下，形成二重疏洪道地區違章林立的窳陋地景。
二重疏洪道興建時期，為了防範「洪患」，政府採取「劃界」策略，以堤防作為人 與水之間的界線，但同時也在核心與邊陲之間劃下界線；而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時期，
二重疏洪道內部 424 公頃的廣大空間被視作「親水空間」，堤防也因此成為阻礙人與自 然親近的界線，政府也因此而改採「跨界」策略，以地景改造為手段，鼓勵市民跨越堤 防，與水親近。另一方面，則由於機場捷運 A2 站的設置，使得大臺北都會公園一躍成 為「國家門戶」，右岸三重段堤防與機場捷運共構，界線意涵再度重寫，堤防雖仍是阻 隔，卻也扮演著「國家門戶」和「都市櫥窗」的角色，沿線地景代表的是國家和都市的 形象，這也創造了改造地景的需求。
今日，在政府的親水及宜居發展論述之下，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窳陋地景逐步被剷除，
取而代之的是424公頃的大臺北都會公園以及新建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重劃區，堤內、
堤外大規模的地景改造，展現了政府及建商對此地區的宜居想像，亦顯示政府塑造此地 區成為曼哈頓三核心的企圖，同時，也使原本背水發展的聚落翻轉為面水發展。然而，
「看得見」的地理界線—堤防，仍舊存在於左右兩岸之間造成區域發展難以整合，也存 在於人與自然之間，阻隔了人與自然親近的機會，而習慣於都會公園集體消費的型態；
另外，由於堤防的阻隔、長久以來的邊緣化、社會不公平，「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仍然 存在於核心與邊陲之間，在地居民的光榮感並未隨之提升，仍有深刻的「邊陲之感」。
地景刮除重寫、新舊邊界重疊交錯，但銘刻於舊居民身體記憶裡的地理界線仍舊存 在，新地景無法覆蓋其對舊地景的記憶，高大的水泥堤防也不足以切斷他與堤防另一端 的連結，透過信仰、濃厚的地方認同，足以使他們跨越地表上有形的界線，彼此連結。
然而，時隔30年後的今日，年輕一輩在生活上和記憶上的連結均已斷裂，舊的邊界也將 逐漸被新邊界所取代。
四、 建議
由於政府的政策仍是主導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變遷的主要力量，本研究最後針對政 府對於二重疏洪道地區未來發展的規劃提出幾點建議：
(一) 落實市民參與
從二重疏洪道的興建、大臺北都會公園的規劃，以至於宜居規劃的過程，在地居民
的聲音始終是被忽略的。由於市民參與程度不足，規劃過程也因此易引發居民產生「社 會不公平」、「權益被犧牲」、「二等公民」等環境認同。因此，未來規劃若能更重視 市民參與，將能有利於消弭政府論述與居民環境認同之間的隔閡，並減少衝突與矛盾。
(二) 重視鄰里公園的營造
洪水平原管制解除後，接踵而來的是高密度的房產開發、高密度的人口，開發的壓 力始終存在著，更高的交通及公設需求，綠地空間卻是壓縮的，現在引以為傲的 424 公 頃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若成為碩果僅存。是福？是禍？這不是另一種惡性循環嗎？因此，
政府應更落實鄰里公園的營造，一方面提升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環境品質，另一方面，
亦能透過堤內、外公園綠地的串連，更有效達成「跨界」的目的。
(三) 整合政府、社區、非營利組織、企業的力量
研究發現，關於五股濕地的生態保育，社區、環保團體和企業之間的環境認同仍存 在落差，而若要達成「環境永續」的理想，如何使不同的權益關係人的環境認同彼此謀 合，將是重要的課題。
研究發現，關於五股濕地的生態保育，社區、環保團體和企業之間的環境認同仍存 在落差，而若要達成「環境永續」的理想，如何使不同的權益關係人的環境認同彼此謀 合，將是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