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人與自然

「清澈的河水重新流動，魚鳥歸來，市民也來到水邊尋訪休閒。重新流動，跨越阻 隔，人們都在看著這樣的變化，不斷流動，不會停止。」(李明博，2005)。

南韓前總統李明博在進行首爾清溪川的整治工作時，指出清溪川的復活並不單純是 河川的復原，它是強烈的象徵，象徵著擁有 600 年悠久歷史的首都—首爾真正變成了「人 的城市」，人、自然與文化和諧共存，它是莊重的宣言，宣告開發主義時代已然結束，

首爾追求生命本位的新價值，必然重生為「世界的城市」(李明博，2005)。

「從過去背向水岸，現在面向水岸，未來則是與水共美的新首都。」(新北市政府 水利局，2011)。

2011 年，新北市政府提出「2030 年大河願景」，欲打造「宜居麗水」的「四水新 首都」，以治水、清水、親水、透水為執行目標，其指出此一計畫不只是環境的營造，

更是城市整體水循環規劃與都市發展空間的重構。都市的更新、發展與市民生活緊密連 結，透過「大河之都」的願景規劃，市政府期望將新北市營造成具有競爭力的都市水域 環境，並以水岸景觀的魅力及未來潛力帶動周邊老舊社區更新邁向「與水共生」的宜居 城市，並且使新北市成為全球都市治理成功的典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同時，

新北市政府也提出「跨域整合、大河都會－共譜淡水河美、樂、地」的大河四部曲，所 謂「美」是強調「美麗地景、意象型塑」；「樂」係強調「樂活思維、親水環境」；而

「地」則是「地區改善、在地行動」的意涵；「美、樂、地」則是以諧音 Melody（旋 律）象徵「和諧」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2011)。

上述二者皆勾勒著「跨越阻隔、與水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圖像，同時，期 望透過堤外空間的地景改造，達成「跨界」、「親水」的目的。其所刻畫的不只是一個 未來美好的圖像，這個時期的變革其實也隱含了對前一個時期的反思。

丘逸民(2001)將淡水河流域使用分為三大時期，說明大臺北地區不同時期的河川資 源發展，包括：「依水發展」的前工業化時期(1945 年以前)、「背水發展」的工業化時 期(1945 至 1980 年代)，與「近水？親水？良好經營之多元發展」的後工業化時期(1989 年以後)。在工業化時期，優先考慮的方案是興建高堤以儘量納入最多的土地以供都市 發展，造成的結果是堤防的隔絕性使河川原有的親水功能消失，居民失去一個休閒、遊 憩的好所在，最後由於邊緣性土地利用入侵及水質污染，作為生態綠帶的河水水域與河 岸，也成為荒煙蔓草及黑濁無聲的世界，河岸徹底地被遺忘，成為都市地區的失落空間

(lost space)。而在後工業化時期，社會的主流聲音是主張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也應 兼顧空間的合理利用，更不能犧牲生態環境，來一味的支持產業發展；而原來被堤防隔 絕，被臺北人所遺忘的淡水河，開始受到愈來愈多的意見領袖，相關學界所關注，認為 應該重新改造，不單是要去除過去髒亂、邊緣的非人性空間，回復原來淡水河人文風貌，

使臺北人可以與水親近，更認為應該營造屬於臺北地區的水岸文化，來豐富臺北人的生 活內涵。

河堤代表人面對自然的一種態度，二重疏洪道堅實的河堤粗暴地劃分了兩個世界，

河堤內大樓林立，河堤外空曠綠野(張紘端，2012)。後工業化時期，臺北人雖開始反思 自己與河岸的關係，政府的論述也以「與水共生」為主導；然而，堤防的存在、界線的 存在卻是既定的事實；於是，以「大臺北都會公園」地景的改造為手段，希望藉此改變 居民的生活習慣，包括：整體地景營造、越堤道的設置、強化入口意象等，皆是希望民 眾願意跨越堤防與水親近。只是，對兩側居民而言，「看得見」的地理界線—堤防，尚 容易跨越；而劃在核心與邊陲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那「看不見」的地理界線，真的能夠 跨越嗎？

為回答此一發問，本小節將接續前面二個小節所梳理出的關係脈絡，將此一脈絡置 於本研究擬定的研究架構之下，此外，在時間軸上將與第二章銜接，地景變遷則將聚焦 於二重疏洪道內部空間，以堤外的地景變遷為出發，探討堤內與堤外之互動，以及人與 自然關係之演進。

圖 3-3-1：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變遷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96-2013)

2009-2013

大臺北都會公園三期工程

1998-2002 二重疏洪道

一、 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變遷之政治生態學分析

圖 3-3-1 主要聚焦於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轉變為大臺北都會公園之歷程，由政治生 態學視角進行觀察，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重點：

首先，在地景變遷的歷程當中，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為鞏固其地景論述的權 力，會將其行動落實於「尺度實踐」之上。以新北市政府的地景論述而言，在這個時期 已由「防洪」論述，轉為「親水」論述；而為了鞏固其親水論述，除在營造大臺北都會 公園時提出「親水、親景、親自然」的願景外，更指出「都會公園」、「水岸開發」為現 今全球城市的主流，藉由永續發展、生態城市等全球化觀點的引用，以爭取其他行動者 (或權益關係人)的認同。從五股濕地保育推動者 B2 所闡述的：「李鴻源的觀念是比較符 合永續發展的概念的，所以他後面的規劃，大致上是滿尊重這一塊(五股濕地)的。」顯 見此一論述已成功獲取非政府組織之認同。

而就五股濕地的議題而言，「當時在做七百甲河濱公園的時候，說服蘇的理由還是『自 然保育』以及『生物多樣性』。有這樣的訴求提出，對他來說，保留這塊地方做保育，

範圍並不大，在當時環保及保育的議題其實一直是民進黨所標榜的，所以保留這一塊下 來，又符合當時社會的氛圍，又政治正確，種種因素加起來，對他來說其實是利多於弊。」

(荒野保護協會志工 B1)。顯見，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之所以能夠成功說服當時的臺北縣 政府，是在於引用「生物多樣性」價值，而此一地景論述之所以能取得地位，則正由於 其強調「生物多樣性」價值符合全球保育潮流，同時又呼應當時執政黨的環境認同。而 在五股濕地於 2010 年正式被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後，長期認養五股濕地的荒野保護協 會則是以「在疏洪道裡面有一個國家級重要濕地，對政府的形象也有提升。」(荒野保 護協會志工 B2)、「整個大臺北地區是臺灣最重要的都會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口，

人口這麼密集的區塊，有一條淡水河，有一個國家級甚至國際級的重要濕地，對政府來 講是加分的，對民眾來講，他可以享有這樣的生態環境，所以這才叫三贏。」(荒野保 護協會志工 B2)，此說法展現的是五股濕地被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後，一方面有了 法源依據的保障，一方面提高其保育層級，有利於保育團體說服地方政府、社區居民，

以鞏固環境永續及生物多樣性等價值。

其次，當「二重疏洪道」內部空間重新被定義為「公共開放空間」，伴隨而來的，

是內部空間競逐的壓力及不同權益關係人之間地景論述權力的衝突，並衍生諸多環境議 題。從行政院計劃開闢二重疏洪道成為大型休閒公園開始，一連串的環境議題大致都脫 離不了土地利用價值的衝突。而當二重疏洪道被命名為「大臺北都會公園」時，其內部 空間也重新被定義為「公共開放空間」，土地利用形式愈形複雜，且有限空間各自表述；

不同權益關係人由於環境認同的不同，對於功能亦有不同需求；無論是誰取得地景論述 的權力都勢必壓迫到另一種土地利用方式。

以空間競逐的相關環境議題為例，前二重疏洪道拆遷戶或是二重疏洪道農民的環境 認同，始終與生計活動緊密相連，土地的價值、個人的權益只能為了「防洪以保障生命 財產」之價值而犧牲，因此在政府執行綠美化工程而要拆除縣民農園，或是在後來為了 大臺北都會公園整體景觀規劃而要收回市民農園時，其所產生的環境認同均為「質疑綠 美化違背徵收目的」。「只要它繼續維持著疏洪的功能，我們就沒什麼意見，但如果有一 天它的疏洪功能要廢除，那我們應該可以回去重新圈地。」(拆遷戶 DS5)。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諸如此類的環境議題實在由於疏洪道在興建過程有其特殊歷史脈絡，因此對於 二重疏洪道的拆遷戶或農民而言，若「違反疏洪前提」便得以群起攻之。規劃者和施政 者在規劃的同時，若能展現其對歷史的尊重，或許就能獲取認同。

另外，新的環境議題也導致新的行動者的出現，同時，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也 在此一時期成為影響政府論述的重要行動者。前述環境議題的產生除了與空間競逐有關，

也與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之間環境認同的落差有關。以五股濕地的環境議題為例，

當政府執行的綠美化工程威脅到濕地生態時，具有同樣環境認同的保育團體、地方文史 團體與民間人士，集結組成「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並展開與政府的對話。「我們就把 在地的，包括臺北市野鳥協會、蘆洲文史工作室、楊蓮福老師、三重埔文史工作室、鷺 江生態工作室、猛禽協會，我們就把這些在地的團體都邀請進來一起討論，參與的團體 還滿多的，整個五股濕地的訴求會成功，也是因為我們結合在地的團體，才不會感覺是 外來者來干預。」(五股濕地保育推動者 B2)，正由於此一積極的環境行動，才得以成功 保留五股濕地。

二、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轉變

Turner(2009)曾指出，政治生態學中的「生態學」(ecology) 這個術語有許多涵義，

它常被廣泛地定義為「環境」(environment)或「自然」(nature)的同義詞。其中，「自然」

無疑是最複雜、最困難，且具最豐富意涵的術語之一。因此，「自然」和「政治」生態 學的並列，也引發自然(nature)和社會(society)的劃分、相互建構、以及混雜性的議題。

無疑是最複雜、最困難，且具最豐富意涵的術語之一。因此，「自然」和「政治」生態 學的並列，也引發自然(nature)和社會(society)的劃分、相互建構、以及混雜性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