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二、 反思台灣的公共電視工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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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然研究了韓國公共電視工會運動，自然也要檢視這次的研究經驗是否能 為台灣帶來什麼建議；雖然這是篇學術論文，但由韓國經驗所延伸出的建議在此 處卻要分成學術與社會層面兩部分。
回顧台灣公共電視的發展歷程，隨著二戰結束，世界局勢進入冷戰時代，台 灣則因韓戰爆發得以進入美國防禦陣線，同時獲得美方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在傳 播產業上，也與美、日等國際資本接軌；但對於國內的廣播事業，國民政府仍透 過繁瑣嚴格的管制條文與手段，只為排除異己、鞏固領導地位（陳美靜，2010：
27）。
但二戰後，電視機成為社會富裕、現代化的象徵，為了向國際證明台灣的進 步，同時也凸顯與對岸中國在共產主義下的窮困與肅殺，國民政府開始籌備設立 電視台，並以「官商合資」方式作為電視台營運模式，除了可利用民間資本的存 在規避某些監督，也可因官股作為最大股東來控制電視台。（柯裕棻，2008：
116-118；林麗雲，2005：9，2006：81）。
只是民間資本投入總是有限，於是國民政府只得對外尋求挹注，作為台灣在 國際市場上資金往來最頻繁的美國與日本，成為國外資本最優先的考量；當時考 量台美之間的關係穩定，若與日本合作則對兩方國際關係有益，所以在副總統陳 誠指示下，台灣省政府與所轄商業銀行，以及民間資本的投入，和日本合資在 1962 年正式成立「台灣電視公司」，兩年後，台視營運獲利大增，覬覦電視大餅 的人也與日俱增，由黨營股份為主的「中國電視公司」、以及實質上由國防部掌 控卻以民營姿態呈現的「中華電視公司」先後在 1968 年與 1971 年成立（林麗雲，
2006：84-85、88-98）。
在電視節目內容方面，雖然日資是當初台灣電視台成立的資金來源之一，卻 在意識形態的考量下，反而使美國成為台灣影視產業早期的內容供應上游（陳美 靜，2010：35）；接著在本土意識抬頭，以及台視、中視、華視背後的「政、黨、
軍」色彩濃厚，不論是七〇年代的外交危機，或是八〇年代的社會變動，三台都 在節目內容上表達出對政府以及國民黨的擁護與宣傳（何貽謀，2002：182、245；
李秀珠，1996：22）。
1987 年，國民政府陸續解除黨禁、報禁，1988 年蔣經國過世，失去蔣家威 權光環後，讓接掌國民黨的李登輝無法再以早年限制與操縱手法處理地方派系，
而在整頓黨中央的過程中，地方派系支持與否具有很大影響，也令地方派系的地 位產生結構性變化（陳明通，2001：150、221）。同時，全國性企業財團打破過 去政商隔閡，開始出現捐款支持政治活動，或是直接投入選舉等方式進入政壇；
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組成政商集團，趁著國民黨政府轉型期間，形成了一套「以 權換錢、由錢掌權」的模式（陳美靜，2010：48；陳明通，2001：245）。 於是，在八〇年代由社會力與經濟力影響台灣發展的背景中，除了社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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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衝撞，在傳播產業中，有線電視的前身－「第四台」也因無線電視經營不當 而崛起；但隨著第四台缺乏管理導致過度氾濫，以及低成本的使用拷貝美國節目 影帶作為播放內容，造成美方損失，再加上雷根上任後，國防經費支出增加所造 成的經濟負擔，於是以往美國對於台灣的自由貿易態度轉為公平貿易立場，要求 台灣政府出面管制，進而促成了有線電視的立法（陳美靜，2010：50）。
然而，第四台就地合法的商營性質，卻也造成電視台為追求營利而使節目內 容低落，此時，學者提倡已久的公共電視因「公視製播小組」的成立獲得初步回 應，只是當時台灣社會對於公共化的想像僅止於「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定位 不明確加上財源不穩定，導致將近十年期間，公視製播小組僅能以徵收時段方式 將節目如小蝦米般呈現在觀眾面前（馮建三，1992：60-63，1993：320-322）。 同時，以公視製播小組的組織型態來看，即使 1986 年底脫離新聞局國內處 管轄，改隸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背後的管轄機關仍是替國家宣傳的 新聞局（馮建三，1993：346）；直到 1997 年通過的公共電視法，也僅在排除新 聞局以國家之手直接干預，社會上對於公視小而美、教育性質的看法仍未有太多 改變。
2000 年，「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藉著總統大選之際，替候選 人陳水扁陣營撰寫《傳播媒體白皮書》，提出無線電視公共化來解決台灣無線四 台及有線電視開放後所造成的問題；但陳水扁當選後，無盟成員體認到民進黨政 府無意落實媒體政策，遂在 2002 年 10 月 10 日以解散方式表達政府對電視公共 化消極態度的抗議，而公共化政策則在不停更換的新聞局長和媒改團體中繼續拉 扯（陳美靜，2010：91）。
民進黨之所以在選前支持無線電視改革，卻在選後卻步的原因，在於電視公 共化牽涉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政策決議，部分擁有媒體的民進黨黨員作為既得利益 者的立場，對於此決策能拖就拖；陳水扁也於民進黨中執會中表示並未因執政而 背信承諾，只是公共化議題仍須審慎研議（黃如妤，2007：118-119、125）。 2003 年七月上任的新聞局長黃輝珍延續政府消極態度，表示不排除讓台視、
華視一公一民，或甚至兩台都民營化的經營方式，引起社運團體串聯抗議，並爭 取公廣集團的成立；2004 年五月林佳龍接任新聞局長，改為提出結合公視、台 視、華視、客家電視、原住民電視、與宏觀衛視組成公共媒體集團，但就在林佳 龍的公共化政策宣示一個月內，華視總經理決定由總統大選期間全力輔選陳水扁 的江霞出任，更傳出江霞拒絕挺藍藝人進入華視，造成社會譁然（陳美靜，2010：
95-96）。
此舉引起國民黨疑慮，擔心台視、華視全面釋股，會讓民進黨將股權賣給親 近金主進而掌握媒體意識形態，但對於兩台全面公共化又無足夠信心，於是以李 永萍為首的國民黨立委挾帶著在野最大黨的優勢，決議推動一公一民政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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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正式成立（陳美靜，2010：96-98）。藉由對台灣公共電視發展的檢視，不難發現台灣公共電視的成長歷程與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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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靜，2010：99-102）。如此曖昧不明又混亂的情況下，第四屆公視董事就任，選出鄭同僚出任董事 長、馮賢賢出任總經理；但因馮賢賢大幅度調動一級主管、裁撤約聘造成正職人 員工時增加卻無加班費，以及對其的考核結果始終未公布，引起公視員工不滿與 抗議（謝啟明，2008：40），公視工會幹部謝啟明及陳春山因此遭到記過處分，
最後工會決定在 2009 年四月舉行對總經理的不信任投票案，752 張應發票數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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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包含整個媒體產業中的工會，都希望能透過本研究對 MBC 工會與 2012 罷工前因後果的描寫，反思在台灣，媒體工會是否有實踐民主性功能的急 迫性、是否有實踐民主性功能的空間、以及是否有實踐民主性功能的能量。面對 政治力與商業力量的挑戰，此時的媒體工會，或是媒體工作者的集體組織能做些 什麼？都希望本研究中所撰寫的內容能提供給台灣媒體實務界一些「可能性」。 最後再回到公共電視身上，韓國 MBC 工會能在 2012 年罷工期間凝聚如此大 的能量，訪談資料也顯示了其他媒體工會以及社會大眾的支持，加上前述所言，
這是由於韓國公共電視佔據韓國三大電視台的其中之二所致，高度的市占率自然 引起更多人重視，當面臨問題時也能多一分力量相助。對台灣而言，除了媒體工 會該思考如何發揮工會的民主性功能之外，如何提升台灣公共電視在社會上的影 響力，也是台灣的一大課題。這已不是侷限在公共電視工會的探討，而是對公共 電視定位的反思，身為全台人民共有的公共電視，如何讓更多人能接觸公共電 視、認同公共電視、收看公共電視、討論公共電視，使公共電視能成為名符其實 以納稅人的錢替納稅人服務的媒體？不只是政治議題，也是社會議題；不只是公 共媒體工作者、媒體改革者該努力的目標，也是台灣人民該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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