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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民間報導文學則偏向「文學性」，因此二者可說是走在報導文學的兩條道 路上。換言之，若說70 年代後風騷一時的報導文學始終是以「散文的輕騎兵」
姿態立足文壇，是「向文學借火」、較偏重文學性的文類，則軍中報導文學是以 較素樸而結構龐大的深度報導性作品為主。
由上述論述亦可得知，1970 年代時代表軍中報導文學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報 導文學項目，與論者一般認知中必然「反共抗俄」的「戰鬥文學」存在著一定的 認知差異，固然國軍文藝金像獎基於軍中徵獎的封閉性，導致其在主題上有一定 的侷限，但並未偏離「報導文學」的「報導」宗旨，甚至是因此更加深入的進行
「報導」的實踐，在限制的主題相關範圍內對可能的主題都有涉及，無論是事件、
人物、歷史都有詳實的紀錄，在民間報導文學興起之前擴大了報導文學的形制、
書寫模式的可能性。可惜軍中報導文學不如軍中文藝那般有更多普遍可發表的園 地，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得獎作品結集後也僅是發送各級連隊，一般社會大眾難以 一睹內容，造成徵獎對象與閱聽受眾兩者的雙重侷限。這種傳播過程的封閉性，
加以題材上的特殊性，導致軍中報導文學在文學界中必然的隱形與缺乏影響力，
於是在民間媒體捲起報導文學的旋風之時，軍中報導文學最終也只能為民間的洪 流所吸納，從篇幅到主題都逐漸合流，終與民間的報導文學走上相同道路。21
第二節 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民間兩大報副刊的革新與推進
本節筆者想討論關於《聯合報》、《中國時報》此二屬於民間媒體的兩大報在 官方勢力的無孔不入之下，是以何種方式與黨國妥協或抗爭？兩大報在報禁尚未 解除的1970 年代擁有的自主性與服從性之真相為何？兩大報在此十年間的迅速 成長與積極搶灘所造成的副刊爭霸與巨大轉型，對此後台灣報業的副刊、副刊編 輯，乃至報導文學埋下何種可能的深遠影響？副刊主編號稱「文學守門人」，在 文學界的權力場域中又是擁有著何種資本？這種資本從何而來？高信疆正當此 副刊激烈轉型的過程中，以一個「守門人」之姿對報導文學的獨愛與提倡又是出 於何種背景與可能？當時建構的報導文學概念與寫作模式對此後的台灣報導文 學起了或正或負的何種變化？以上皆為筆者欲在本節尋求解答的疑問。
21 關於國軍文藝金像獎在民間媒體帶起的報導文學效應出現後，合流現象表現在哪些層面，將 在下一章做綜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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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官方勢力下的「侍從報業」
關於《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的副刊之爭、《聯合副刊》主編瘂弦與
《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紙上爭霸一直是1970 年代的熱門話題。但筆者首先 想先拉回《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的發跡與處境做一前導論述。在林麗 雲的〈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一文中論到：
正如意識形態國家工具說所言，這種民營報業並不是「自由報 業」，而是受到國家威權主義的控制；並與統治者發展出「保 護主與侍從」的關係。在這個關係中，統治者是位高權大的「保 護主」，而報老闆則是位階較低的「侍從」；統治者會提供給報 老闆生存上必要的資源；而報老闆則會提供統治者所需意識形 態上的支持，以作為交換。22
由此可知，1970 年代尚處於威權體制下的台灣並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報業」，報 禁尚未解除，表面上雖提供社會人士申請「報證」，但仍存在各種「關切」與干 預手段，嚴重者「報證」亦隨時有沒收之虞。惟《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挾著 官方所提供的各種優惠：提供更多的報證以供兩大報業集團新報發行（《民生報》
及《工商時報》）、兩報創辦人（王惕吾與余紀忠）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增加 報紙張數為三大張以容納更多廣告、配合高速公路通車而准許發行地方版，在短 時間內成長驚人，兩大報壟斷台灣約七成以上的報業市場，廣告收入更是呈現跳 躍性增加。23這種互利的「保護主」與「侍從」關係一直到 1970 年代晚期才稍 有鬆動。隨著林義雄血案、陳文成事件、美麗島事件等黨外運動引發民眾同情，
兩大報處於「報導或不報導」間時有搖擺、立場難定，也顯示兩大報對「保護主」
的忠誠度已經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化以及民眾口味的經濟考量而逐漸發生矛盾 與轉型的傾向。在此特別說明當時兩大報實際上處於國民黨的控制與培育的雙面 力量之下，目的是為釐清1970 年代報業的真實處境，還原真正的時空環境之後，
顯然不能單純以為兩大報副刊的積極搶灘、轉型或是新型企劃是媒體高自由度的 表現，因為顯然在當時的時空下所謂自由度其實相當有限，從報業主與其報業受 制於政府、國民黨的現實，才能同時理解副刊在此中力求多元、求變、求新的難
22 林麗雲，〈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 1949-1999〉，收錄在張苙雲主編《文 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頁 99。
23 以上詳細敘述可見林麗雲，〈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 1949-1999〉，頁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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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與意義，而延伸到《聯合報》涉入鄉土文學論戰又再一次證明黨國勢力的「保 護主」地位與箇中的無可奈何，顯示民間媒體實則並非全然獨立於官方勢力之外。
而在兩大報的文學活動上，亦可以看出這種「非完全自由」的侍從性。鄉土 文學論戰的主要戰場在《聯合副刊》，當時的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一連三天在《聯 合副刊》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批判王拓、陳映真、尉天驄引發鄉土文學 論戰，在整個論戰的過程中，《聯合副刊》採取的立場較為鮮明、攻擊的力度亦 十分猛烈，《聯合副刊》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鄉土文學運動的規模和影響。
而反觀《人間副刊》，從鄉土文學論戰前的企劃內容與副刊風格而言，《人間副刊》
扮演著促使鄉土文學風生水起的鼓動角色，落實著「台灣的」、「鄉土的」內涵路 線，然而在論戰期間卻不見《人間副刊》有所回應或支持，相較《聯合副刊》在 論戰中的積極，《人間副刊》卻選擇緘默。無論是高分背的證明立場之堅決，或 以沉默表達消極的抗議，在一顯一晦之中正顯示出當時傳媒的「自由」假象，所 謂的媒體自由仍是一種控制內的自由，仍未能脫離國家機器的勢力管轄範圍。向 陽在〈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一文中也曾提及，此時期的文學媒體受到政治力 的支配與介入所導致的現象之一便是文學媒介守門人的自主權缺乏：
從 50 年代以至 80 年代的台灣社會變遷中，我們看到的是台 灣文學傳播之備受「政治力」干擾，……尤其是在70 年代末 期「鄉土文學論戰」爆發階段，台灣文學界以及文學傳播媒介 都仍然受到政治力的宰制，部份文人及文學傳播媒介甚至代政 府執行控制文人的角色，一如孔特（Contor）所說，這種控制 表現在媒介內容的選擇、創作上的獨立決定能力受到束縛或限 制之上，也表現在文學媒介守門人缺少自主權之上。24
從 1963 年林海音離開主編十年的《聯合副刊》，繼之高信疆因為碰觸到政治當 局的禁忌而離開《人間副刊》，這段時期的副刊歷史人事更迭，便是整個報業在 1970 年代仍屬於「假獨立、假自由」的真實寫照，在這種侷限之下，副刊主編 必須極有手腕的處理政治上的敏感問題，又同時適度地保有副刊的自由度，在自 主空間並不甚大的情形下，高信疆與瘂弦於此時對副刊的積極轉型更顯得意義重 大。
24 林淇瀁，〈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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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兩大報的副刊改革
隨著政府給予兩大報的種種優惠，台灣的報紙訂閱人口開始激增，加以高速 公路通車使報紙的南北運送更加通暢，使得獨大的兩報在爭取廣告費用的競爭上 更加激烈，因為廣告費用直接牽涉到報份的訂閱量。在報業日益發達的同時，報 禁仍未解除、報紙仍因「限張」政策而停留在三大張，加以政治上的介入使兩大 報在新聞與評論性文章上大同小異，此時在扣除廣告版面後佔全份報紙八分之一 的副刊儼然成為吸引讀者、爭奪閱報市場的關鍵。在以上背景下，副刊開始脫離 過去僅供「娛樂」的「附庸」身份，轉變為各家報紙爭取訂閱量的兵家必爭之地，
既然是報業集中目光的關心焦點，副刊主編的選任之舉足輕重遂浮出檯面，此時 被委以大任的高信疆與瘂弦，在兩大報副刊所肩負的重任與所表現的積極搶灘可 以想見，亦因之使1970 年代成為台灣報紙副刊邁向「現代新型副刊」的關鍵轉 型期。
陳義芝在〈副刊轉型之思考──以七○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為例〉一 文中論道：「所謂的『王高爭霸戰』雖持續至 1983 年 2 月高信疆離職時，但許 多白熱化較勁、創發的舉措事實上在 70 年代末那兩年即已底定。」25由「創發 的舉措」可知，兩人的副刊戰爭更大的意義上是推動了台灣副刊的現代轉型，賦 予原本僅供消遣娛樂的副刊，在林海音的文藝副刊基礎上做出再上一層的提升。
1973 年《中國時報》延攬高信疆接任《人間副刊》主編，1977 年《聯合報》聘 請瘂弦接任《聯合副刊》主編，從此拉開「副刊王」與「副刊高」的時代，以副 刊為戰場的這場競爭被向陽稱為「報業史上未曾有過的嶄新爭奪，象徵了媒介霸
1973 年《中國時報》延攬高信疆接任《人間副刊》主編，1977 年《聯合報》聘 請瘂弦接任《聯合副刊》主編，從此拉開「副刊王」與「副刊高」的時代，以副 刊為戰場的這場競爭被向陽稱為「報業史上未曾有過的嶄新爭奪，象徵了媒介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