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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作法最終在邁向1980 年代前夕不得不做出妥協、讓步與轉向，但官方確實 如同其轄內的軍方勢力一般，在民間媒體以前便關注到報導文學此一文類的潛 力。須文蔚在〈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一文中論及台灣報導文學的源起道：
報導文學在台灣的源起，部份推動者試圖由中國文學史中溯 源，甚而以史記、 詩經為報導文學之濫觴（高信疆，1979），
然而報導文學在臺灣的出現實基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意義，如 此的溯源方式，不免將焦點模糊。探究直接的因果關係，台灣 報導文學自宜以中國三○年代的報告文學、通訊，以及美國七
○年代的新新聞學為源頭。5
而1970 年代這十年做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史上的啟蒙期，官方、軍方、民間媒 體三者勢力在報導文學場域中的權力角逐與各自詮釋，正顯示出須文蔚所說的
「中國三○年代報告文學」與「美國七○年代新新聞學」的兩條道路之脈絡。
綜合上述，本章企圖處理的是關於1970 年代，各有哪些關鍵勢力加入報導 文學的型塑過程，而在軍方、官方、民間這樣多重的文學勢力、各種文學社群的 介入後，台灣報導文學的面目是趨向模糊抑或更加明朗？台灣的報導文學又在這 個關鍵發展的過程中被引導向何種趨勢？又，一向在報導文學研究中被視為決定 性時間點的 1975 年高信疆開闢專欄此一「事件」，又是否真能標誌報導文學在 台灣文壇的誕生？
第一節 走在民間之前的軍中報導文學：國軍文藝金像獎
1965 年，國防部總政治部於復興崗舉辦為期兩天的國軍第 1 屆文藝大會，
並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委員會」，通過「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置規定」的徵獎章 程。此文藝大會、委員會，乃至文學獎的成立，與隨後1966 年的「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實為同一政策下的產物。1970 年起，依照軍種又各自設立有空軍文藝 金鷹獎、海軍文藝金錨獎、陸軍文藝金獅獎等，1971 年國防部警備總部並另外 成立文藝金環獎，一時之間軍中文藝獎大盛，然而皆是為「反共抗俄」、「復興中 華文化」的政府文藝政策做鋪墊。
5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集，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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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第 2 屆的國軍文藝金像獎開始徵選報導文學項目，這是台灣首次出 現報導文學獎項的文藝獎項目，可以說國軍文藝金像獎的這個創舉，顯示出軍方 比起文化界更早的注意到具有實用性或者說是宣傳性的此一新興文類。故，藉由 觀察國軍文藝金像獎中報導文學獎的徵選以及得獎作品、審查委員，可觀察到報 導文學在軍方陣營是以什麼有異於高信疆時期的面貌出現。蔡豐全在其碩士論文
《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寫到：
「報導文學」的定義，論者仍有不同看法。軍中首創「報導文 學」設獎，應無疑義。然而，以軍中「報導文學」為國內「報 導文學」的發源與啟蒙，未必能獲得學者普遍的認同。其原因 在於：軍中的「報導文學」作品，甚少於民間刊物上發表，傳 播對象多為軍中官兵。基於對軍中文學「反共」、「戰鬥」的一 般認知，而作品又不可得的情況之下，學者難有機會真正閱讀 軍中「報導文學」的作品，也未能瞭解軍中與民間在「報導文 學」創作上的異同。6
此說一方面強調國軍文藝金像獎為台灣首度設立報導文學獎的歷史意義，但同時 也論及國軍文藝金像獎因參賽者資格的限制與在議題上可能的侷限，學者在研究 台灣報導文學史的過程中往往將之輕輕放過。然而國軍文藝金像獎與民間的報導 文學究竟是平行發展的兩條脈絡、抑或是有著潛在的相互影響？走在民間報導文 學之前的軍中報導文學又帶給新生的台灣報導文學何種色彩？軍中報導文學作 為台灣報導文學起步較早的一股伏流，顯然有重新定義、挖掘其價值之必要。
一、1930 年代抗戰報告文學的脈絡延續
蔡豐全指出，軍中報導文學項目的徵稿、設獎並非僅始自1966 年第 2 屆國 軍文藝金像獎，而可推前至遷台初期的《戰友週報》、《軍中文摘》，7因此可知軍 方在報導文學的使用上並不陌生，可說是起步甚早，但對此文類的認識與使用習 慣又是從何而來？從歷史線索上便不得不追溯到1930 年代的抗戰報告文學。
1920 到 1940 年代，從五四到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壇在報告文學的作品上已
6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2。
7 同上註，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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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頗多成果，如朱自清在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後寫下〈執政府大屠殺記〉等，
阿英進而在1932 年選編了《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1930 年代隨著對日抗戰的 全面爆發，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左翼思潮傳播，描寫戰爭現實、暴露社會及悲慘生 活景況的報告文學紛紛出現，如夏衍的《包身工》、蕭乾的《流民圖》、胡愈之的
《莫斯科印象記》等，可知在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前，中國的文學界已經在 報導文學上開出豐碩的成果。隨著晚清、五四以降許多作家的嘗試，加上選集的 出現，可知當時的報告文學已是被普遍所認識、創作的一種文類。從這個歷史脈 絡來看1949 年後的台灣文學發展，當時台灣本土作家因日本統治而對中文不甚 熟悉、失去文學的話語權，面對1937 年楊逵對報導文學寫作的呼喚也始終沈寂，
這時在台灣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作家便集中在軍中作家此一群體。一方面基於軍 中作家的外省身份故皆具備中文的寫作能力，加以台灣社會處於白色恐怖之下，
一般作家不敢或也不願創作容易觸動禁忌、以「暴露」為目的的報導文學，而軍 中的報導文學創作因主題上的限制，反成為宣傳軍威、鼓勵士氣的利器而被提 倡、獎掖。另一方面，若是沒有1930 年代抗戰報告文學作為前鋒，軍中報導文 學的開始就顯得突兀，因此可以想像的是，基於遷台以前便已經對報告文學的創 作有所認識，才有軍中報導文學的誕生。在蔡豐全對長年擔任軍中報導文學評審 的姜穆進行的訪談中，姜穆亦表示：
……報導文學老實講是很新的名字，是出了報紙以後，其實是 出現在抗戰期 1930 年代時，左翼作家誘導年輕人參加通訊 組，但國民黨就比較不重視這些，到台灣之後我們檢討，就是 因為這些原因，導致報導文學在國民黨不太流行。這個時候出 現了許多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如白樺等。國軍文藝金像獎好像 第二屆就有了報導文學的徵選，是國內最早的，但是這類作品 的性質是介於新聞、散文和雜文之間，但又不是照著新聞六個 W 的程序來，但是它寫事實。8
但必須注意的是，做為與中國共產黨對立的中國國民黨，在遷台後的政戰系統中 絕不可能容許所謂「左翼文學」的存在，因此姜穆的敘述應當被理解為：1930 年代抗戰時期因共產黨左翼文學鼓吹這類寫作，帶動了抗戰報告文學的寫作風
8 同上註，頁 173。姜穆這對話中的「抗戰期 1930 年代」在時間點上疑似有所誤解，抗戰時期 應為1937 年到 1945 年，但為尊重原文，筆者在此保留原句，不做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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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然而遷台後的國民黨所以繼續在軍中鼓勵報告文學的寫作，繼承的是「抗戰 報告文學」的脈絡，而非左翼報告文學以暴露社會、描寫底層生活的路線，這也 是形成軍中報導文學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始終主題單一，且與之後根據「新聞 6 個W」創作的、受新新聞影響的民間報導文學距離遙遠的主因。
從形式上來說，1930 年代的抗戰報告文學作品，除少數為散文創作外，大 多為字數較多、篇幅較長的單本作品，與1970 年代後台灣報導文學主要以散文 為表現形式、字數大多在5 千字左右的結構相差甚遠，然而這種「宏篇鉅製」的 創作形式卻與軍中報導文學極為類似。從1966 年國軍文藝金像獎首次徵選報導 文學項目開始至1980 年之間，國軍文藝金像獎對報導文學項目的字數規定維持 在「5 萬字以上」，中間甚至有出現過約百萬字的作品，9可見軍中報導文學與1930 年代作品的形制上較為接近。多次擔任報導文學獎評審的尹雪曼，對於日後民間 報導文學降低字數門檻至5 千字曾經便表示：「以前的作品絕不止這個數量，我 不知道學校或有關單位根據什麼觀點訂了五千字來作為標準，就我認為，五千字 絕對不夠。」10尹雪曼的說法也顯示軍中報導文學在原來的形制上與民間報導文 學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而這種從最早便開始的不同路線，也成為軍中報導文學與 1970 年代後興起的報導文學無法混為一談的關鍵因素，即使 1980 年後隨著國 軍本身制度上的轉變（大專兵的加入）、以及黨禁、報禁陸續解除、台灣進入解 嚴時代，而導致國軍文藝金像獎逐漸與民間報導文學合流，但必須強調在 1970 年代這時間區塊上兩者的不同。
張耀仁在〈再思考「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一文中亦談到，他認為 國軍文藝金像獎首屆報導文學類的得獎作品〈勇士們〉、〈枕戈待旦〉為中國1930 年代「報告文學」作品的延續，以此反駁學者們普遍以《中國時報》的「報導文 學獎」為台灣報導文學設獎之始的說法，他進而說明道：「報導文學並非與50、
60 年代的歷史發展全然無關，特別是 60 年代以降，『報導文學』承續抗戰時期 之『報告文學』而來，於官方與軍中文學獎已見其舉辦。」11以張耀仁之說，他 將國軍文藝金像獎視為報告文學的承續，台灣民間的「報導文學」則為1970 年
60 年代的歷史發展全然無關，特別是 60 年代以降，『報導文學』承續抗戰時期 之『報告文學』而來，於官方與軍中文學獎已見其舉辦。」11以張耀仁之說，他 將國軍文藝金像獎視為報告文學的承續，台灣民間的「報導文學」則為197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