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報導文學的場域位移與再建構（1981 年～1990 年）
第三節 大眾媒體對報導文學的介入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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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時報報導文學獎作家在字數有限的徵獎之外有了更廣大的表現舞台，且能 夠持續深化自己的寫作議題進而在寫作風格中做新的嘗試或更多的耕耘，《人間》
也同時培養出下一批新世代的報導文學寫手，從而讓報導文學在下一個時代的報 導文學獎徵獎中出現更多樣的風貌。
第三節 大眾媒體對報導文學的介入與重構
1980 年代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便是大眾媒體的蓬勃發展，連帶文學媒體 也急速成長，無論是民間的出版社或是發行的書籍量、新成立的刊物等，與1970 年代相比都出現急速的成長。文學媒體的興盛更強化了其本身介於作品、作家與 讀者之間那道橋樑的關鍵性，文學作品不再被侷限於小範圍的文友、文壇人士之 間，轉而被看待為可以被定價、被販賣、可以金錢衡量的「消費產物」，消費傾 向使文學與社會大眾／消費者的需求、喜好直接面對面，文學無法繼續過去那樣 孤芳自賞的自立於市場之外，被迫更多的與市場妥協。在與消費市場的妥協中，
文學陸續失去過去做為單一自足的場域所具有的獨立性，聲稱代表著社會大眾的
「媒體」開始積極介入文學生產的過程，對此陳映真便直指：「文化、文學和知 識有要求有效的傳播、流傳的內面需要。但是在大眾消費社會時代空前有效的大 眾傳播，卻反過來主宰著文化、文學和知識。……用什麼動機和形式去傳播，什 麼樣的文化的、知識的和文學的內容，已經遠遠不是作家、學者、藝術家可以自 由選擇和規定的。」61亦即經過大眾媒體的介入，文學、文化和知識都陷入被宰 制的局面，本欲藉著大眾傳播之力進行更有活力的散播與傳達，卻反過來被此一 工具所控制。因此筆者在本節試圖透過報導文學從副刊到文學獎，乃至專業性刊 物的活動場域轉移，從中梳理出媒體從外而對於報導文學內涵的轉化與重構。
一、報導文學在媒體推動下的精英化與專業化傾向
從本章上述所論之報導文學在1980 年代的轉型，可以看出兩個報導文學發 展活動上的趨勢，便是報導文學所活動的媒體朝向精英化、專業化兩個方向前 進。報導文學從報紙副刊起家，從小小的專欄逐步經營，在1980 年代進一步踏
61 陳映真，〈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家和文學〉，《中國論壇》雜誌，1984 年 5 月 10 日，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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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學獎的舞台，此後又成為專業刊物的號召，整個過程顯示報導文學與媒體間 千絲萬縷的關係越來越深，然而精英化的傾向對於報導文學成為成熟、獨立的文 類之訴求，起著何種效用？走向專業化發展的傾向，究竟是與大眾越來越近、抑 或越來越遠？報導文學的發表空間究竟是越走越寬廣、抑或越來越狹小？1989 年發行47 期的《人間》停刊，同年中央日報文學獎在兩大報該年文學獎均未設 立報導文學獎的情形下徵選報導文學獎類，劉還月該年以〈平埔何處尋舊社〉獲 得第三名。對於這個現象，楊素芬以為是「顯示報導文學的寫作發表在傳播媒體 邊緣徘徊時，副刊的力量再度將它推向文學獎的舞台，在報導文學的火種尚未熄 滅之前再度點燃。」62可以說在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的主要活動便是以文學獎 與《人間》兩個文學場域為主，報導文學在此十年間的轉型、傾向與深化，也是 隨著這兩個活動場域的標準而移動，但這兩個文學場域又各自具有何種特質與傾 向，此二者特殊的媒體性質又對報導文學進行了何種重構？
1970 年代報導文學自複合性的報紙副刊出發，在整份報紙扣除廣告頁後佔 八分之一的副刊中，報導文學擁有的大多僅是方寸之間的專欄，偶有較大篇幅的 專題，但從字數到寫作形式、甚至到主題內容，在在受到報紙本身的牽制。在報 紙的銷售量競爭中，副刊做為當時吸引、區別讀者的競爭關鍵，不免承載更多的 責任與義務，在這種情形下，報導文學在副刊的發展實際上相當有限，一則在主 題內容上不能太過灰暗、艱澀，以免與副刊的調性產生落差；二則在欄位篇幅有 限的情形下，沒有太多寫作技巧可以變化，僅能以報導手法的文章為主。因此當 報導文學從副刊出發，逐漸為社會大眾所認識的同時，報導文學若想繼續茁壯，
勢必得走出副刊，尋找足以提供更多空間發揮之處。1978 年時報報導文學獎開 始徵獎，高信疆的此一決定或許也是看出報導文學在副刊中的龍游淺灘之掙扎，
在報導文學於副刊孵育成熟的同時，給予報導文學一個更大的天地，並透過文學 獎與文藝獎章的桂冠，報導文學一時與小說、散文、詩這三大文類平起平坐。然 而文學獎在文學中製造的典律化與精英崇拜，似乎與報導文學的本質有所衝突，
脫離「大眾」的副刊場域，報導文學進入「精英」的文學獎場域，無法脫離社會 功能性而存在的報導文學，在訴求純粹文藝美學的文學獎中多少顯得尷尬。
報導文學進入文學獎競爭激烈的場域，其文學性的部份被加倍的放大檢視，
過去報導文學的訴求是將客觀的現實以文學的筆調做動人的敘述，達到發揚人道
62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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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與關懷社會的目的，但在文學獎的場域之中，這些非文學性的特質成為枝微 末節，文學獎的評審們更關心的是文類本質的區分問題，因此報導文學中新的審 美標準（文類形式與本質）取代了過去的價值標準（社會性、人道精神），在文 學獎機制運作的這種代換之中，報導文學原先的特質被消音、被邊緣化，因此才 導致上述所論及的，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趨向於學術化、論文化，也正如前言所 說，黃春明以為這時的作品缺乏思想與批判，實際上與文學獎的機制、評審過程 的運作有關。因為報導文學做為新興而邊緣的文類，貿然的進入文學獎的場域，
被迫接受文學獎的遊戲規則，稚嫩且尚未建構出體系的報導文學無法對抗文學獎 的遊戲規則，結果反被文學獎重新建構。結果是，報導文學被過多的要求所侷限，
既要表現社會關懷，也要保持寫實客觀，作者必須真誠，題材還要有被紀錄的價 值，在這整個複雜的規約中，報導文學的發展道路似乎有越走越窄的危機。
此外，在文學獎的運作機制下，唯有通過評審最終認定的作品能獲得「認 證」，進而得到為讀者所閱讀的可能，文學獎的霸權性質使沒有得獎的「遺珠」
被排除在所有文類之外，沒有機制可支撐其文類與意義，也沒有讀者可以與之接 觸，只有得獎的「精英」才有資格獲得發表的空間、獲得讀者的閱讀，63可見文 學獎操作著文學作品的汰選，比起文學守門人的副刊編輯更為殘酷。因此即使參 賽作品為數不少，但實際上能被定義為「報導文學」、真正獲得讀者閱讀的作品 卻屬於極少數，從報導文學原本的社會性來看，進入文學獎的場域反而大幅降低 了報導文學與大眾接觸、與社會接近的特質。失去報紙副刊每天曝光的舞台，報 導文學本來期待迎來從次文類、邊緣位置進入中心的可能，這種犧牲似乎成為報 導文學進入純文學殿堂的代價，但結果報導文學卻卡在文學獎的制約之下動彈不 得。媒體首先將報導文學塑造為一種「屬於知識份子」的文學，進而企圖將報導 文學提煉為「純文學」，卻沒有察覺這兩者間存在相悖的訴求，顯示出報導文學 依附於媒體下不得不為之的無奈。
在時報報導文學獎嘎然而止的同時，文藝獎章肩負起鼓勵報導文學創作的任 務，然而文藝獎章畢竟缺乏大眾媒體的傳播性，獎章的桂冠無法提供報導文學作 家更多發表的場域，一時之間報導文學作家竟有不知何去何從的危機。此時陳映 真創辦以報導文學為宗旨的《人間》，專業化的媒體刊物，比起副刊的有限欄位、
文學獎激烈的淘汰與競爭，《人間》儼然提供一個更廣闊且自由的天地給報導文
63 林民昌，《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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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家一展身手。在1980 年代報導文學位移的過程中，到了如《人間》、《大自 然》這種具有明確訴求的專業刊物誕生，報導文學忽然從文學獎的束縛中掙脫，
從「純文學」再次回到「報導」的行列，並開始朝向深度報導、議題專業化的方 向發展。林民昌對於這種報導文學大幅進軍專業雜誌、導致讀者群發生流動的現 象評論道：
各種可以承載更完整之報導文學面目的專門性雜誌，大量吸收 掉副刊讀者對刊載於副刊上的報導文學之專注力。對於這種讀 者群的流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雜誌能夠負荷較多的報 導攝影，大大地增加了報導文學的本體優勢。換言之，雜誌上 的報導文學的文類機制，與副刊上形成的文類機制，由於構成 其文類的本質不同，而在機能運作上有所出入，進而導致讀者 群的流動，並在最終我們僅記得《人間》雜誌，而幾乎忘了報 紙副刊當年曾經扮演的推手的角色。64
林民昌這段評論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首先是專門雜誌對報導文學「承載的完整 度」，以及專門雜誌在能夠佐以報導攝影的情形下，增加了「報導文學的優勢」，
進而形成一種與副刊中的報導文學「不同的文類機制」。相對於副刊與文學獎，
進而形成一種與副刊中的報導文學「不同的文類機制」。相對於副刊與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