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董伓舒的政治思想
第三節、 君德與聖王之道
董仲舒將施政成敗，繫於國君一人。藉由天命，將仁政定義為聖王之道，期 許國君法天行仁政以化民，並以民心作為政權正當性的來源：「非其位而即之，
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
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239但不論是史籍上的口誅筆伐，
或是災異示警，都屬於藉外在力量約束國君，是最後的防線。從董仲舒對君德的 修養論述中可知，以天命得失，對國君產生約制，並非其理想的王道之治。根本 之道是期許君王先內修仁義之德，再外發為愛民之政。〈天道無二〉結合了施政 與修身兩項議題，提出「一」的概念：
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天之道，事無大小，
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謂之 忠，持二中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 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 一，故不足以致功。240
聖王法天，而天道為一，此「一」，包括三種內涵：一為恆常之意。聖王之 道，有恆常適用的經典性，即「天不變道亦不變」之意。二為合宜合義，天道運 行有四時之宜，延伸為君王施政亦當合宜合義。三為專一不二，不論是以善修身、
以常道治國，都須堅定篤行，方得成功。〈仁義發〉又指出，仁政的前提是君王 先能內恕，始能愛民，可見王道的基礎在於君德的修飭：
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 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
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不愛民之漸，乃至 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兯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上奢侈，刑又
239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玉英第四》頁 33
240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第五十一》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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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依據，或以陽主陰輔的論述，搭配四時先暖後寒的順序，說明施政應先慈惠 後威嚴的理念。或以作物生長週期，以作物結實畢成之後，嚴寒方至的現象，見 天之運行以陽暖與少陰成物，置太陰於空處的規律，藉以言聖王施政亦應以先教 化後刑罰、德主刑輔為施政方式。247以上陰陽、四時的論述，皆用以闡明王道以 仁愛百姓為本質的理念。
(一) 仁義施用之則
完成王道以仁為本的定位後，董仲舒在〈仁義發〉中，提出仁義施用之則，
一為別異二者施用對象，二為仁政以廣施德澤為理想。
1. 仁義之施用對象
區辨仁、義的施用對象，以分析仁政的基礎在以義自正。義，關乎價值判斷 上的是非、以及行為上的適當合宜。因此，國君為政的考量點，及政策規劃到執 行，是否合於義，將牽涉國家的形象、發展，及民風厚薄。〈仁義發〉提出仁義 的施用原則是，仁以養民、義以律己：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 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與我 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 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 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 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 愛，不予為仁。
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曰：君子不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
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
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 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 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
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一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十四》頁 182-183
247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 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涼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故曰王者配天。」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第五十五》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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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弗敬。二端之政恑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248
董仲舒取用仁、義，作為君王施政與修德的兩種準則。「仁」為愛人之心，
以此作為施政應以養民、愛民出發點。「義」為合宜正當之意，以此作為君王自 我修德，與檢視政策的標準。君王施政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以此對治君王「不 內恕，而求備於人」的盲點。避免國君因階級及生活經驗的差距，在施政上欠缺 同理心的弊病，以緩和上、下階層的差異與矛盾，如此治國才易有成效。故先明 仁、義所施用之對象，才能論為君之道。
區辨君王治人、自律的兩種模式後，又分析逆理而行的後果。以仁自裕、以 義求人的國君，無法以身作則、行事不合禮義規範，施政禁不起檢驗，這樣的政 府與國君必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任與尊重，而民怨將不斷發酵，就可能成為一股撼 動政權的力量。據此將君王的品德與待民以仁的修養，與國家的興衰發展連結而 起，促使國君重視自身修德與政策的良窳。
2. 廣其仁澤
君王的對民情的體察程度，影響施政的方向及內容，也決定民心的向背。而 身居高位者，有號令天下的權力，所能影響的人群及範圍更廣。因此國君頒行的 政令，必然影響全民的生活，故提出國君應以正道為民謀福利，而非營求個人私 利，並廣其仁澤所關照的族群。
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 也。249
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 聖矣。250
在〈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中，董仲舒提出君王為民謀利應依循正道，
以適當的是非觀、價值觀引領百姓。而君主的人格修養，亦應依循正道，不謀求 個人私利。〈煖燠孰多〉中，定義君王的行事準則是，愛民如雨施，號令天下如
248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仁義發第二十九》頁 138-142
249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第五十二》頁 198
250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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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行，意指施政應像天施雨露、潤澤萬物一般，廣施仁德，澤被萬民。表明仁政 的關懷對象與範圍，應以廣泛遠大為原則，並以此象徵國君的品德與襟懷。當辨 明仁義、建立君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修養後，再進一步，期許君王推廣其 仁愛之心於天下。董仲舒說：
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如王者愛及四夛，
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
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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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將國君仁政施用的廣狹程度，與治國連結，指出君王應廣其仁愛之心。
執政者若只能愛及其身，無法善待臣民，將天下視為滿足其一人私欲的資產，以 其私心，制定苦民、傷民的政策，必然喪失臣民之擁護，國家最終難逃滅亡的命 運。此論述可與漢初時，以秦為鑑所得的歷史教訓相呼應。
國君的高度，建立在對萬民仁愛的程度。所關照的人群、族群越遠、越廣，
才越能得到眾人的愛戴、甚至得到外邦、異族的親附。此觀點或可與武帝在策問 中屢次提及欲拓威於四方的訴求相呼應：武帝希望能化及方外、四夷來朝，而董 仲舒的回答是以德服人，取代武力征伐。君王若愛及方外、施政合義，異邦親附 便是應誠而至的自然發展。
(二) 仁政內容
董仲舒以廣施仁澤於天下，作為王者之務，而仁政內容則展現於為民謀利、
除患救弊兩大方向：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欲 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陎而君天下，必以 兼利之為。252
仁者，愛人之名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
251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仁義發第二十九》頁 139-140
252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諸侯第三十七》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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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253
仁政的方向，即是營造利於百姓生活的環境與制定相關政策，且能見微知著、
防患未然，內容可涵蓋經濟、教化與法律制度。此引〈五行變救〉觀察董仲舒認 為的施政之宜。此篇總綱為：「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 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雖以災異作為君王反省施政之徵兆，但核心是 施政以德。
〈五行變救〉認為，在五行、五德的對應中，木為仁、火為智、土為信、金 為義、水為禮。木之變，源於「繇役重、賦歛重」，導致「百姓貧窮叛去、道多 饑人」代表施政不仁，變救方式為「省繇役、薄賦歛、出倉榖、賑困窮。」火之 變，出自「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出。不肖在位，賢者伏匿。」變救法為
「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之變，出自「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逸無度，
宮室多營。」須以儉省去奢、舉顯孝悌為變救。金之變，顯現為「多兵」、「多盜 寇」，起因是社會風氣「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變 救法為「隱武行文」舉用廉潔正直之士。水之變，出於執法不公「法令緩、刑罰
宮室多營。」須以儉省去奢、舉顯孝悌為變救。金之變，顯現為「多兵」、「多盜 寇」，起因是社會風氣「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變 救法為「隱武行文」舉用廉潔正直之士。水之變，出於執法不公「法令緩、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