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董仲舒思想一部份自詮釋《公羊傳》而來，而《公羊傳》又為解釋《春秋》
而來。《春秋》、《公羊傳》、董仲舒思想三者的關係，前者皆是後者的文本，而後 者則是前者的詮釋結果。前、後者間，可能都存在著由文本到詮釋者間的差距。
因此我們可藉由比較董仲舒與《公羊傳》之差距，認識其對《公羊傳》進行的轉 變，試圖從轉變之處見董仲舒思想之關注點。另外，若將〈天人三策〉中之思想、
論述，與《春秋繁露》之共同議題相互比較，亦可見兩者間略有差異，這可能與 策論為答覆君王提問的特殊語境相關。因此，筆者想嘗試以利科所提出的詮釋間 距，作為研究上述兩種情況時之方法，並以〈天人三策〉為起點，連繫《春秋繁 露》的相關思想，以瞭解董仲舒的政治理念。
一、 研究方法
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認為，當文本被寫定後，便可能產生四種 詮釋上的間距。他定義「文本」為：「經由書寫所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它表達 了說話者的意圖及其所指的意義。」47但在文本寫成之後，由於對話情境的喪失、
時空改變等因素，使文本有機會經由讀者而產生新的解讀。這些導致新義產生的 因素，利科稱之為間距，並分出四種間距：話語和話語所表達的事件的間距、作 品和作者之間的間距、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的間距、讀者和其自身的間距。
48本文想借用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的間距，作為探討董仲舒理念的方法。
利科所說的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的間距，指的是「作品與作者的分離」， 使作者特定的指稱完全處於未決的、敞開的狀態。在對話結構中，說話者
47 潘德榮《西方詮釋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頁 329
48 「話語和話語所表達的事件的間距」，指的是事件是在特定情境中實現的，但話語因能揭示其 中的意義而超越了事件，且因話語可被書寫記錄，使人能在特定情境消失後持續探索其意義。
「作品和作者之間距」指的是作品被閱讀時，便離開了作者在創作時的特定語境，而與讀者 產生新的語境關聯，因此讀者所理解的意義必定異於作者的意圖。「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 距」則指讀者與作品並不處於共同的時空關係中，這使作者在作品中所指稱的事物處於一種 未決的、敞開的狀態。「讀者和其自身的間距」則指出文本是中介，讀者藉由理解文本，其實 質在於理解自己。潘德榮認為，前兩種間距，意味著文本的「客觀意義」不再由作者的主觀 意向所決定。意義，只存在於文本自身之中，這也是文本詮釋學的基礎。而後兩種間距，代 表文本脫離作者及當下特定情境，而讀者能經由理解與詮釋，使被文本中斷的各種關係以新 的形式再展現出來。潘德榮《西方詮釋學》頁 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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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聽者處於共同的時空關係中，話語所指向的東西對於雙方是共同的。而 在作品中，這樣的語境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意欲語境」。意欲語境 是不確定的，它是一種可能性，憑藉它，讀者才得以理解到作品在當代所 展示的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作品中不含有所指之物，而只是說，作品中 的所指物與日常語言的所指物並不是「連續」的和直接吻合的。而讀者是 在日常語境中理解的，因此，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的間距，可以說是詮釋 學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49
由上述引文可知，典籍寫成的時代屬於「文本語境」，有其自身的社會背景，
而詮釋者的時代、生活環境則屬於「日常語境」，兩者間的間距源於時空環境的 變遷。當詮釋者立足於當代的時代潮流、社會條件上詮釋典籍，讓往昔的典籍，
能在當代持續發揮影響力，就此層面而言，「間距」便展現了積極性，即使它讓 詮釋結果異於原義。而藉由分析當代社會背景，便能試圖釐清間距形成的因素，
而更能同理當世學者提出其理論的原因。
前人學者，不論持否定或肯定的態度，多已指出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多有異於
《公羊傳》原義的現象。這是基於還原經典原義而起的評論，但我們若採納利科 的觀點，認同時空環境的變化是必然的，每一份文本進入不同的時空環境、面對 不同的讀者，勢必造就出具有當世特色的詮釋結果，那麼，我們便應順著當代的 社會背景，才能更貼近董仲舒的理念在當世所具有的意義及價值。
本論文將《公羊傳》視為「文本語境」，將董仲舒的時代背景視為「日常語 境」，並以〈天人三策〉為切入點，從漢武帝的策問內容，認識當代社會、政治 上所面臨的問題，進入董仲舒的時代脈絡。在論及部分董氏理念時，將《公羊傳》
及董仲舒的詮釋並列對照，透過比較兩者間的差異，認識董仲舒對經典的改造，
及其如何以之架構學說，回應時代的需求，使儒學在政治上獲得執政者的青睞。
二、 研究步驟
本論文首先概觀前人研究成果，並整理學界對董仲舒各項思想的評價。其中 較為人詬病之因，在於其說建立於不可驗證的基礎上，具非理性傾向，但其關懷 現世政治，期許國君施仁政、行教化、培育人才等層面，則多為學界認同。
雖後世對董仲舒及漢代思想的評價不甚高，認為董仲舒讓儒學充斥迷信色彩、
49 潘德榮、彭啟福〈當代詮釋學中的間距概念〉(《哲學研究》1994 年第 8 期)頁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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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儒學思想劣化、退步，但亦可作此設想：天人災異等迷信理論是否為受限於當 時政治環境，董仲舒所採取的進說手段，而促使國君善養人民、施行仁政，方為 其目的。故筆者以為不應誤以手段為目的，便推翻董仲舒的思想價值，忽略其在 具體施政方針上，融入儒家精神的努力。
因此本論文從董仲舒之政治思想切入，希望從具體的施政議題上，連結董仲 舒提出之相關論點，探討其對現實政治問題之回應，以了解其學說中所蘊含的儒 家精神。在研探過程中，本論文將循下列順序探論之：
(一) 董伓舒其人及著作
此部分將蒐羅、整理分類董仲舒之著作與相關記錄，以區分研究資料之使用 方向及價值，並從中認識其學術思想與性格。按目前可見董仲舒之著作與相關資 料，可分為四種：一、後人編輯而成之專書；二、隨史籍收錄之言論；三、收錄 於後人所編文集中的董氏之作；四、輯佚資料。
1. 後人編輯而成之專書，即《春秋繁露》。
2. 隨史籍流傳之傳記、言論，如《漢書》所載之〈董仲舒傳〉、隨本傳收錄之
〈天人三策〉、〈五行志〉之「論殿廟火災對」，以及散見之董仲舒言論或董 仲舒之意。〈食貨志〉中所載「限民名田〉、「說種宿麥」。〈匈奴傳〉之「論 禦匈奴」等……。
3. 收錄於後人所編文集者，如收於《古文苑》之〈士不遇賦〉、〈詣丞相公孫弘 記室書〉、〈雨雹對〉。
4. 輯佚資料則有《玉函山房輯佚書》之〈春秋決事〉。
以上文獻，以第一、二類內容最為豐富，研究價值最高，是主體研究材料，
另兩類資料，則可為參考、補充之用。其次概述學界對《春秋繁露》真偽之討論，
以及對〈天人三策〉對策時間之考察，釐清此兩項資料在研究上的重要性。並藉 助上述資料，認識董仲舒的思想及性格，作為研究其政治思想時的參考依據。
(二) 研究焦點
本論文以〈天人三策〉中具體的施政議題為考察核心，再連結《春秋繁露》
中可與之呼應、並觀的相關理論。探討董仲舒對現實政治問題之回應，了解其中 蘊含的儒家精神。而選擇〈天人三策〉為出發點之因，在於其為「對策」的政治 性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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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雖為文體之一，但就內容而言，其政治性遠高於文學性，甚至哲理性，
務能針砭當世、切合實用。對應制者而言，它是兼具個人仕途與思想主張兩者，
為求取顯用的媒介。策論既關乎求用與思想行銷，故在鋪陳其說上，必然牽涉「說 服」的藝術。《韓非子‧說難》中即指出，說服之難，不只在於說服者本身的學 問、辯才，或不畏權威的勇氣，更在於正確掌握聆聽者的需求與其隱微的心態。
策論為君臣間之問答，以實用為導向，內容雖不比具備完整思想架構的專論 書籍《春秋繁露》為佳，但從策問、對策過程中，卻可見君王的人格特質、所關 注的施政問題、時代氛圍……等訊息。且經由回應者之答覆，不僅可見其思維邏 輯、理念軸心，更可見其綰合策問內容與個人思想時，變化、轉型其思想的痕跡。
在〈天人三策〉 的策問內容中：「武帝制曰：……今子大夫待詔者百有餘 人，……各悉對，著於篇，……以稱朕意。」及《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上 方鄉文學，招俊義以廣儒墨，弘為舉首，……太史公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儒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可以發現，接受武帝策問進行對策者，非僅董仲 舒一人。可知董仲舒曾參與武帝策問，雖地位略遜公孫弘，但仍經由策論大放異 彩。然而此學術風潮之興，與其說是儒生在策論之中抬高儒學的地位，不如說武 帝已先有施政思想的定向，才進而廣招儒生取用之。
儒學成為漢武帝政策思想之選擇，應是順應政治情勢而然的結果，而董仲舒 在這波思潮轉變的過程中，嶄露頭角、獲得執政者青睞。世以董仲舒為讓儒學站 上政治舞台的功臣，不如退一步言，漢儒的特色在於將儒學由先秦以人文、內聖 為主的德性儒學，轉變為合於實用的政治儒學。故本文以〈天人三策〉為出發點，
探討其說何以吸引當代執政者的注意、在對策的特殊語境中如何關照到執政者的 需求，並同時融入個人政治、思想觀點，使儒學成功躋身政治場域。
(三) 〈天人三策〉所反映之執政需求
(三) 〈天人三策〉所反映之執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