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董伓舒的政治思想
第二節、 王道本正與《春秋》之義
董仲舒認為：「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209，並認為《春秋》中的微言大義 是：「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210天 意隱微難見，唯獨聖人能體察領會。而聖人對天意的體察，保留在《春秋》中，
《春秋》歷記各代君王施政的成敗，從中提出施政之宜，此即天道，可為治國的 圭臬。以此連結奉天與法古兩項概念，成為開展其政治思想的基點。然而，董仲 舒在詮釋《春秋》時，偶有不同於《公羊傳》原意之新解，或藉傳文未言明處加 以延伸的現象，可見其一方面借助《春秋》的經典地位，加強其說的權威性；一 方面亦以經典為自身註腳，建構其學說。211
董仲舒重視改制，認為受命之王，皆應改制以應天，並提出「改制不易道」
的觀點，可見改制具有形式與內容兩層面。形式層面，是透過改制的儀式，宣示 新政權的合法性。內容層面，則是遵循合於天理、合於古代聖王之道的統治方式，
以正道作為施政的內容。而此萬世不易的治國正道，董仲舒將之寓於《春秋》。 藉《春秋》，將施政之宜與不宜寄託於天啟中，上溯於天之「元」與「災異」，稱 為「二端」。「元」，用以定義國君的職責；「災異」則作為國君施政偏誤的示警，
兩者的目的皆在加強君王照顧國家、人民的使命感，亦可視為君尊臣卑的結構下，
防止君權無限上綱的補救方法。以下由改制更化，以及王道二端，認識董仲舒如 何將形上之天道，轉換為君王施政之本的過程。
一、 改制更化
董仲舒的改制說認為，繼三代之後，受天命的政權為漢而非秦，並藉孔子著
《春秋》，絕筆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視此為為漢立法，然而針對西狩獲麟 的解讀，董仲舒似有基於《公羊傳》的原義上，略作延伸的情形。《公羊傳》對 此事的解讀為：
209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第八十一》頁 279
210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郊語第六十五》頁 230-231
211 劉國民說明董仲舒詮釋《春秋》的方法：「董仲舒開發的《春秋》大義，正是他自己的思想，
他首先有了此主觀思想，然後通過解釋《春秋》詞序，把此種思想附會到裡面去。董仲舒是 藉《春秋》經傳，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此解釋方法是”六經注我”，故詮釋的主觀性較強。……
目的是借助聖人作的經典，具有權威性和神聖性，為他的思想建立《春秋》經典的依據。」
《董仲舒的經學詮釋與天的哲學》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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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 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
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 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反袂拭陎，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
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 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
「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即 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212
傳文中，首先推尊獲麟一事，因麒麟的出現，象徵有王者至。再接續孔子聽 聞此事，自傷「吾道窮矣」。之後探究《春秋》起止時間的意義，始於祖輩所得 聞知之時，止於王道已大備於其書。並說明《春秋》的撰作動機為，透過其中所 載的王道及褒貶，可以「撥亂世反諸正」。最後期待有後聖出現，承繼聖王之道。
然而，既推尊獲麟，孔子又何以為獲麟一事長嘆？從《左傳》對照哀公十四年魯 國發生之事：四月，陳恆弒其君，孔子齋戒三日，向魯君請討伐陳恆，遭拒。213 可見魯國當時，政治上並無明君在位，而麒麟出現又已死亡，此事與孔子請伐亂 臣賊子遭拒一事並觀，則見孔子雖有明尊卑、正名分的匡正亂世之心，卻有無法 將此心、此志推行實踐之悲，遂有「吾道窮矣」的感嘆。可知孔子之嘆，應是出 自對政治氛圍的敗壞，及自身力挽狂瀾終究不成的失望。而董仲舒對「西狩獲麟」
之事，解讀如下：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
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 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214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 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215
212 周‧公羊高撰；清‧陳立義疏《公羊義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959-1971
213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頁 864
214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符瑞第十六》頁 87-88
21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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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通百王之道」，尚可與傳文「君子曷為為春秋？
撥亂反諸正，莫近乎春秋。」的理念互通，，兩者皆認為《春秋》寄寓了聖王之 道，可作為理想政治之典型，為現世政治樹立是非善惡的標準。但在《公羊傳》
中，孔子對獲麟的反應是自傷「吾道窮矣」，且將此事與其得意門生顏淵、子路 之死並列的脈絡中可知，西狩獲麟，應視為孔子政治理想失落的象徵。但董仲舒 將獲麟視為「受命之符」，以及新王改制之義寄託於《春秋》、視孔子為有德無位 的素王，這些觀念實未言明於《公羊傳》中，但《公羊傳》本身解經的模糊處，
讓董仲舒能作出延伸解讀。
《公羊傳》以對經文自問自答的方式寫成，但對於同一句經文提出的若干問 題，彼此卻不一定具有緊密的因果關係，故有時可獨立看待，亦可重組形成新的 解讀。摘要此段傳文的重點，包括：麟至，表示有王者出現、當時政壇並無明君，
引起孔子對聖王理想的失落之感、《春秋》載有聖王之道，後聖可取法於此。若 將這些觀點重組，拼湊因果關聯，就可能得出與董仲舒貼近的想法脈絡：麟的出 現，可視為最大的前提，代表世上有王者出現。但現實上並沒有，故此符瑞應驗 在承載聖王之道的《春秋》與其作者孔子身上。但聖王之道，在此時是以微言大 義的形式，存在於典籍之中，故仍須兼具德位的君王將其實現。但在漢朝人的史 觀中，秦朝已成為完全負面的歷史教訓，不當配聖人的名號，則《公羊傳》所言 之「後聖」，自然應由當世漢朝的皇帝膺其名號。
不論是孔子為素王，或《春秋》是為漢立法的論點，董仲舒已明確指出，能 王天下者，必有天降之符瑞為受命象徵，且符瑞之出現，前提是領導者能得民心 之所向，即「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藉此規範出理 想君王的典範，即是能善養百姓、使其安居樂業之人。
董仲舒將天命繫於有德之人，又援引孔子為例證，大幅削弱了君王的階級身 分問題，也賦予了漢代平民政權合法化的可能，埋下了要求國君行仁政的依據。
在三代改制的脈絡中，董仲舒認為，無法善養百姓的秦朝，不是得天命的政權，
故以漢代周而起，216這個安排也暗示了繼之而起的漢朝，若仍無法奉行愛民之天 意，也將失去天命的認可。由此觀之，國家整體走向、發展盛衰，皆繫於君王的 智慧與能力，因此，董仲舒提出，在新的朝代建立，或新任國君即位後，需要透 過一場儀式，一方面宣示新政權的建立，一方面提出未來的施政主軸，此即改制
216 「秦繼晚周亂世，本應通過改制”救溢扶衰”，但是並沒有這麼做，反而亂上加亂，……所以 漢不承認繼秦，而是直接繼周。」吳龍燦《天命、正義與倫理─董仲舒政治哲學研究》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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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更化。改制為呼應新政權受天命而起，更化則是反省前朝覆滅之因，據以擬定 更適宜的施政內容。受命改制的儀式可以安定人心，而更化則表現出鑑於歷史教 訓，擁有改絃更張的改革決心，與追求進步的理想。董仲舒對於改制與更化的想 法，主要見於〈三代改制質文〉、〈符瑞〉與〈楚莊王〉三篇：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 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 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示天之變反 命，故天子命無常，為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217
仉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 前王而王也。……仉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
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 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 之名，無易道之實。218
〈三代改制質文〉對改制的操作有較詳細的具體說明，包括形式上要改正朔、
制定符合當朝的禮樂。改制的目則在宣示「一統於天下」的政權移轉，以及不再 延續前朝的錯誤施政，將行正道以應天命，表現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觀 念。〈符瑞〉則提出改制的目的，天子有「加憂於天下之憂，務除天下之患」的 責任，施政須「極理以盡情性之宜」，亦即順應民之情性而為，才是符合天道的 施政方式。另外據〈三代改制質文〉中，比較三代改制的內容，僅是改變部分典 章制度，但並不更動社會基本秩序，如三代共同不變的制度為「不刑有身、正月 不殺」，顯現了刑尚寬緩之施政方向，其意義在於表明為政以仁為核心。可見董 仲舒認為改正月、服色等形式，是基於宣示意味，而更化救弊、為民除患，才是
制定符合當朝的禮樂。改制的目則在宣示「一統於天下」的政權移轉，以及不再 延續前朝的錯誤施政，將行正道以應天命，表現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觀 念。〈符瑞〉則提出改制的目的，天子有「加憂於天下之憂，務除天下之患」的 責任，施政須「極理以盡情性之宜」，亦即順應民之情性而為，才是符合天道的 施政方式。另外據〈三代改制質文〉中，比較三代改制的內容，僅是改變部分典 章制度，但並不更動社會基本秩序，如三代共同不變的制度為「不刑有身、正月 不殺」，顯現了刑尚寬緩之施政方向，其意義在於表明為政以仁為核心。可見董 仲舒認為改正月、服色等形式，是基於宣示意味，而更化救弊、為民除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