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之策問內容

策論內容因以實用為導向，可反映當代社會、國君需求。故〈天人三策〉在 內容上雖不比思想繁多豐富的《春秋繁露》為佳，但從策問中，卻可見君王所關 注的現實問題、人格特質、時代氛圍；透過對策者之回應，則可見其思維邏輯、

理念軸心，及其如何在失衡的君臣關係中，變化其思想的痕跡。以下透過〈天人 三策〉中，武帝之策問，分析其所遭遇的施政問題。

一、 第一策

第一策的策問可略分為三個層面：(一)以歷史經驗作為治國借鑒，其中法先 王、法後王之問，應指向郡縣制的設置與落實。(二)探究天人之際，詢問災異、

福瑞在人間之應驗與關聯。(三)詢問內政措施的修正以獲致更好的施政成效。

夫五百年之間，孚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

然猶不能及，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

政事宣昭，……百穀登、德潤四海，……施虖方外，延及群生。

「法先王」為效法古代君王的施政理念或措施，力圖重建禮樂制度、復返往 昔之理想境界。「法後王」則不以古為高，主張取法近世君主因勢制宜，與時俱 進的理念，在急遽變動、問題日新月異的情勢下，積極調整策略、尋求足以對治 問題之方。此兩種施政理念，實可視為儒家、法家兩種思維，¹¹⁵而此提問，顯現 出武帝希望順應政治社會中權力結構的變動，改變漢初不得已而施行的郡國制，

轉而確立郡縣制，將權力完全收歸於皇帝一人。

115 林聰舜教授認為：「郡縣制是法家所推動的，封建，則是儒家所主張的周制。」並評論賈誼提 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策略為：「表面上維護半封建半郡縣的制度，承認諸侯王存在的現 實，但實際上是以漸進的手段，完成中央集權的目標。」指出此為：「兼具儒家形式與法家精 神的主張。」《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家的關係》(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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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異、福瑞的印證則是探求人事處理的妥善與否。福瑞涉及了政權神授的概 念，可視為漢政權對於其政權正當性的憂慮；災異則關乎君王對國祚永續的渴求。

因此天人關係宜關注漢代政權來源之解釋，以及世局之變異源於人為或天意，而 兩項垂詢皆欲得知，人對未來發展是否掌握主動權及決定權。

內政上，武帝特別著重法律與治安的關聯，並期望達到「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的境界，並據此延伸出對人性的探討，詢問人之情性既皆秉自天生，何 以有仁鄙壽夭之異，以及法律施用輕重及其效度之關聯。繼安定內政之後，最終 能達到遠播國威、四海來歸的理想。

綜觀第一策的主要問題皆指向欲明天、人間之職分與關聯，且格外重視在天 人關係中，人是否具備主動性，期望證明人的獨立價值，以及人對命運的主動性。

二、 第二策

第二策策問則從天人之間，轉向對社會制度的關注：

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勞逸之殊也？

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

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

仉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冒亂，賢不肖混淆，

未得其真。

仉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仉則 難行。

此次策問可分為五個層面：(一)詢問治國何有勞逸之殊？此問題應可與黃老 治術所代表的無為而治，以及儒、法相對較為積極的施政模式相互參照，反映武 帝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選擇問題，且有意將漢初以來的無為而治轉向積極有為。

(二)禮制繁簡何宜之問。此可與漢代對禮制的作用並觀考察。(三)執法刑度寬嚴 之問。此可與第一次策問中，內政、法律的部分合觀。(四)人才任用方面，賢、

不肖混淆之問。(五)對應制之儒生提出質問。以儒者提出之施政理念往往迂闊於 實務，難以解決當今面臨之困境，此問題可與第一次策問中法先王、法後王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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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合觀，皆為對儒家理念與實務結合的質疑。可見，相對於第一策重視天人之際，

第二策的問題則指向具體落實於人世中的政策制度與施用問題。

三、 第三策

第三策策問則聯繫天人、古今之間，並提出不論論天與述古，都應將關注核 心立足於人事及當代問題：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仉」故朕垂問天人之應，

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濅微濅滅、濅明濅昌之道，虛心以改。

第三策的策問，聯繫天人、古今之議題，認為談論災異、福瑞，皆應驗合於 人事；法古為治，亦須適用於今務，並再次重申欲得一可行之長遠、適用於所有 情勢的治國準則。此次策問的主軸皆指向「明道」是為「致用」，不論言古或言 天，都應發揮實際之成效，才有談論的價值，是承襲第二次策問，且更標誌出對

「實效」的重視。

歸納三次策問提出的問題，略可就三個層面探討：一為對政治意識型探選擇 之問；二為尋求政權正當性之及政權永續之問；三為具體內政外交政策之問。

第一策中，法先王、法後王之問題，與第二策中治國勞逸殊方之問題，兩者 皆可視為漢武帝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選擇疑慮。其中涵括對黃老的無為而治、法家 的強力干涉，兩種治術效益的探討，以及對儒家高懸理想、迂闊難行的質疑與解 決方式的詢問。漢武帝之所以對這三種治術猶疑難決，可能涉及對亡秦的警惕、

有感於漢初黃老治術之不足，以及皇室權力分配之問題，最終形成尊儒的需求。

對天人、古今的探究，皆是出於對政權之維護。天人之際與祥瑞符應之探問，

反映漢政權尋求君權神授的解釋，希望正本清源，讓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平民政權 得到無可置疑的認可。而古今政權更迭與災異之說的探究，則是由歷史借鏡，作 為當今施政依據，求取長治久安的治國之道。

具體施政策略的詢問，如法律與治安的關聯、禮制用度之繁簡、人才舉措之 問，皆為在內政上追求經濟安定、降低犯罪、強化行政體系等成效，最終達到遠 揚國威的野心。此反映了漢武帝對當下民生經濟與法律不足以止亂的憂慮，且又 心懷向外擴展國勢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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