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三節、 理論建構之手段與目的
董仲舒的思想,保存了儒家的性論,以及愛民、養民的仁政主張,以及內聖 外王的正人正己思想。在承繼儒家思想之外,參酌了周初、墨家的天論成為其神 權之天;採納了陰陽家、黃老道家以自然律則論治道的理路,皆以天限制或界定 君王的職責。最後參採了法家對君權的維護,以及施政上較具體的操作策略。崔 濤認為,漢代以儒家與法家的思想互補,儒家提供內蘊價值,法家則提供工具性 思維,陽儒陰法的施政方式,便是著眼於內在精神與外在實際操作功效的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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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升君權,是帝制成形後必然的需求,則董仲舒在君臣關係上改變先秦 儒學的主張,是引領儒家進入政治實務的關鍵,但其主張的施政理念,以及對君 王品德的重視,仍保留著儒家民本的基本教義。而對法家思想的採納,則多為確 保行政專業及效率的具體策略。可見其神權之天人論與陰陽五行的架構,是以天 的高度制約君王的施政方向與尺度,法家思想是出於執行上的需求,但核心內容 仍以儒家愛民之意為本。
從先秦諸子的學說可知,對人性的定義,必然影響其導人向善的方式。從孟 子的性善論,導向期盼人理性自覺;荀子的性惡論,重視禮法對人的別異與管理。
法家則認為,人只有不可改變的「自為自利」之性,只能以厚賞重罰驅策之。由 此筆者相信,當我們對人性持有越高度的信心時,我們對待、管理他人的心態與 方式也必將更為體諒與溫和。
如崔濤引干春松之言,認為漢代以儒家為官方意識形態,是對法家的反動。
干春松認為法家「不法古」的思想綱領,是過於激進的。因為古代表了一個民族 長期發展而形成的習俗甚至是思維模式,而法家對儒家法古的批判,其實象徵了 對整個社會習俗的挑戰。秦代創立的許多新制度未必不佳,但在運作模式上並未 得到成功,最終趨於滅亡的教訓,讓繼起的漢代在前車之鑑下,選擇以儒家的傳 統價值作為支撐,才能順利延續其極權專制的制度。468
雖然後世對董仲舒及漢代思想的評價不甚高,認為董仲舒讓儒學充斥迷信色 彩、使儒學思想劣化、退步,甚至引發後世讖緯迷信之不良風氣。但筆者認為,
天人災異的迷信理論是出自當代現實因素下所採取的手段,促使國君善養人民、
467 崔濤《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學》頁 157
468 崔濤《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學》頁 1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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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仁政才是其目的。不應誤以手段為目的,也不應以後學末流的歪曲,便推翻 董仲舒的思想價值、忽略其在具體施政方針上融入儒家思想,使儒學貼近政治實 務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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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hilomedium.com/blog/8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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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桂〈從天道觀看董仲舒融合陰陽與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國學術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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