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武帝之執政困境與需求
第一節、 策論的語境與漢初君臣關係
對策制度的設置，是為應對君王所提出的治國疑問，並提出解決策略。保守 者可避免施政錯誤；積極者則可提出治國原則、理念或制度，並供後世長遠依循。
《文心雕龍‧議對》認為，策論的形制始於漢代，進行方式是君問臣答，作為一 種君臣間政見交流的模式：
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
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者造事，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
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 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贊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 必剛，摛辭無懦，對策王廷，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109
10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017-4057 此篇所引 用之〈賢良對策〉內容皆依此本
108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1190
109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議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頁 4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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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用層面而言，對策可作為政府選取人才之法，亦是個人登庸致用之途；
就內容層面而言，則關乎治國之方，故持論須以正派思想為理據，不宜譁眾取寵，
方能使政策在宣導、施行上以理服人，且多有援引古聖先賢經驗作為參考的特色，
以求達到以古驗今之效。
對策的首要要求是「言中理準」，需要正中靶心，指出對策為一種命題式的 回答，內容並非全然自由、開放的個人理念發表。不論是「應詔陳政」，或「探 事獻說」，都顯現對策者需準確回應執政者的提問。執政者肩負善治天下之任，
故策問內容，即可能反映當下國家局勢，及其特別關注的施政問題。而對策者的 回應則反映了學者、群臣對此議題的觀察、考量，並以其學識、見聞、歷練作為 立基點，在國君未能周全顧及的部分，予以補充或修正。據此推想，對策者勢必 要深明當前政治局勢、走向、困境、優勢等國家內外情況、條件，方能在對策時 舉重若輕、一語中的。因此，對策雖列為文體之一，但就形式、內容而言，其政 治性、實用性皆遠高於文學性甚至哲理性，務求針砭時弊、切合實用。
對應制者而言，它則是兼具個人仕途與思想理念兩者，藉以求取顯用的媒介。
策論正因關乎登庸致用、得見於君，故在鋪陳其說上，必然牽涉「說服」的藝術。
《韓非子‧說難》即指出，說服之難，不只在於說服者本身的學問、辯才，或不 畏權威的勇氣，而在於正確掌握欲說服者的需求與其隱微的欲望：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 者，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 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衿而滅其所 恥，……欲納相存之言，則必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 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 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 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110
較劉勰之論，韓非立足於法家的君臣結構下，著重從君臣間，權力不平等的 緊張關係，以及人心複雜隱微的欲求進行分析，點出人臣進說之難。身為遊說者，
須掌握人君之思，巧避其惡、暗迎其好，方能盡其欲言之辭。
綜觀策論的寫作需求、用途與心理戰術等因素，韓非之說雖有過度迎合執政
110 周‧韓非撰；張素貞校註《新編韓非子‧說難第十二》(國立編譯館，2001 年)頁 23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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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傾向，但考之於漢代君尊臣卑日益明顯的權力態勢下，君臣於論學、論政時，
確實不乏「嬰人主之逆鱗」而身死囹圄刀鋸的例子。因此對策者如何在擁護理念 與明哲保身間取得平衡，便成為漢代大臣共同面對的難題。
據賈山形容，漢初君王之威勢，如雷擊般摧折眾臣：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仉人主之威，非特 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 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111
其中描述當時臣下懼於君王絕對的權威，往往不敢直言進諫，甚至造成士不 能盡其才，君王不得聞其過的負面影響，同時反映漢代君臣的權力關係嚴重失衡 的現象。此現象自漢初以來歷歷可數，如高祖劉邦在楚漢之爭勝出後，反藉不忠 罪名殺恩人丁公，以此重建君臣倫理、強化忠君觀念。
素有寬厚美名的文帝，放任吳王劉濞、淮南王劉長坐大，即使面對賈誼、晁 錯的削藩建議，皆「寬，不忍罰」，使劉濞更加蠻橫。112但在處理新垣平假造「人 主延壽」之玉以媚上一事，卻處以誅三族之罪。113量此二例，文帝對諸侯王的寬 忍，應是基於當時皇室之力尚不足與地方諸侯相抗，因擔憂削藩將動搖國本，而 採取的一時之計。但新垣平一案，阿諛媚上固然為不正之舉，但處以夷三族之刑，
其間罪與罰的比例亦失之過重。可見在君王可掌控的權力範圍內，對其君臣關係，
常有殘酷寡恩的一面。
景帝時，為削弱同姓諸侯力量，採晁錯之議削藩，引發諸侯王以清君側之名 起兵叛亂。景帝為平定七國之亂，不惜誅殺晁錯換取諸侯退兵、為己解難。此事 不僅看到一心為皇帝出謀獻策的大臣，只是任其利用的棋子，臨難便可任意拋棄，
且此事件造成的漣漪效應為「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114對爾後 臣下對應君王的互動模式起了寒蟬效應。
11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賈鄒枚路傳》頁 3789
112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吳王濞列傳》頁 1129
11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文帝紀》頁 128
114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禮書》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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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君臣間權力關係，由此可見一斑。君王為了維護自身威勢、穩定統治力 量，可輕易折殺、犧牲為其盡忠效力之臣。因此，識時務者，或屈己以從君意；
或調整學說，以求易於為國君接納，同時為己提供庇護。故應制者面對君王之提 問，不僅需釐清國君施政之關注點，亦需關照時局中矛盾衝突的各方勢力，才能 在回應施政需求與維護個人理念、保全自我之間取得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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