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董伓舒及其著作
第三節、 〈天人三策〉之對策時間與價值
第三節、 〈天人三策〉之對策時間與價值
關於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研究，學界多聚焦其對策時間，且各家所持觀點 不一，迄今未有定論。據《史記》、《漢書》於建元元年至元朔年間的記載，武帝 詔舉賢良共有三次：一於建元元年(135B.C)，載於《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83與
《漢書‧武帝紀》84；二於元光元年(129B.C)，見於《史記‧封禪書》85、《漢書‧
武帝紀》86；三於元光五年(133B.C)，見於《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87、《漢書‧
公孫弘卜式兒寬列傳》88，以下將以此三年時間為主，試就學者們推論對策時間 所持之論據，作一整理與略述。
一、 建元元年說
支持此說的主要根據有三：一為「舉孝廉政策之施行時間」、二為「武帝設 置五經博士之時間」、三為「董仲舒任江都相之時間」。
以舉孝廉政策施行時間為依據，是根據《漢書‧董仲舒傳》中「州縣舉茂才、
孝廉，皆自仲舒發之。」89而來。據此認為董仲舒的對策內容，開啟了元光元年 十一月舉孝廉之政策。以設置五經博士時間為依據者，亦是源於此語，皆以董仲 舒之對策為開啟專為儒家經典置博士官職制度的源頭，而設置五經博士一事，《漢 書‧百官公卿表》則繫於建元五年。90以出任江都相之時間為依據者，則是基於
《史記‧儒林列傳》描述董仲舒時所載「今上即位，為江都相。」91一語，認為 董仲舒因對策為舉首，因而獲任江都相，且此事繫於「今上即位」之時，可推測 為武帝即位初期之事，故建元元年最為吻合，基於以上三點，則有對策於建元元 年之說，司馬光提出此說，而蘇輿亦持此說。92
然而認為此說之不足處有二：一為自漢代開國以來，至董仲舒對策之時，期
83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平津侯主父列傳》頁 1183
8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55
85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封禪書》頁 493
86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武帝紀》頁 160
87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平津侯主父列傳》頁 1183
88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公孫弘卜式兒寬列傳》頁 4210
8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55
90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 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頁 871
91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儒林列傳》頁 1259
92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董子年表》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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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歷時長度有矛盾。漢代開國至建元元年，共歷時六十七年，然而在董仲舒的第 二次對策中，則說漢代開國至今已七十餘年，93兩者時間相為矛盾，若據董仲舒 之言，對策應晚於建元元年。二為夜郎、康居歸誼時間，對策中提及夜郎、康居 已「悅德歸誼」，94但據《史記》〈西南夷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所載，夜郎通 於建元六年後，95康居之通則約於元光元年前後，96兩者時間皆晚於建元元年。
二、 元光元年說
此說的主要根據有三：一、出任江都相之時間。二、夜郎、康居歸誼時間。
三、公孫弘對策且為舉首之時間。董仲舒若於元光元年對策且獲任江都相，則對 照《春秋繁露‧止雨》所載，止雨一事行於江都王劉非二十一年，此年為元光二 年，符合其於對策後獲任的時順。夜郎、康居歸誼時間皆為元光元年左右，因此 對策於元光元年，則可符合此時間點。而參考公孫弘對策為舉首，則是源於對照 董仲舒與公孫弘之對策，劉國民認為兩人所對應之皇帝策問不同，應非同年對策。
而公孫弘為舉首之事載於元光五年，故據此推測董仲舒對策於元光元年。97 認為此說不足者則指出，《史記》、《漢書》都明確記載公孫弘對策時間為元 光元年，因此不應置公孫弘對策於元光五年，且以此作為排除董仲舒於元光五年 對策的依據。98
三、 元光五年說
此說主要以「災異之記」遭竊時間為推論依據。董仲舒因災異之記遭主父偃 竊取、上奏於武帝，幾死，自此後不復言災異。99因此推論對策時間應於災異之 記遭竊之前。而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所載，元光元年時，主父偃方西入 關見衛青，此時主父偃尚未為武帝所知，故不可能因嫉恨董仲舒而竊其記以上奏。
而主父偃為武帝所識，至其伏誅，約為元光五年至元朔二年間，故災異之記遭竊 應發生於此時，且對策不晚於此期間之後。
又劉國民提出史冊所載之公孫弘對策年份可能有訛誤。其論點認為公孫弘對 策於元光元年，其論據為對照《漢書‧武帝紀》與《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9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29
9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38
95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西南夷列傳》頁 1204
96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司馬相如列傳》頁 1221
97 劉國民《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及天的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76-77
98 劉國民《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及天的哲學》頁 69
9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五行志》頁 191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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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武帝策問，二者提問內容基本相同，應屬於同次對策，但兩者繫年不同，〈武 帝紀〉繫於元光元年，〈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則繫於元光五年，故認為其中必有 其一繫年有誤。而考察何者有誤之推論，則以《史記‧封禪書》為參考，其繫公 孫弘對策一事於元光元年。劉國民認為《史記‧封禪書》所載之時間較為可信，
因其記錄方式為「……後六年，……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其記年方 式較少涉及數字，不易因傳抄而訛誤。反而《漢書》所載之「元」、「五」二字易 因形近而訛誤，故推論公孫弘對策應參考《史記‧封禪書》之記錄，繫於元光元 年，並據此排除董仲舒於同年對策。100
而如何繫董仲舒對策時間為元光五年，則提出兩證：一為武帝於元朔元年，
針對薦舉孝廉一事詔令：「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議不舉者罪。」101此舉 可與董仲舒對策中「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之內容相為呼應，以及 武帝於元朔五年頒行置博士弟子員政策，此亦可與對策中「願陛下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學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相為呼應，且亦符合班固所言，多項尊儒政策「皆自仲舒發之」的評論。
然此說之疑點在於，與《春秋繁露‧止雨》篇之記錄相左。〈止雨〉篇顯示 董仲舒於元光二年時已任職江都相，自然不合於元光五年對策、才任江都相之說。
且《史記‧儒林列傳》載董仲舒任職時間「今上即位，任江都相。」可見任江都 相時間應在武帝即位後不久，因此若繫對策時間於元光五年，則有失之太後之疑。
而此兩處疑點，劉國民則提出董仲舒可能於建元元年對策，且出任江都相，但此 年對策的內容並非今日載於《漢書》本傳中的〈天人三策〉。102
整理以上各說，各家用以推論〈天人三策〉對策時間的主要依據為：一、《漢 書》本傳中，以尊儒政策多「自仲舒發之」一語，連繫舉孝廉、置博士弟子員等 政策實施的時間，作為繫年依據。二、以「今上即位，任江都相」一語，取武帝 即位時間、董仲舒派任江都相的時間作為推測依據。三、或參考夜郎、康居歸誼 時間、主父偃竊取災異之記的時間等內容為推測依據。
雖然《漢書》以董仲舒為尊儒政策之倡導者，學者亦多依班固之言推論對策 時間，但是，置博士弟子一事，於《漢書》、《史記》皆繫於元朔五年，且由官居 御史大夫之公孫弘所建請實施，而此政策之提出是否涉及董仲舒，皆未提及，因 此「皆自仲舒發之」一語，是否為一事實的描述，或是一概括讚賞之詞？僅以此
100 劉國民《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及天的哲學》頁 74-77
10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武帝紀》頁 166
102 劉國民《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及天的哲學》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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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書內容豐富，可能有對策時所不及言明的想法觀念、哲理結構；或是再行延 伸的相關細節，若能適當參照，應能與對策中許多論點達到比較及裨益之效。
回應當代問題、與政治實務最高度關聯的，應屬〈天人三策〉，而在學術思 想的廣博、豐富度而言，則是《春秋繁露》略勝一籌。因此，本文關注董仲舒的 政治思想，將以〈天人三策〉為研究核心開展，從漢武帝的策問中，了解當代所 面臨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以更貼近董仲舒所提供的施政策略、理念；再參 照《春秋繁露》的相關論點，作為補充，以便更全面關照其施政構想及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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