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董伓舒的政治思想
第四節、 德與刑
在〈天人三策〉中，武帝屢次述及治安情況不如預期、刑不止姦的施政困境，
董仲舒以刑、德運用比例回應。
對一策，論述「道」的內容是：「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智皆其具。」
指出治國之道，以仁愛為本質、仁義禮智為工具。愛民之政，應透過仁義禮智陶 養人民的道德品行與價值觀，使民知恥不犯。故治國正道，落實於社會治安的改 善上，即展現為「德主刑輔」的施政策略：重視教化的推行，而以刑罰為輔助的 工具。
一、德刑關係
為了加強「德主刑輔」的合理性，董仲舒從陰陽四時、歷史教訓、人性本質 三個面向，分析德與刑的關係。
在陰陽四時層面，以萬物成長的週期規律，作為德主刑輔的形上依據：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聖人之治 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 喪。……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
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293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 溧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溧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 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功已畢成之後，
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294
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疎陰，伕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置 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295
293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陰陽義第四十九》頁 192
294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第五十二》頁 197-198
295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第四十六》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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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成長週期，多以陽暖時節為主，在秋季少陰之氣起時便成熟結實。當 冬季太陰之氣起，萬物皆已枯落。直到太陰之氣結束，陽煖之氣生，植物才再度 萌動生機。董仲舒據此週期提出，陰陽之氣的運行，與萬物成長的關係是：陽置 於實，陰置於空。天以陽氣養育萬物，僅於秋季時，稍取陰氣助成萬物的成熟，
因此是置陰於空處，以此見天的仁愛本質。以此對應君王的施政，亦應順天之道 化育萬民，以仁為心，以教化養民，以刑罰為助。
從歷史教訓的角度省察，則直承亡秦之鑑，分析當代施政之誤：
秦繼其後，……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王之道，……其遺毒餘烈至仉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
仉漢繼秦之後，……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
愈甚而亡益也。296
董仲舒認為，秦朝因獨任法治、輕忽教化而失去政權。如今漢繼秦後，襲而 不改，民風依舊澆薄。藉兩朝任法治民，皆不得成效的實證，彰明獨任刑罰的不 當。並提出「為政而不行」，便是「更化」的時機，希望國君以推行德教，取代 當今重刑罰、輕教化的施政方向，以免步上亡秦的後塵。
最後從人之天生情性言教化：
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仉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 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297
教化不立而萬民不化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
不能止也。298
董仲舒以人天生有貪利之情，不可阻絕，只能導引。故執政者欲求治安之效，
關鍵在於緩和貧富差距與教育。使民雖有趨利之情，仍能堅守品德而不犯禁。唯
296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28-4029
297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43-4044
298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董仲舒傳》頁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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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自覺的控管其好利之情、立是非標準於內心，並自發的遵守，才能從根本上 改善社會風氣，可見德主刑輔，實為希冀透過教化、啟發的作法，將管理群眾的 方式由法律的他律，導向道德的自律。
以上三個層面，皆論述君王施政應秉持德主刑輔的理念。惟有教化已行，社 會上仍有明知故犯者，才以刑罰戒懼之。刑罰的目的在於輔成教化，不在於使民 畏恐而不犯禁，可見德與刑，兩者最終目的，皆為導民向善，但在施用上有主從、
先後之別，因此提出德與刑的經權觀：
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是 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
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 隱權，前德而後刑也。……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 義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 不務刑。刑之不可伕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伕以成歲也。為政而伕刑，謂之 逆天，非王道也。299
董仲舒以教化為「政之本」、刑為「政之末」。300透過「陽為經，陰為權」， 對應施政，則教化為經，刑罰為權。教化的目的是養民，刑罰的結果是傷民，兩 者相反，但刑罰仍不可廢。因「權」所存在的目的是「權成」，權不應單獨存在，
它的目的在於輔助成功。因此國君設置律法刑罰的心態，不可以恐怖統治、以暴 制暴的想法為手段，而應藉由刑罰的設置，使民有所戒惕，達到遏止犯行的目的。
故刑罰應以設而不用為最高目標，若非不得已而用之，應如天在寒冬感傷萬物枯 落般，以悲傷之情面對人民犯禁受罰的狀況。
由此可知，平治國家的外王之道，以教化為政之本、刑為政之末，兩者皆以 達到社會和諧安定為目標。
二、 教化與性論
董仲舒認為，行教化於民的前提，在於國君先以身作則，才能收上行下效之 功。對於穩固君權、長治久安的根源，提出「三端」之說，旨在提醒國君應先端
299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第四十三》頁 181-182
300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精華第五》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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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政府形象，並以自身作為全民表率，才能有效推行教化：
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
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聖 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 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
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傳曰：「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民者，君之體。心之所好，體必安 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
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301
三端，即是君王妥善處理父子、君臣、君民三者間的關係。其中父子與君臣 關係，著重的是君位延續、權力配置問題，二者皆攸關政府機構的安定與否。唯 有政府安定，才有餘力管理、教化百姓。雖然最終目的是區別尊卑、穩定權力結 構，但操作上須以柔性的方式達成。因此，欲避免君位的爭奪，就應在平時注重 父子關係、和睦親情，父慈才可能子孝。對臣屬亦然，臣屬得到相對的尊重，才 可能敬事其君。而在君民關係上，則要求國君自身先力行孝悌之德，才能安百姓。
總結三端之政，可歸納出三項要點：一為人倫關係的基礎，二為上行下效的 教化觀，三則為指出教化首重之內容。
集權的政治結構，讓統治者享有最高的權力與資源，使得君位極易遭到覬覦 與爭奪，成為國家亂源。但是，想要穩固權力，不能依靠單向的壓制，或一味君 尊臣卑的觀念灌輸，而應重視關係中的雙向平衡。倫理關係中的雙方，情感連結 越深厚，才越能降低爭奪的風險，這也是所有關係能維持和諧的基礎。
國君希望社會安定，民心淳厚，但董仲舒指出，社會風氣的厚薄，實源於上 位者，以及政府機構帶給民眾的印象及影響。因此，上位者以身作則、成為民眾 表率，才是教化成功的第一個環節。
綜合人倫關係的相互性，以及上行下效的教化觀，可知一國人民、風俗的樣 貌，取決於執政者的引導。國君期望民風改善，不能獨以法律、威勢壓制，而必 先以自身為典範，以重義輕利、好禮敦倫等價值觀及實際行為影響、陶教百姓，
301 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第四十一》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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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由上而下帶動民風轉變。而君王行教化的必然，又須建立在民性未善的前提 上。由此，董仲舒開展出其性命論。其性論，並非以探究人性為目的，而是為了 讓教化成為君王的職責，所設計出的內容。所以性論的部分內容，略有可議之處。
例如，人本有天賦善質，亦有能為善的內在力量。據此二者，人實已具備止惡向 善的自主性。但董仲舒的理論，是針對王道所發的施政建議。既以教化為君王職 責，則民性必須有所不足，王教才有施行的必要，因而發展出中民之性、民性為 瞑，以及性未善等理論，再藉以提出教化內容、施政方向。
(一) 天賦善質──「命」
董仲舒釋性為「生之自然之質」302，亦是人承天命而生。「命」在其論述中 有兩種內容，一為不可控制的命運。如在〈隨本消息〉中，以子路死，及西狩獲 麟為例，作為與人之修德無關的「天命之不可救者」。303面對這種遭命，只能接 受生命以無常為質，安之若素。一為承天人架構發展而來的人性論，以人格化之 天，定義人秉天而得的品性，董仲舒說：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 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疢疾 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304
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
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