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以〈天人三策〉為考察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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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陳麗桂先生. 董伓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 以〈天人三策〉為考察起點. 研究生：范如蘋.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 論文提要. 本論文旨在透過〈天人三策〉的策問，以及漢初的社會因素，認識當代思潮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執政問題。以此時代背景、執政者的關注焦點，作為理解董仲舒建構政治思想的基礎。武帝對政治意識形態選擇的疑慮，出自漢初以秦為鑒的浪潮，使法家難以再公然地登上政治舞台，而黃老的寬和之治，施用至武帝時期，已不足以滿足武帝積極有為的治國野心。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便給了儒家進入政治場域的契機。武帝的策問，以天人問題為開展，反映了當代天人思潮的盛行，而在實務層面，武帝關注民性仁鄙、法律治安的關聯、官員品質的良窳，以及拓威四方等問題。董仲舒將其統整為「德主刑輔」、「本正末應」的施政理念。在武帝問以天人之際的語境下，董仲舒建構的天論，嘗試調和當代社會因素與個人理念，使其學說能更易於為當代接受。董仲舒之思想，以天人論為架構，包裝其政治思想。如以「天人災異」之說應對君權，此理路雖遠離儒家理性發展的方向，復返了周初的迷信色彩，但其以《春秋》災異紀錄為媒介，將《春秋》及儒家思想帶入當代盛行的天人思潮中，藉由災異之解讀結果，對君權達到一定的限制。而其賦予陰陽以主從位階，並以之界定君臣關係的論述，則可回應帝制型態下，對尊君的需求。在政策內容上，董仲舒以「陽尊陰卑」開展出「德主刑輔」之說，延續了黃老道家「治道法天」的理念，為人間政治尋求形上的依據。同時，亦著眼於具體操作策略的提供，參酌了法家理念，如循名責實、分職而治、潛御群臣之術等，使儒家理念更切近於實務。其德主刑輔的理念，具體展現為「先富後教」、「原心定罪」等主張，其中對養民、教民的重視，仍深具儒家重德治、人治的色彩，而對君德修養的重視，亦符合儒家內聖外王的治國理念。可見董仲舒的思想，在本質上仍持守著儒家的精神，但能參採各家學說，強化為操作策略，並兼顧帝制下尊君的需求、與當代的思潮貼近。雖在天論、君臣關係上，改變了先秦儒家的論點，但這些改變卻是引領儒家進入政治實務的關鍵，使儒學得以成功立足政治之因。. 關鍵詞：董伓舒、天人三策、儒家、政治、春秋繁露.

(3) 目錄第一章、緒論 …………………………………………………………………………… 第一節、論題緣起 ………………………………………………………………… 第二節、文獻回顧 ………………………………………………………………… 一、學界研究概況 ………………………………………………………… 二、董仲舒之天論及天人感應說 ………………………………………… 三、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 …………………………………………………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步驟 ………………………………………………………………. 1 1 3 3 5 9 13 13 14. 三、論文大綱 ………………………………………………………………. 18. 第二章、董伓舒及其著作………………………………………………………………… 第一節、〈士不遇賦〉中董伓舒與漢代文人的慨嘆……………………………… 一、〈士不遇賦〉之歷史省思……………………………………………… 二、先秦與漢代的君臣關係 ……………………………………………… 三、德位之應與不遇的自決性 ………………………………………… 四、董仲舒的人格試探 …………………………………………………… 第二節、《春秋繁露》之真偽爭議與價值………………………………………… 一、偽書說 …………………………………………………………………. 21 21 23 24 25 27 29 30. 二、非偽書說 ……………………………………………………………… 第三節、〈天人三策〉之對策時間與價值………………………………………… 一、建元元年說 …………………………………………………………… 二、元光元年說 …………………………………………………………… 三、元光五年說 …………………………………………………………… 小結 …………………………………………………………………………………. 32 34 34 35 35 37. 第三章、漢武帝之執政困境與需求……………………………………………………… 第一節、策論的語境與漢初君臣關係 …………………………………………… 第二節、〈天人三策〉之策問內容…………………………………………………. 39 40 44. 一、第一策 ………………………………………………………………… 二、第二策 ………………………………………………………………… 三、第三策 ………………………………………………………………… 第三節、漢武帝之執政困境 ……………………………………………………… 一、政治意識型態的選擇 ………………………………………………… 二、政權正當性之需求 …………………………………………………… 三、軍事與內政問題：軍事、經濟、法律、禮制 ……………………… 小結 ………………………………………………………………………………. 44 45 46 47 47 56 58 61.

(4) 第四章、董伓舒的政治思想 ……………………………………………………………… 前言 ………………………………………………………………………………… 一、道的本質與治國之道 ………………………………………………… 二、君王的職責 …………………………………………………………… 三、漢代的因應 …………………………………………………………… 第一節、政權的正當性 …………………………………………………………… 一、天命觀 ………………………………………………………………… 二、樹立君權與移孝作忠 ………………………………………………… 三、嚴明尊卑與君臣倫理 …………………………………………………. 62 62 62 65 67 71 71 73 76. 三、政道之本 ……………………………………………………………… 小結 ………………………………………………………………………… 第三節、君德與聖王之道 …………………………………………………………… 一、以仁安民 ……………………………………………………………… 三、以義自正 ……………………………………………………………… 小結 …………………………………………………………………………. 84 86 86 90 96 98 100 101 109 117. 第四節、德與刑 ……………………………………………………………………… 一、德刑關係 ……………………………………………………………… 二、教化與性論 …………………………………………………………… 三、春秋決獄與誅心 ……………………………………………………… 小結 ………………………………………………………………………… 第五節、伕官取士與官僚制度 ……………………………………………………… 一、君臣互動 ……………………………………………………………… 二、考核升遷 ……………………………………………………………… 三、五行五官：分職而治 ………………………………………………… 小結 …………………………………………………………………………. 118 118 120 130 134 136 136 137 140 145. 第五章、董伓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 ………………………………………………… 第一節、天論 ………………………………………………………………………… 一、儒家的天論 …………………………………………………………… 二、墨家的天論 …………………………………………………………… 三、陰陽家的天論 ………………………………………………………… 四、董仲舒的天論 …………………………………………………………. 147 147 147 150 151 153. 小結 ………………………………………………………………………… 第二節、王道本正與《春秋》之義………………………………………………… 一、改制更化 ……………………………………………………………… 二、王道根源 ……………………………………………………………….

(5) 第二節、性論與王教………………………………………………………………… 一、性的兩種解讀方向 …………………………………………………… 二、成善的方式 …………………………………………………………… 三、董仲舒的性論 ………………………………………………………… 第三節、政策內容與執行策略……………………………………………………… 一、政策內容 ……………………………………………………………… 二、執行策略 ……………………………………………………………… 小結 …………………………………………………………………………………. 155 155 156 160 161 161 165 172. 174 174 174 175 第二節、從道與從君的帄衡 ………………………………………………………… 176 第三節、理論建構之手段與目的 …………………………………………………… 178. 第六章、結論………………………………………………………………………………… 第一節、漢代對君權的反思及調整 ………………………………………………… 一、漢初的社會因素………………………………………………………… 二、〈天人三策〉的策問………………………………………………………. 徵引文獻 …………………………………………………………………………………… 180.

(6)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論題緣起. 儒家思想自孔子開創，孟子擴充儒學內涵後，以仁義、忠恕等道德顯揚人之價值。在個人修養方面，予人道德自覺的自主精神，透過內省、修德以自我完滿。在人際關係方面，從情感、責任、分際、互敬互重等角度切入，營造群體中，良性的人際互動。在政治方面，提出重民、養民的仁政理想，重視君王修德、以身作則，使人心悅臣服，成就良性的君臣與君民關係。因此，儒學不僅是個人向內自我省察、修德之教誥，亦是維繫人際、社會理性和諧的指南。然而，先秦儒學，即便展現出深厚的人文光彩與強烈的淑世精神，卻鮮少在政治場域中獲取執政者實質上的重用與實踐。儒學的精神、主張，是否為保民而王的理想，與富國強兵為考量的現實衝突下，無以實現的幻想？因兩者間難以彌合的矛盾與差距，使之成為曲高和寡的孤寂？但此種情況，在漢朝武帝時期，出現了巨幅的轉變，且形成長遠的影響。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執政者所標舉的政治理想。自此以往，中國多數朝代的執政者，不論實際操作手法為何，都以儒學、仁政理念自我標榜，加以經學取士制度的發展，使儒家思想長遠影響了華夏民族的精神心靈，成為中國人自我修德、待人處事的一種根深柢固的模式。漢武帝的尊儒政策，是時代趨勢發展的必然結果1、是許多儒者共同參與、努力的成果。然不可否定，將儒學結合政治，發展為一套龐大的思想體系，貫通天人、連結社會、政治諸多層面者，當推董仲舒為最重要之開展者。然而，董仲舒在後世學者之研究、評論中，卻是毀譽參半。董仲舒在儒學發展上的重要性是，使儒學與政治結合，完成了先秦儒家渴望入世卻難以達到的理想。而在政治與學術的結合過程中，必有對先秦儒學精神之承繼與揚棄，這亦是導致後世學者對董仲舒有所爭議的原因。但董仲舒對儒學之承繼、改造與揚棄，是出於其知識、邏輯思維之限制與盲點？還是學術結合政治時必然面對的現實問題？筆者嘗試以區分手段與目的方式，再次檢視董仲舒思想的實質內涵，及其諸多論點提出的背後用心，以理解其欲追求之實質效益，進而把握其思想核心，. 1.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362-363 *本文註腳之書目凡再度徵引，出版項皆從略。 1.

(7) 以及其學說中對儒家精神的反映與保留。在儒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時期都必有其特出之變化、特色與內容，值得詳加研究，而筆者認為，儒家精神與社會價值、風尚息息相關。現今社會對於儒家精神的認知其實不深，往往對其推崇之仁義、人倫等價值，一概斥為守舊與僵化的教條。我們常自詡處在一個重視多元價值、自由開放的時代，卻忽略了這同時也是缺少人我分際、自律，寬和等美德的時代，我們其實是生存在一個可以自由選擇，但也缺少方向的模糊地帶，而儒學終究是關懷現世、關懷人群的入世哲學。因此，筆者希望透過研究董仲舒，了解其調和儒家精神與現實政治、社會需求，選擇以儒學作為回應現世問題的解答，其用心及思想特點，是否仍足以供今人借鑒之處。. 2.

(8)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學界對董仲舒的研究，成果豐碩，整理學著們研究董仲舒時所著重的面向或切入點，略可區分為：(一) 對董仲舒生平及著作的時代、真偽之考證。(二) 對董仲舒思想的整體性綜論。(三)董仲舒在學術發展史上之定位。(四)董仲舒的政治哲學。(五)董仲舒思想中的各式單項論題。透過這些研究成果，已可大致掌握董仲舒的思想體系，及學界對董氏的評價。. 一、學界研究概況對董仲舒生平及著作之考證，相關研究如：鄧紅〈日本中國學界有關《春秋繁露》偽篇問題的論爭〉、李金松〈對江都王還是對膠西王？--「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目辨正〉、旅之勉《董仲舒的對策年歲考》、馮樹勳〈董仲舒生卒年與對策考〉、魏文華《董仲舒珍聞》。這方面的研究，試圖探尋《春秋繁露》的真偽、〈天人三策〉的對策時間，以及蒐羅、整理董仲舒的生平軼聞、仕宦經歷。透過這些研究，可以更完整的還原其生平，有益於從其遭遇更認識其人格，而對其著作的考證，則有益於研究董仲舒時，了解所採用資料的可信度。對董仲舒思想進行整體性總論的研究則有：馬勇《曠世大儒：董仲舒》、李宗桂《董仲舒：秦漢思想的統一者》、華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王永祥《董仲舒評傳》等。這類型著作，多涵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人性論、歷史觀、王道政教理論以及西漢時期的社會背景，藉以分析董仲舒思想成形的原因，2再就各論題進行分項說明，透過此類研究，可以較迅速且全面的認識、掌握董仲舒思想所觸及的各種面向。針對董仲舒在學術發展史上之定位，學界多由三個角度切入：其一為董仲舒在儒學發展上之定位。相關研究有：黃樸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研究》、張祥龍《拒秦興漢和應對佛教的儒家哲學：從董仲舒到陸象山》、劉紅衛《董仲舒與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李威熊〈董仲舒獨尊儒術與儒學更化〉等。這方面的研究，從儒家思想發展的脈絡切入，如張祥龍探究. 2. 華友根說明：「西漢時期的發展趨勢為消除割據分裂、加強地區聯繫，建立中央集權。」而這種趨勢「必然反映在經濟、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等層面。」華友根即以上述方向歸納董氏思想。《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社科院，1992 年)頁 10-11 3.

(9) 儒學在歷史發展的某些階段中，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或挑戰，以及儒家對此採取的因應之道，藉以理解儒學為融入現實而做的努力，以及其中所呈現的哲理特點。 3. 劉紅衛則從漢承秦弊的歷史背景下，探究董仲舒思想與漢初其他儒者之異，提. 顯董氏哲學特點為：借助天的權威性，以表述道德的至上性，達到「命以輔義」的目的，並認為董仲舒以此達到使儒學在當代時空背景下普世化的可能。4透過這些研究，可以了解董仲舒對先秦儒學的改變，以及在此轉折下，漢代儒學所呈現的當代特色。其二為董仲舒在公羊學發展上之定位，相關研究有：鄧紅《董仲舒的春秋公 5. 6. 羊學》、許雪濤《公羊解經方法：從《公羊傳》到董仲舒春秋學》、陳明恩《詮釋與建構：董仲舒春秋學的形成與開展》等。這類研究，或歸納《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所引用、詮釋的春秋義例，用以分析董仲舒與《公羊傳》詮釋上的差異，或以之探討董仲舒藉詮釋《公羊傳》，建構自身學說的手法，並以此見董仲舒在公羊學發展上的影響性。其三為探討董仲舒在漢代尊儒行動中的定位，如：深川真樹《影響中國命運的答卷：董仲舒賢良對策與儒學的興盛》、姚彥淇〈董仲舒與漢武「尊儒」關係之臆探〉、林聰舜〈帝國意識形態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學〉等。這一方面的研究，特別重視學術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透過董仲舒的思想，探討在集權帝國的體制下，政治力對學術形成的影響。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或可更理解董仲舒思想成形的原因，並重新檢視西漢時期，董仲舒在儒學主流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針對董仲舒的政治哲學研究，則有：詹士模《董仲舒治道思想研究：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諸家思想》、李宗桂《董仲舒政治哲學探微》、吳龍燦《天命、正義與倫理：董仲舒的政治哲學研究》、崔濤《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哲學》等。這類著作所涉及的主題，雖與綜論性的作品差異不大，但其特點在於，以政治實務或 3. 4. 5. 6. 張祥龍《拒秦興漢和應對佛教的儒家哲學：從董仲舒到陸象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劉紅衛《董仲舒與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2 年) 頁 6-7 鄧紅此作，除了關注具代表性的三世說、三統說、六科、十指等理論外，更將《春秋繁露》中所有引用的公羊義例，與《公羊傳》原文或相關處並列對照，可作為未來學者研究董氏春秋學的便利材料。《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年) 許雪濤以《公羊傳》為起點，將秦漢時期的春秋學發展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董仲舒的詮解，將《公羊傳》中的思想系統化。第二階段為，在董仲舒詮解的基礎上，後學對其既成解釋之延伸。許雪濤據此學術發展脈絡提出：「自董仲舒後的解經者，如董仲舒之三傳弟子顏彭祖、顏安樂，乃至何休的注說，基本不出董說範圍。」以此見董氏在公羊學上的代表性及影響力。《公羊解經方法：從《公羊傳》到董仲舒春秋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11-113 4.

(10) 理念為核心，統攝董仲舒的各項論點，意再集中凸顯董氏天論、春秋學、性論等理論應對政治實務的功能及意義。7 針對單項議題的深入探析，則多見於期刊論文。其中，多受學者關注之議題有，天人感應論、三統說的歷史史觀、性論，與經權觀之運用等，而其中又以天人感應論為大宗，內容可再區分為天論、陰陽五行、災異觀三項。相關研究如：鄧紅《董仲舒思想研究》、孫長祥〈董仲舒的氣化圖式論〉、馮樹勳〈陰陽五行的位階秩序：董仲舒的儒學思想〉、余治平〈唯天為大：信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汪高鑫《董仲舒與漢代歷史思想研究》、洪巳軒〈論董仲舒「性未善」如何能「善」及其困難〉、劉姿君〈從「經權」論董仲舒的德刑思想〉等。透過這些研究，亦有助於深入了解董仲舒各面向的思想。以上對學界研究之概括整理，及著作舉隅，必有未盡之處，但已可見歷來關於董仲舒的研究資料，成果豐富，無論是將董仲舒置於哲學史脈絡中之研究，或是聚焦於董仲舒之各思想專論，整體看來可發現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以春秋公羊學與天人感應論兩大基礎發展而來。春秋公羊學，是以《公羊傳》為素材、對其進行詮釋；天人感應論，則奠基在對公羊學的詮釋上發展而來。以下將依此兩方向，分析歷來學者們所共同關注之議題及相關評價。. 二、董伓舒之天論及天人感應說董仲舒之天論，向來被視為建構其整套思想體系的核心。對於其天論，學者多探討「天之組成、運行」、「天之性格、內容」、「天論之溯源與發展」、「天人感應之模式」、「天論之實際效用」。 (一) 天之組成與運行模式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觀念，作為其天道運行模式的元素，又以符命說附會天命予奪。對此學者多持負面評價，如徐復觀認為，將陰陽五行牽附到《春秋》、〈洪範〉中，以此言天人災異，引發漢代如眭孟、夏侯始昌、京房等人的奇特天人災異說。8勞思光則認為此哲學體系之構建，取材混雜，充滿怪迂之思想內容，對西漢至東漢的思想學說形成負面影響，並批評董仲舒所定義之天，因混雜陰陽、. 7. 8. 如詹士模《董仲舒治道思想研究：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諸家思想》，將春秋公羊學、天道理論、天人感應論等定義為構成董仲舒治道思想的基礎，而以王霸結合、德主刑輔等為其治道內容。(高雄：麗文文化，2016 年)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420-421 5.

(11) 五行，違背儒家傳統心性論，稱其為偽造的儒學。9但馬勇引黎鳴之說，認為董仲舒的儒學，與先秦相較，固然不純，但就宗教神學方面觀察，亦不相類。10因此，對董仲舒思想中的天論部分，仍有值得謹慎考察之處。 (二) 天之性格、內容董仲舒賦予天之性格、內容以道德價值、情緒好惡等人格化面向。對此理論，持負面評價者，多將此與天論之發展脈絡並觀，認為董仲舒的理論異於戰國時期漸脫迷信色彩，以自然、理性層次釋天的成果，在哲學發展的進程上，無異於一大倒退，視董仲舒的天論為重建了古代天帝之舊信仰。11勞思光亦指出，漢代以來的天人相應理論，以混雜了陰陽、五行、卜筮之天作為形上道德的根源，此種發展是掩蓋了先秦孔、孟極力發揚的德性主體在己之人文光芒，反將災異附會為孔子思想，導致儒學遭到曲解。12 對董仲舒以復返傳統釋天，持較中性評價者如任繼愈，他以蘊涵於董說中的理想性、與現實接軌之實用性為切入點，認為其說雖對先秦儒學進行改造，但其以符命、災異、天戒天威等說，意圖使國君懼而修德，重視災異之端以省察國政，在施政上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13薩孟武亦提出董仲舒學術根基為儒家，只是借用陰陽家學說，使古代不受任何拘束的君王，能因憂懼天威，而反省其失、積極補過。14蔡仁厚則指出董仲舒之天人關係論，實有消極、積極雙層意義15，其消極義同於前述，期許君王以災異自戒；積極義為，以人上同於天，描繪出一種理想性，賦予人如宗教使命般之自我期許，敦促人在現實中實踐天道。金春峰則從政治角度切入，認為董仲舒結合儒家的仁德思想與黃老的刑德思想，而以仁德思想居於主要地位，肯定董仲舒的「民本思想」，認為其繼承了孔、孟仁政思想的保守部分。16 (三) 天論溯源除天之內容外，有學者探究上古時期的天人迷信，何以在漢代復興之因。如 9.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台北：三民書局，1981 年)頁 25 黎鳴將儒學發展別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先秦之儒，「是原教旨意義上的學說，是儒的本相」，第二階段為漢代之儒，是「神學化的儒，是偽神學，是儒的變相」，第三階段為宋明之儒，「是哲學化的儒，是偽哲學，亦是儒的變相。」馬勇《曠世大儒：董仲舒》(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 11 錢穆《中國思想史》(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84 12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頁 26 13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頁 347-348 14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1977 年)頁 202-203 15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上冊》(台北：台灣學生，2011 年)頁 357 16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73 6 10.

(12) 勞思光認為，此種迷信源於人類心靈之幼稚傾向。17此應是人面對未知神秘事物之好奇心態，或出自對人類所無以探究之疑問，尋求一最終解答的需求，便容易導引至鬼神之類的迷信。又加以秦火後，經書中惟《易傳》獨盛，而《易傳》內容又較易與神祕學相連結。18 蕭公權則認為，任何學術的盛行，都是為解決當代所面臨之問題，如鄒衍發展五德終始說，亦有其政治背景，而漢代天人信仰復興之因，是應時代需求而生。 19. 鄧紅亦指出，董仲舒所定義的天，是遠承上古天之思想演變而來，且是有意披. 回神學外衣，以陰陽五行結合政治，傳達天道、天心、天情、天志等內容，發展出一套施政方針。20 (四) 天人感應模式歷來學者對董仲舒理論建構方式的評價，多是針對天人同類、人副天數理論而來。批評其想像比附的建構方式，及其將陰陽運行法則推導於人事之過程。如錢穆認為，以想像比附作為天人同類理論的建構方式，其弊端為以比附替代證據，是一種欠缺合理證據的思維方式，且是導致後世種種迷信與假科學之說流竄的總根源。21金春峰則認為，天人感應是董仲舒哲學思想的核心，但在探究天人之際時，卻顛倒處理物質和意識的關係，並批評其天人感應結合災異譴告，是荒唐的哲學思想。22 然而，徐復觀認為，董仲舒之所以賦予陰陽以主從、實虛等價值判斷，純為發揮其「陽尊陰卑」之主張，他雖亦批評此種學說的建構方式欠缺科學根據、近於牽附，但用於施政尚德不尚刑的主張，亦無大流弊。23 (五) 天論之實際效用從上述內容，約略可見董仲舒所建構出的理論，無論是陰陽、五行、天之性格、災異之說，其實無一不與現實人世、社會價值、政治制度連結，意在以天論彌綸人間政治。據此，徐復觀提出董仲舒之天論內容雖多有瑕疵，但其最高價值之天，是以人間價值比附而上，既是以非理性的方式作為論證基礎，才因而導致. 17 18 19. 20 21 22 23.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頁 13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頁 14 收錄於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三冊)‧兩漢魏晉隋唐篇‧3 董仲舒》(台北：水牛，1988 年)頁 65 鄧紅《董仲舒思想研究》(台北：文津，2008 年)頁 54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85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頁 139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376 7.

(13) 董仲舒難以將其天論中的矛盾之處作更合宜的安排與解釋。24 董仲舒企圖以天作為最高價值，結合人間政教，雖難免有迷信、反科學的缺點，但亦是此種神學化之儒學，方能躋身政治場域，使儒學成為中國許多朝代、執政者的政治思想標竿。即使此種政教合一後的儒學，往往與先秦孔孟著重人之道德自覺相距甚遠，也往往被政治所折衷，但蔡仁厚認為，雖然政教合一的結果，往往犧牲思想中的理想性，但若因此完全否定政教合一之意義，其結局將是使現實政治缺乏理想，導致走向全然功利、純考量執政者需求的極權立場，最終不免重蹈秦亡之後轍。25由此可見，董仲舒的天論不能僅以其論述模式、迷信與否、是否完全服膺傳統儒家理論為考量點，仍應回歸西漢當時的社會背景，方能作更同理的瞭解。 (六) 制衡君權董仲舒以天限制君權之政治意義，屢次被學者提及，但評價不一。如張實龍認為，董仲舒以「仁」解釋《春秋》、議論人事、強調國君的政治責任，可見「天」並非董學之本，「仁」方為其說精神。26華友根亦以政治為著眼點，提出董仲舒加強王權、改革吏治、德主刑輔等施政思想，具有現實意義，肯定其為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家與政治家。27 蔡仁厚則認為，董仲舒只把握住天人感應論的消極義，即使人起畏懼之心而不敢違逆天道，卻忽略從積極義上開發君德，從而轉折了儒家本質。28且以天限制君權的可行性，亦受到質疑，如蕭公權指出了理念與現實之間可能存在的差距。他認為在董仲舒的的理念中，天對君權的限制有二：予奪國祚與監督政事。予奪國祚可與革命論相連結，監督政事則可與災異譴告論連結。但在現實的情境中，往往是「強志多欲之君王，不傾向宗教迷信，便有，也只取長生神仙之方，而不取約束自身之說。」29徐復觀亦認為，董仲舒的天論，原為尋求「以天制君」的可能，但在專制政權之下，其說反而助長了君權，反使自身成為了專制政治下的受騙者。30而任繼愈則提出災異符命說之流弊為：「漢祚衰微後，君微臣弱，限君之意難行，成為俗儒逢迎之資，或奸雄竄逆之藉口。」31可見，制衡君權的理念，在進入政治實務後，因受到個人想法、利益關係的影響，使良好的立意最終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383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上冊》頁 344 張實龍《董仲舒學說內在理路分析》(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9-36 華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頁 177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上冊》頁 357 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三冊)‧兩漢魏晉隋唐篇‧3 董仲舒》頁 67-77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298 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三冊)‧兩漢魏晉隋唐篇‧3 董仲舒》頁 66 8.

(14) 成為空懸的理想。即使如此，任繼愈仍就其現實意義提出：神祕主義的天論，在後世災異譴告中屢被採用的原因，是基於絕對君權下所能使用的一種進諫手段。 32. 在這部分的論述中，已可見西漢時期君權高漲的現象，董仲舒的政治理論便不. 能脫於這般的社會背景，其天論即可能是基於此種限制條件下的產物。. 二、董伓舒的春秋兯羊學董仲舒在漢初儒學界及以善治《公羊傳》聞名，雖然其封爵受祿的仕宦之路不如公孫弘順遂暢達，甚至可謂顛簸乖舛，但在漢初治《春秋》的眾學者中，仍是箇中翹楚。關於董仲舒之春秋公羊學，其延伸而出之議題甚多，未能全面詳述，以下就多數學者共同關注之議題說明董仲舒的「《公羊傳》詮釋學」、「孔子受命說」、「元之意義與災異觀」。 (一) 《兯羊傳》詮釋學董仲舒對《公羊傳》的詮釋方式是「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33所謂「指」，即是「辭」所指向的原意或真實，此處則可視為孔子的微言大義，或《公羊傳》之原意。但是辭的「所指」與「能指」卻可能因當下語境的喪失而不能使兩者完全重合，即如《周易》所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34語言、文字對所要表達之意難免有不能全盡之處，董仲舒為克服文辭的侷限，提出了先掌握《春秋》的核心價值，藉由對核心價值的把握，期能超越文辭，直探「所指」。此種突破文本、文辭之外，進行「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的解釋活動，追尋字面之外的可能意義，而此可能意義便蘊涵了讀者對文本的特殊體認，但同時也形成了《公羊傳》之文本，到董仲舒這位讀者間，因詮釋而產生的正確性偏差，此亦成為後世學者所關注的問題癥結。對董仲舒《公羊傳》詮釋法持正評者如張豈之，他認為董仲舒對《公羊傳》進行了創造性詮釋，擴大了公羊學的內涵，為公羊學研究開闢新局面。35 持反面評價者多認為董仲舒藉由解釋經典，作為學說建構之依據，藉以連結歷史與天，將天志貫通於人倫，組成其哲學系統，並批評此為將經典轉為其構築. 32 33 34 35.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頁 325 漢‧董仲舒撰；清‧淩曙注《春秋繁露‧竹林第三》(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頁 22 周‧不詳撰者；宋‧朱熹義釋《周易本義‧繫辭上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242 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學說史‧第三篇經學篇》(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22 9.

(15) 己說之踏腳石。錢穆則言，此種建構學說的方式，是以注經取代思想，並非健康的哲學發展方式。36亦有學者批評，董仲舒對《公羊傳》的創造性詮釋扭曲了《公羊傳》的原意，且此不符原意的解釋，自董仲舒始，一直影響至後世學者對《公羊傳》微言大義的解讀方向，使錯誤的解讀不斷流傳，影響解經甚鉅。37 徐復觀則跳脫注經是否貼近原意的角度，把握董仲舒透過釋《春秋》言己意時，所傳遞出之關懷議題，正面評價董仲舒，認為其出於對《公羊傳》的嫻熟理解、統合分析，概括出「春秋大義」為「敬賢重民」的精神，展現出其思想本質是以仁政為政治思想主軸，其以學術思想結合政治，目的在使君王本於天而養民、愛民。38 鄧紅則對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詮釋方式，提出更為詳盡地歸納整理。他指出《公羊傳》本身的解經缺失，如將《春秋》本無特殊意義的記錄筆法穿鑿附會，形成解經上的矛盾，自然影響董仲舒的解經結果。39以及董仲舒發揮的春秋筆法，可依是否有援引經傳事例為證，分為兩種：一般的原則性附加，與特殊的原則性附加。其中，根據經傳事例發揮春秋大意者，代表儒家的倫理道德。其他沒有據經傳事例而言春秋大意者，即可能是藉《春秋》之名，偷渡自身理論之處，比如據自己想像的天，作為天不需論證的前提。40 (二) 孔子受命說董仲舒解讀「西狩獲麟」，為孔子受命之符瑞，並以孔子著《春秋》，是將王者執政理想寄託於《春秋》中。然而歷史上的孔子未曾掌握政治實權，因此為了處理孔子的定位問題，便衍生出「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絀夏、親周、故宋」之說，來因應孔子之身分，與提高《春秋》之權威性，使孔子的理念與春秋之精神能滲透至漢代政治中。又以新王必改制，以反應天命之轉移，再發展出改制在形式之變異，與內涵之恆常兩個面向。改制的形式變異，包含董仲舒的相關理論，如「三正三統說」、「質文說」。而內涵上的恆常，即為「改制不易道」，此可與董仲舒以「仁義法」、「敬賢重民」為春秋之旨的相關內容呼應。馮友蘭對董仲舒附會孔子得符瑞、受命改制之解讀，認為此種解釋雖不正確，. 36 37 38 39 40.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86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420-421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343-344 鄧紅《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頁 9 鄧紅《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頁 21 10.

(16) 卻解決了《孟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難題41，賦予孔子以素王之身分，具有制定施政綱領的地位與資格。此說雖有附會之嫌，但對其期許君王遵循孔子施政理想之用心，應予以肯定。錢穆亦認為，董仲舒以尊孔子、法《春秋》，取代鄒衍的尊天地君王，亦具有思想上之貢獻。42周桂鈿則結合春秋公羊學與天論，指出董仲舒用聖人及天意，目的是將自己的政治思想神聖化，而災異譴告與天人感應則是其進諫及推行理論的工具。43 (三) 「元」之意義與災異觀董仲舒解釋《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時，大有發揮。此句於《春秋》中，本應為史官記述時間之通則，然而通過董仲舒之闡釋，便大大提高了「元」的意義。他以「元」作為天運行之本源依據，展現為四時運行，並以春為首。「元」運用於人世，則代表政教之本，君王居於承天行教化、正人事的重要位置。由此將《春秋》與天論、政治結合起來。鄧紅即認為，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者，但其成為「儒者宗」則是因為他將陰陽五行觀導入儒學，意即將天論導入春秋公羊學。對於董仲舒以《公羊傳》有多處災異紀錄，並與人事結合之論點，持否定評價者，或以其詮釋之非否定之。如徐復觀認為，《公羊傳》多數災異紀錄，實不與現實政治具因果關係，因此否定董仲舒之解讀。44另有學者認為，董仲舒附會《公羊傳》，以天人感應、災異之說，為漢代公羊學及整體儒家經學帶來負面影響，如災異符命說發展而為讖緯之說。45 對董仲舒之災異觀持正面評者則認為，災異譴告之說，在後代仍屢見不鮮，是因其為處於君王集權時代下的進諫手段。且以天命予奪，扣合天之仁愛性格，任德不任刑之觀念，將天命與德政連結，也可以此限制君權。持中立評價者，則認為災異譴告說是借用天的權威，以對君王進行諷諫、匡扶時政，在武、昭時期，言災異是用於警主安民。轉至哀、平時期，漸成為小人進身之資，以及君王以符命自固權位的工具，已非董仲舒之原意。46 總結以上學界之評價，可發現對董仲舒思想之負評，多源自兩方面：一為學說之建構方式欠缺理性、證據。二為掩蓋先秦孔、孟儒學中道德自覺之人文精神。後漸有學者能將其不合理的學說構建方式置於次要地位，轉而關注董仲舒思想與. 41 42 43 44 45 46.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頁 45-46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86 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362-363 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356 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學說史‧第三篇經學篇》頁 322 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三冊)‧兩漢魏晉隋唐篇‧3 董仲舒》頁 80 11.

(17) 當時政治的對應，並給予較正面之評價。自哲學系統之立場觀察，其說建立於不可驗證、充滿個人臆斷的非科學基礎上，貌似是在理性思維發展上的退步，但其學說關照社會人事，聚焦當代社會、政治問題，企圖提出解決方案，如在銳不可擋的極權政治發展態勢下，企圖達到限制君權擴張之目的、重視國民教化等內蘊，實保留著儒家精神。因此，本文將從政治角度切入，探討董仲舒所提出的諸多施政議題，分析其中反映之執政需求、推行其說之手段，以及保有的儒家精神。. 12.

(18)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董仲舒思想一部份自詮釋《公羊傳》而來，而《公羊傳》又為解釋《春秋》而來。《春秋》、《公羊傳》、董仲舒思想三者的關係，前者皆是後者的文本，而後者則是前者的詮釋結果。前、後者間，可能都存在著由文本到詮釋者間的差距。因此我們可藉由比較董仲舒與《公羊傳》之差距，認識其對《公羊傳》進行的轉變，試圖從轉變之處見董仲舒思想之關注點。另外，若將〈天人三策〉中之思想、論述，與《春秋繁露》之共同議題相互比較，亦可見兩者間略有差異，這可能與策論為答覆君王提問的特殊語境相關。因此，筆者想嘗試以利科所提出的詮釋間距，作為研究上述兩種情況時之方法，並以〈天人三策〉為起點，連繫《春秋繁露》的相關思想，以瞭解董仲舒的政治理念。. 一、研究方法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認為，當文本被寫定後，便可能產生四種詮釋上的間距。他定義「文本」為：「經由書寫所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它表達了說話者的意圖及其所指的意義。」47但在文本寫成之後，由於對話情境的喪失、時空改變等因素，使文本有機會經由讀者而產生新的解讀。這些導致新義產生的因素，利科稱之為間距，並分出四種間距：話語和話語所表達的事件的間距、作品和作者之間的間距、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的間距、讀者和其自身的間距。 48. 本文想借用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的間距，作為探討董仲舒理念的方法。. 利科所說的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的間距，指的是「作品與作者的分離」，使作者特定的指稱完全處於未決的、敞開的狀態。在對話結構中，說話者 47 48. 潘德榮《西方詮釋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頁 329 「話語和話語所表達的事件的間距」，指的是事件是在特定情境中實現的，但話語因能揭示其中的意義而超越了事件，且因話語可被書寫記錄，使人能在特定情境消失後持續探索其意義。「作品和作者之間距」指的是作品被閱讀時，便離開了作者在創作時的特定語境，而與讀者產生新的語境關聯，因此讀者所理解的意義必定異於作者的意圖。「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之間距」則指讀者與作品並不處於共同的時空關係中，這使作者在作品中所指稱的事物處於一種未決的、敞開的狀態。「讀者和其自身的間距」則指出文本是中介，讀者藉由理解文本，其實質在於理解自己。潘德榮認為，前兩種間距，意味著文本的「客觀意義」不再由作者的主觀意向所決定。意義，只存在於文本自身之中，這也是文本詮釋學的基礎。而後兩種間距，代表文本脫離作者及當下特定情境，而讀者能經由理解與詮釋，使被文本中斷的各種關係以新的形式再展現出來。潘德榮《西方詮釋學》頁 329-331 13.

(19) 與聽者處於共同的時空關係中，話語所指向的東西對於雙方是共同的。而在作品中，這樣的語境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意欲語境」。意欲語境是不確定的，它是一種可能性，憑藉它，讀者才得以理解到作品在當代所展示的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作品中不含有所指之物，而只是說，作品中的所指物與日常語言的所指物並不是「連續」的和直接吻合的。而讀者是在日常語境中理解的，因此，文本語境和日常語境的間距，可以說是詮釋學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49. 由上述引文可知，典籍寫成的時代屬於「文本語境」，有其自身的社會背景，而詮釋者的時代、生活環境則屬於「日常語境」，兩者間的間距源於時空環境的變遷。當詮釋者立足於當代的時代潮流、社會條件上詮釋典籍，讓往昔的典籍，能在當代持續發揮影響力，就此層面而言，「間距」便展現了積極性，即使它讓詮釋結果異於原義。而藉由分析當代社會背景，便能試圖釐清間距形成的因素，而更能同理當世學者提出其理論的原因。前人學者，不論持否定或肯定的態度，多已指出董仲舒的經學詮釋多有異於《公羊傳》原義的現象。這是基於還原經典原義而起的評論，但我們若採納利科的觀點，認同時空環境的變化是必然的，每一份文本進入不同的時空環境、面對不同的讀者，勢必造就出具有當世特色的詮釋結果，那麼，我們便應順著當代的社會背景，才能更貼近董仲舒的理念在當世所具有的意義及價值。本論文將《公羊傳》視為「文本語境」，將董仲舒的時代背景視為「日常語境」，並以〈天人三策〉為切入點，從漢武帝的策問內容，認識當代社會、政治上所面臨的問題，進入董仲舒的時代脈絡。在論及部分董氏理念時，將《公羊傳》及董仲舒的詮釋並列對照，透過比較兩者間的差異，認識董仲舒對經典的改造，及其如何以之架構學說，回應時代的需求，使儒學在政治上獲得執政者的青睞。. 二、研究步驟本論文首先概觀前人研究成果，並整理學界對董仲舒各項思想的評價。其中較為人詬病之因，在於其說建立於不可驗證的基礎上，具非理性傾向，但其關懷現世政治，期許國君施仁政、行教化、培育人才等層面，則多為學界認同。雖後世對董仲舒及漢代思想的評價不甚高，認為董仲舒讓儒學充斥迷信色彩、 49. 潘德榮、彭啟福〈當代詮釋學中的間距概念〉(《哲學研究》1994 年第 8 期)頁 53-59 14.

(20) 使儒學思想劣化、退步，但亦可作此設想：天人災異等迷信理論是否為受限於當時政治環境，董仲舒所採取的進說手段，而促使國君善養人民、施行仁政，方為其目的。故筆者以為不應誤以手段為目的，便推翻董仲舒的思想價值，忽略其在具體施政方針上，融入儒家精神的努力。因此本論文從董仲舒之政治思想切入，希望從具體的施政議題上，連結董仲舒提出之相關論點，探討其對現實政治問題之回應，以了解其學說中所蘊含的儒家精神。在研探過程中，本論文將循下列順序探論之： (一) 董伓舒其人及著作此部分將蒐羅、整理分類董仲舒之著作與相關記錄，以區分研究資料之使用方向及價值，並從中認識其學術思想與性格。按目前可見董仲舒之著作與相關資料，可分為四種：一、後人編輯而成之專書；二、隨史籍收錄之言論；三、收錄於後人所編文集中的董氏之作；四、輯佚資料。 1.. 後人編輯而成之專書，即《春秋繁露》。. 2.. 隨史籍流傳之傳記、言論，如《漢書》所載之〈董仲舒傳〉、隨本傳收錄之〈天人三策〉、〈五行志〉之「論殿廟火災對」，以及散見之董仲舒言論或董仲舒之意。〈食貨志〉中所載「限民名田〉、「說種宿麥」。〈匈奴傳〉之「論禦匈奴」等……。. 3.. 收錄於後人所編文集者，如收於《古文苑》之〈士不遇賦〉、〈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雨雹對〉。. 4.. 輯佚資料則有《玉函山房輯佚書》之〈春秋決事〉。以上文獻，以第一、二類內容最為豐富，研究價值最高，是主體研究材料，. 另兩類資料，則可為參考、補充之用。其次概述學界對《春秋繁露》真偽之討論，以及對〈天人三策〉對策時間之考察，釐清此兩項資料在研究上的重要性。並藉助上述資料，認識董仲舒的思想及性格，作為研究其政治思想時的參考依據。 (二) 研究焦點本論文以〈天人三策〉中具體的施政議題為考察核心，再連結《春秋繁露》中可與之呼應、並觀的相關理論。探討董仲舒對現實政治問題之回應，了解其中蘊含的儒家精神。而選擇〈天人三策〉為出發點之因，在於其為「對策」的政治性文獻。 15.

(21) 對策雖為文體之一，但就內容而言，其政治性遠高於文學性，甚至哲理性，務能針砭當世、切合實用。對應制者而言，它是兼具個人仕途與思想主張兩者，為求取顯用的媒介。策論既關乎求用與思想行銷，故在鋪陳其說上，必然牽涉「說服」的藝術。《韓非子‧說難》中即指出，說服之難，不只在於說服者本身的學問、辯才，或不畏權威的勇氣，更在於正確掌握聆聽者的需求與其隱微的心態。策論為君臣間之問答，以實用為導向，內容雖不比具備完整思想架構的專論書籍《春秋繁露》為佳，但從策問、對策過程中，卻可見君王的人格特質、所關注的施政問題、時代氛圍……等訊息。且經由回應者之答覆，不僅可見其思維邏輯、理念軸心，更可見其綰合策問內容與個人思想時，變化、轉型其思想的痕跡。在〈天人三策〉的策問內容中：「武帝制曰：……今子大夫待詔者百有餘人，……各悉對，著於篇，……以稱朕意。」及《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上方鄉文學，招俊義以廣儒墨，弘為舉首，……太史公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可以發現，接受武帝策問進行對策者，非僅董仲舒一人。可知董仲舒曾參與武帝策問，雖地位略遜公孫弘，但仍經由策論大放異彩。然而此學術風潮之興，與其說是儒生在策論之中抬高儒學的地位，不如說武帝已先有施政思想的定向，才進而廣招儒生取用之。儒學成為漢武帝政策思想之選擇，應是順應政治情勢而然的結果，而董仲舒在這波思潮轉變的過程中，嶄露頭角、獲得執政者青睞。世以董仲舒為讓儒學站上政治舞台的功臣，不如退一步言，漢儒的特色在於將儒學由先秦以人文、內聖為主的德性儒學，轉變為合於實用的政治儒學。故本文以〈天人三策〉為出發點，探討其說何以吸引當代執政者的注意、在對策的特殊語境中如何關照到執政者的需求，並同時融入個人政治、思想觀點，使儒學成功躋身政治場域。 (三) 〈天人三策〉所反映之執政需求策論既以合於實用為導向，必有君王提出之執政需求，以及臣下提出的解決策略。因此，從三次策問中，可分析漢武帝提出之施政困境與未來期許。如在施政上，欲達到向內平治安民、向外擴張四方的成效，顯現出對盛世的渴望。在天人關係方面，希望得到治國方略的指點以及政權的解釋權。在具體制度方面，對法制、禮制特別著重，在法制問題上呈現對治安問題、具體降低犯罪率的期望。三次策問，漢武帝關注焦點，由天人執掌、聯繫，往治國指要、實際作法等人事方向傾斜，結合武帝所期待的治國成效：「安內」進而「化四方」，可見武帝對國家社稷的規劃，展現出不僅要「守」，更要「開」的雄心壯志。 16.

(22) 面對以上執政需求，董仲舒如何參酌武帝的期望，並與自身的政治主張取得平衡或融通，使其說受到君王青睞？以故以下將從董仲舒的論對，觀察其政治理念，及其如何變化儒學。 (四) 董伓舒的施政理念董仲舒的論對內容，將施政理念，指向了「為政宜於民」的民本觀點。依此施政，方能收取政和國治、符瑞應顯之效。並且回應武帝在策問中所關注的諸多議題，如刑、德運用比例的治安問題、禮制繁簡何宜的排場問題、賢不肖混淆的舉才問題等……。將此部分所整理出的對策內容，與《春秋繁露》中可相互參照者，兩相補充、比較，以見董仲舒之政治思想。以下試就〈天人三策〉中指出的「君王職分」：為政由道、君王自正、任官惟賢，略作說明。本論文探討董仲舒政治思想部分，皆循此模式開展。 1.. 為政由道. 董仲舒釋「道」之意義為：「適於治者」。道之根源據其天論一脈而下，以仁德為內涵。明言「仁義禮智為其具」，據此前提，回應武帝所提之治安問題，則天道在人間的具體落實，即展現為「德主刑輔」的施政方向，與「教化」之推行。此可與其天論、陽尊陰卑等理論連結。 2.. 君王自正. 董仲舒多次言及君王職責，並將君王致力政事，卻未收其效的原因指向國君須反己自正，尤以正心為要。而其欲君王自正，又能導向兩個結果：一、確立國君施政心態的正當，才能保障其施政走向正軌；二、君王身為國家的主導者，國君的心態、行為會連鎖性的影響國家風氣。因此，確保國君思想、行止之正當，俾能建立良好的施政團隊、收取治國安民之效。此可與君王之五事「貌、言、視、聽、思」及《春秋》「元」之概念相連結。 3.. 任官惟賢. 在董仲舒的論述中，君王雖主導了國政、民風的走向，卻未必能保障其施行結果的成敗。因為所有的政策，縱然有再好的出發點與完善的考量，都可能因執行者的個人因素、私人利益而扭曲，所以董仲舒提出了決定施政成敗的關鍵角色，以及朝廷官吏。進而提出論養才、選才、任才、官員守則等一系列建議。此可與《春秋繁露‧度制》、「禮」之思想連結。. 17.

(23) (五) 董伓舒哲學中的儒學精神董仲舒為了在儒家學說、自身理論與現實政治之間取得平衡與融通，改變先秦儒學的內容，此過程中多有對儒家思想的承繼與揚棄。前述對董仲舒政治思想的認識，大致以〈天人三策〉為出發點，以《春秋繁露》為延伸參照。接著擬將前文所述及的思想，與儒家孔、孟、荀及諸子思想作比較，析論其中異於先秦儒學、發揚儒家精神之處，探討其中利弊為何。政治是處理眾人之事。欲使國家社會安定運轉、壯大國力的執政者，需要對時局、社會問題有具體與深入的體察，並提出具有實效的指導思想、原則與堅定的信念。本文最終，期許對董仲舒轉變儒學、融入政治之關鍵，細加探討，理解其在國家、社會層面，是否具有古今皆同的困境，而董仲舒思想中所關注的議題與出發點、理想性及其中內蘊之儒學精神，在今日社會是否仍有借鑒之效。. 三、論文大綱本論文擬分六章探討：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董仲舒生平及其相關著作」；第三章「〈天人三策〉所反映之執政需求」；第四章「董仲舒之施政理念」；第五章「董仲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第六章「結論」。各章節探討內容如下：第一章「緒論」：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步驟及方法，及研究架構之確立。藉由概觀前輩學者對董仲舒之評析，理解董仲舒學說為人批評與認可的情況。由此可見其說受後人否定之處，在於其學說，構築在非理性之基礎上，是理性思維倒退發展之象徵。但其學說關照現實政治、人事，試圖解決當代面臨之問題，尋求長治久安之用心仍多被肯定。本論文既從政治角度切入董仲舒思想，故應先理解董仲舒其人性格，方可與其政治思想參照，作為釐清其學說目的，與推行手段的參考依據。因此第二章先整理董仲舒之相關著作，以分析其不同類型之著作，在研究上的價值與意義。第二章「董仲舒其人及其相關著作」：本章擬探究董仲舒思想性格及相關著作。多數對於董仲舒之研究，皆以《春秋繁露》、《漢書‧董仲舒傳》、《史記‧儒林列傳》以及《漢書‧五行志》為主，尤以《春秋繁露》與《漢書‧董仲舒傳》中所載〈天人三策〉為主要資材。此兩部典籍，為主要保留董仲舒資料與學說的傳世文獻，自然也是後代學者掌握董仲舒思想的最佳材料。然而筆者深受徐復觀先生《兩漢哲學思想史》之影響，以為其援引董仲舒散見於其他文集中之單篇文章，透過傳統文獻所載，探討董仲舒之性格，實為孟子「知人論世」精神之展現。 18.

(24) 因此筆者希望在研究董仲舒之主要文獻外，再藉由探究〈士不遇賦〉，嘗試拼湊出更多董仲舒的人格精神，作為檢視其思想時的一項參考。第三章「〈天人三策〉所反映之執政需求」：本章先探討策論語境之政治性，說明以〈天人三策〉作為考察董仲舒思想的原因。再整理漢武帝提出的執政困境與預期成果，並析論與之對應的各項施政議題，本章擬分兩節進行探討。首節說明以〈天人三策〉作為考察核心之因。董仲舒的思想，主要為因應當時執政者之需求。《春秋繁露》之內容，較近似於為完成其龐大天人哲學體系，而致力完善其學說、補充細節之作。而〈天人三策〉，是君問臣答之特殊文體，內容以適於實用為導向，從中可見當代政治問題、對策者之施政理念，故以〈天人三策〉作為研究基礎，以期更了解董仲舒學說提出之目的及考量點。第二節說明漢武帝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之執政需求。董仲舒之學說，以回應現實政治為目的，且以武帝對董仲舒對策回應內容之滿意，可推想其提出之施政理念或策略得到武帝認可，足以處理當時之施政困境。透過〈天人三策〉中，漢武帝三次策問提出的問題，可以尋找出其所面臨之困境、欲解決之難題，以及對未來施政之預期成果。藉由理解董仲舒所面臨之時代需求，以及對策的特殊語境，或可理解董仲舒思想體系如此建構之因。第四章「董仲舒之施政理念」：本章接續〈天人三策〉反映之武帝施政困境，整合分析三次對策中，董仲舒提供給漢武帝之施政理念及建言。依其關注之政治議題，與《春秋繁露》參照比較，進行分項探討，如漢代政權解釋難題，與尊天法古思想之參照；政治之亙古本質，與春秋仁義法、改制不易道思想之參照；刑法輕重廢用，與春秋重志、經權觀之參照；王道教化，與人性論之參照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關注的議題，以回應現實為主。筆者嘗試將此議題與《春秋繁露》中足以與之相應的內容、論點相互參照、比較，試圖更釐清董仲舒學說之關注焦點、目的動機，以便更好地認識董仲舒學術思想中的深層精神及儒者關懷。第五章「董仲舒哲學中的儒學精神」：本章接續董仲舒提出之施政議題與理念，與先秦儒者，及諸子思想相互比較，探討董仲舒對儒學的變化、對各家思想的採納，以及對儒家精神的保留。第六章「結論」，綜合以上各章成果，做簡要提挈。透過對董仲舒思想形成之因素及其思想內容之理解，可知當儒家精神與現實政治有所衝突時，儒學為融入政治環境而產生之變化，其中利弊為何？反省歷來學界對董仲舒之評價，多基 19.

(25) 於維護先秦孔、孟之角度，予以否定，是否允當？如果將哲學融入政治的過程，對原本思想有所承繼與揚棄，是出於在推行上有目的與手段之區別，則我們是否應由此角度，理解董仲舒的思想，才較貼合實情。因此，本文期望能整合出董仲舒以現實社會為依歸，在對儒學進行轉變時，其中仍保留的儒家精神。. 20.

(26) 第二章、董伓舒及其著作. 現存董仲舒的著作，主要有《春秋繁露》、《漢書‧董仲舒傳》中所載的〈天人三策〉，其餘單篇及片段言論有《古文苑》中所收〈士不遇賦〉、〈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及《漢書‧食貨志》中「種宿麥」、「限民名田」兩條政策、〈匈奴傳〉中三條「論禦匈奴對策」，及後人輯佚的〈春秋決獄〉數篇。以上著作，〈天人三策〉為應帝王策問的回答，內容為針對漢武帝施政困境所提供的理念及策略。《春秋繁露》為後人輯錄之作，內容涵蓋其獨特的春秋學、天人思想，以及上述兩者與治國思想的連結，屬於融匯其學術理念的文獻。不論〈天人三策〉或《春秋繁露》，皆以回應現實政治、並為其治國理論提供一套型上哲學體系為主，少有對自我生命的揭露。唯〈士不遇賦〉是抒發仕途乖舛、表明心志的抒情小品，從中可略見董仲舒在仕途上的處境及心路歷程。以下概述〈士不遇賦〉、《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三份作品，及其作為研究材料的效益。. 第一節、. 〈士不遇賦〉中董伓舒與漢代文人的慨嘆. 〈士不遇賦〉是董仲舒自敘遭遇、心境之作，屬於自我揭露程度較高的抒情小品。而「悲士不遇」亦是漢代盛行的一項書寫主題。此主題上承屈原〈漁父〉，下啟後世貶謫文學，書寫了文人們在仕宦經歷中的困境、心境以及自我定位。因此，透過對〈士不遇賦〉的探討，或能自學術之外的面向，從較感性的層面認識董仲舒的人格特質，並略窺漢代士人的處境。.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遑遑匪寧，秪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庹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今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繇懷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 21.

(27) 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焭焭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夛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夛、叔齊登山而採薇。使彼聖賢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雲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於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輸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雲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50. 此賦篇幅短小，有學者以其為抒情短賦之作，亦有學者認為自篇首至代表結尾的「亂曰」之辭，僅十八句，據以推測今日所見之篇章應非此賦全貌。51筆者僅就今日得見部分觀之。其寫作手法，先自述心聲，再援引前人例證，說明古來高潔君子，多不遇合於君主，藉以自我寬慰。最後則數引《易經》之卦，道出自身在困境中所欲採取的行動及心境之調適。自述心聲的部分約可別為三項子題：嘆時、怨刺群小、自傷。嘆時者，一嘆自己時運不濟：「時來曷遲，去之速矣。」感傷自身臨近暮年方得賞識、任用，且此仕途上的契機，又如曇花一現般稍縱即逝。二嘆生不逢時：「生不丁三代之隆盛兮，而丁三季之末。」慨嘆未能生於清平盛世，而是身處接秦之弊、百廢待舉的漢世。三嘆社會風氣的敗壞：「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對當今社會道德式微、世風澆薄且積重難返所發之感慨。怨刺群小者，一怨人心詐偽：「俗以辯詐以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彼寔繁之有徒兮，其指黑而為白。」對於他人憑藉機巧、似是而非的言論蠱惑上位者，藉以獲取名利的行為不能苟同，從中反襯出董仲舒對自身人格道德的重視，但也同時側寫出董仲舒在仕途上遭遇小人勢力的打壓。二怨自己處境的孤立無援：「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感嘆自己深陷排擠、不見容的困境，且沒有志同道合者可一同奮鬥，即使想韜光養晦，仍不見容於心胸狹窄的小人。在個人的道德堅持與現實環境的衝突下，董仲舒自傷：「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欲有所為，卻已時不我予，可見其雖有積極用世之抱負，但在堅守道德尊嚴. 50 51. 宋‧章樵注《古文苑》(《國學名著珍本彙刊》台北市，鼎文書局，1973 年)頁 59-62 王鐵生、高永杰〈從《士不遇賦》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董仲舒研究文庫(第二輯)‧董仲舒文學藝術教育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3 年)頁 58-63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