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武帝之執政困境與需求
第三節、 漢武帝之執政困境
總結武帝策問中所展現的統治需求與困境，包含政治意識形態的選擇與確立、
政權正當性之索求、內政外交之施政困境三者，將之結合相關史料，或可更理解 武帝時期所面臨的政治環境及施政問題。
一、 政治意識型態的選擇
武帝以儒家思維為政治意識形態，應有歷史脈絡可循。遠從漢代對亡秦總結 出之教訓，至漢初以來的黃老治術，逐漸顯現出不足；近則為武帝切身經歷的權 力分配問題。都可能是促使武帝尊儒的原因。
(一) 亡秦之教訓
秦終結了戰國以來諸侯分裂、征伐的局面，成為一統帝國、極權政治之首。
但以少數人構成的統治階級，欲統領天下兆民，及過往的諸侯領地，此政治局勢，
卻是無前人之跡可循。而秦朝為了統率其帝國，所做的諸多措施，如文字、貨幣、
度量衡等制度的統一，促進了經濟、物資及文化的交流，修長城以禦邊等國防創 舉，卻只換來後世以「暴秦」作為對秦朝的概括描述。此蓋出於漢初學者們對亡 秦所做的歸結。如陸賈言：
秦始皇設刑罸，為車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 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
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治 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罸太極故也。116
一句「秦非不欲治也」，可知漢初學者對秦朝所訂定的各項治國措施及其預 期獲得的成效，並非視而不見，但秦朝二世而亡的殷鑑近在目前，因此漢初君臣 皆以永保國祚、傳之無窮作為首要目標。對亡秦之反省，他們看見的是，在制度、
教條、法令之外，有更關鍵的治國要素，即執政者的中心思想，及其相應而成的 君民關係，這才是牽動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根源。《史記‧秦本紀》於始皇三十四
116 漢‧陸賈撰；王利器校注《新語校注‧無為》(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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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錄有一段秦朝眾臣以法先王、法後王為名，實為針對封建制與郡縣制的選擇 而起的論辯。法先王是遵循上古聖王之治，法後王則不以古為高，有應時而變的 彈性。秦朝一統六國後，便曾針對治國方式，應效法先王分封諸侯，或成立郡縣、
集權中央，發生過兩度爭辯。117
分封諸侯，是依循周制，屬於法先王的理念，支持者有王綰與淳于越。王綰 認為：「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 許。」淳于越亦認為：「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無輔拂，
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支持封建制度者，理由為君王 勢力鞭長莫及，難以顧及偏遠轄區，又以殷、周之國祚綿長，實源於諸侯國之保 護、輔助為證據，因此認定封建諸侯是治國的理想制度。
主張郡縣制度者，則以李斯為代表。李斯駁王綰，提出：「周文武所封子弟，
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反 駁淳于越時更直指復古之不當，認為：「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 其相反，時變異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又提出控制群眾思想 利於治的觀點：「私學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 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羽成乎下。」李斯認為執政者應著眼當下問題，並以歷史上明確的教訓作為施 政考量。指出周朝行封建制度，最終造成諸侯凌駕天子之上的現象，提醒君王應 以前人為鑑，才不致重蹈覆轍，更需防堵未來可能產生的不良效應，積極尋求最 佳策略，並直言施政若不考量時代已然變遷、漠視過去的歷史教訓，一味復古，
只是愚昧。
較之法先王，法後王則著眼往昔制度已有明確缺失的史證，轉而尋求其他的 施政策略，展現與時俱進的特質。但從李斯考量的初衷，到其採取的手段，最後 導向了焚書坑儒的結果。由此可見，法家應時而變、維護君王權勢的思想，雖有 其進步、易受君王青睞的一面，但其最初的考量，到最後政策的定案，中間施行 的手段卻走向了暴虐無情的極端，反而成為秦朝速敗的一項原因。
法後王的施政理念以及秦朝執政團隊擬出的施政策略，顯現出法家嚴厲寡恩 的缺失。漢初學者對秦之所以亡，亦多有論述。陸賈曾應高祖「試為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118的要求，提出解答，今錄於《新 語》；賈誼對亡秦的檢討，則載於〈過秦論〉。兩者皆著重秦朝任法不任德、君王
117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秦始皇本紀》頁 117
118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酈生陸賈列傳》頁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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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害公、任人不賢等層面，提醒漢代君主逆取順守之道。
任法不任德方面，陸賈言：「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 積，德布則功興」119、賈誼於〈治安策〉亦云：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夛，累子 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 言。」仉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 事以觀之也？120
兩者皆指出秦朝因獨任刑罰治國、不施仁義教化，待民苛薄寡恩，導致失去 民心及政權。至於重刑可能導致的弊端，陸賈分析為：
夫刑重者，則身勞；事眾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 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 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 而後行哉？121
此說與《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的概念相應，司馬遷亦於〈酷吏 列傳〉引此言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122非 言法令無用，而是說過於嚴密的法網，對一般民眾恐有陷人於罪之虞；但對有心 投機之徒，則無以防堵巧法鑽漏之行。循此而下，則法網日嚴，犯行不止，是立 法者與投機者的惡性循環。陸賈此說再輔以其〈無為〉：「夫法令者，所以誅惡，
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123他認為，徒法不足以為治，欲中止「事眾」、「刑重」的根本之道在於推行教化。
119 漢‧陸賈撰；王利器《新語校注‧道基》頁 29
120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賈誼傳》頁 3686
121 漢‧陸賈撰；王利器《新語校注‧至德》頁 118
122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酷吏列傳》頁 1261
123 漢‧陸賈撰；王利器《新語校注‧無為》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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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須與教化並濟，才能在整體社會中形成良善的風俗、養成淳厚的民心，最終 達到君民和諧，國家無事的境界。
在君王私欲無度方面，陸賈說：「關東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
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 戍轉。」124、「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台榭、廣宮室」125此顯現在帝王集權的 制度下，君王掌握天下資源，卻耗費財貨、民力只為滿足一己私欲。不獨阿房宮，
如修築皇陵、長城，皆是為滿足君王需求而起的工程，但未考量民眾負擔能力，
導致民怨四起，亦在社會引起追崇奢靡之風。
任人不賢方面，陸賈提出：「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
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 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126、「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 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眾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
127此為針對秦末李斯、趙高專權擅政、架空君王所發之省思，指出任賢與否、國 君能否明辨眾臣之善惡曲直，與國家盛衰息息相關。
藉由對亡秦之檢討，可見法家的統御手段：極度的擴張君權，御下多以陰謀 詭計，欲以之為齊一臣民的主要手段。但其高壓而欠缺情理、彈性的統治方式背 離民心，被認為是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因此，漢初學者見只求速成、表面效益，
卻不通情理的施政策略，無益於從根本改善社會風氣。所以在秦朝獨以法家為治 的失敗經驗中，漢初學者提供給君王的治國方略，勢必增加教化、任賢、寬和等 柔性內涵作為調劑，以免重蹈秦之覆轍。
(二) 黃老治術之不足
漢代士人既著力探究秦朝實施高度法家政治的失敗，因此君王即便傾心法家 的治術及理念，但在漢承秦弊、以史為鑒的浪潮下，漢代顯然已失去了讓法家公 然站上政治舞台的空間。但面對政治，法家實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策略，因此漢初 執政者們為了確保法家的運作成功，而以道家作為包裝。以道家學說推闡法家的 刑名統御術，形成了盛行於漢初的黃老思潮。
黃老思想源於戰國中晚期，此時的學術已多有融合現象，兼取各家之長，涵 納於自家學說之中，作為輔翼，以壯大自身學說，獲得君王青睞。如融合了法家
124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秦始皇本紀》頁 124
125 漢‧陸賈撰；王利器《新語校注‧無為》頁 67
126 漢‧陸賈撰；王利器《新語校注‧輔政》頁 51
127 漢‧陸賈撰；王利器《新語校注‧辨惑》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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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權力分配與尊儒
武帝之尊儒行動，與大量起用儒生的時間，皆於竇太皇太后崩殂時始，然在 武帝之前，已有皇帝逐漸重視儒學的先兆。此可自《史記》中，記錄漢初君王在
武帝之尊儒行動，與大量起用儒生的時間，皆於竇太皇太后崩殂時始，然在 武帝之前，已有皇帝逐漸重視儒學的先兆。此可自《史記》中，記錄漢初君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