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董伓舒及其著作
第一節、 〈士不遇賦〉中董伓舒與漢代文人的慨嘆
〈士不遇賦〉是董仲舒自敘遭遇、心境之作，屬於自我揭露程度較高的抒情 小品。而「悲士不遇」亦是漢代盛行的一項書寫主題。此主題上承屈原〈漁父〉， 下啟後世貶謫文學，書寫了文人們在仕宦經歷中的困境、心境以及自我定位。因 此，透過對〈士不遇賦〉的探討，或能自學術之外的面向，從較感性的層面認識 董仲舒的人格特質，並略窺漢代士人的處境。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悲吾族矣。正身 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遑遑匪寧，
秪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庹無過矣。重曰：「生不丁 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今而自束，雖 日三省於吾身，繇懷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為黑。目信 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 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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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焭焭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 兮，周武有伯夛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夛、叔齊登山而採 薇。使彼聖賢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 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雲遠兮，疑荒塗而難踐。
憚君子之於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 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輸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
紛既迫而後動兮，豈雲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 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50
此賦篇幅短小，有學者以其為抒情短賦之作，亦有學者認為自篇首至代表結 尾的「亂曰」之辭，僅十八句，據以推測今日所見之篇章應非此賦全貌。51筆者 僅就今日得見部分觀之。其寫作手法，先自述心聲，再援引前人例證，說明古來 高潔君子，多不遇合於君主，藉以自我寬慰。最後則數引《易經》之卦，道出自 身在困境中所欲採取的行動及心境之調適。自述心聲的部分約可別為三項子題：
嘆時、怨刺群小、自傷。
嘆時者，一嘆自己時運不濟：「時來曷遲，去之速矣。」感傷自身臨近暮年 方得賞識、任用，且此仕途上的契機，又如曇花一現般稍縱即逝。二嘆生不逢時：
「生不丁三代之隆盛兮，而丁三季之末。」慨嘆未能生於清平盛世，而是身處接 秦之弊、百廢待舉的漢世。三嘆社會風氣的敗壞：「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
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對當今社會道德式微、世風澆薄且積重難返所發之 感慨。
怨刺群小者，一怨人心詐偽：「俗以辯詐以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彼 寔繁之有徒兮，其指黑而為白。」對於他人憑藉機巧、似是而非的言論蠱惑上位 者，藉以獲取名利的行為不能苟同，從中反襯出董仲舒對自身人格道德的重視，
但也同時側寫出董仲舒在仕途上遭遇小人勢力的打壓。二怨自己處境的孤立無援：
「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感嘆自己深陷排擠、不見容的困境，
且沒有志同道合者可一同奮鬥，即使想韜光養晦，仍不見容於心胸狹窄的小人。
在個人的道德堅持與現實環境的衝突下，董仲舒自傷：「正身俟時，將就木 矣」欲有所為，卻已時不我予，可見其雖有積極用世之抱負，但在堅守道德尊嚴
50 宋‧章樵注《古文苑》(《國學名著珍本彙刊》台北市，鼎文書局，1973 年)頁 59-62
51 王鐵生、高永杰〈從《士不遇賦》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董仲舒研究文庫(第二輯)‧董仲舒 文學藝術教育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3 年)頁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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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下，只得與世俗相刃相靡，結果只是「努力觸藩，徒摧角矣。」其理念在 面對年齡、對立勢力的交相逼迫下，深陷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 〈士不遇賦〉之歷史省思
董仲舒的不遇，源於對自我品德節操之堅持、遭逢小人勢力的打壓、整體世 俗風氣衰敗等內外因素。董仲舒將其不遇之悲，援引前人：伯夷、叔齊、伍子胥、
屈原等人為例，作為個人經驗的投射。表明耿介貞潔之士總是孤獨不遇，古今皆 同，作為對自我的勸慰。然而，董仲舒雖羅列前人之不遇為例，卻在後續的省思 中說自己「不能同彼數子」，而不能同彼數子之因，則為：「於吾儕之云遠兮，疑 荒塗而難踐。」探究董仲舒在未來人生的選擇上，不能以前人的經驗為參考，而 托言遠、荒難行之因，應非其人已遠、其道已荒，而是董仲舒之性格及其所處的 時代型態已與往昔不同，所形成的結果。以下從伯夷、叔齊、伍子胥、屈原四人 之例，認識其時代之君臣關係。
伯夷、叔齊因不認同武王伐紂，故在武王滅商，取得天下大權後，遁跡首陽 山。伍子胥因家族受楚王迫害，父、兄遭害，故為報仇而奔吳。屈原因政治理念 不合於國君，又受小人讒害，最終因報國理想受阻、內心怨憤而投江自盡。此三 組例子，就仕途上之不遇合於國君、未受重用的角度而言，雖很雷同，但就君臣 關係、其遭遇的自決性、不遇的悲劇程度等方面細究，各例子之間，以及與董仲 舒之處境相較，仍存有許多差異。
伯夷、叔齊為孤竹君之子，二人因即位問題相偕出走，又聞周文王善待賢達 老者，故投奔文王。於武王伐紂時，兩人批判武王身為藩國，卻欲攻其主上，有 違臣德。兩人扣馬而諫，武王不受，故而退隱首陽山。52
伍子胥為春秋時期楚國人，其父因官居太子傅，遭受楚國政治內鬥牽連入獄，
又因楚平王欲斬草除根而牽連其二子。一家盡受國君迫害。父、兄既死，伍子胥 奔吳，途中受盡追兵之苦，過昭關一夜白髮，忍辱負重助吳王闔閭大破楚國。雖 此時楚平王已死，伍子胥復仇無望，而有撻墳之舉，象徵其恨如此。53
屈原為戰國楚人，有王室血緣，任左徒時，能與國君共商國事，又身兼外交 使節，因受小人讒言，漸遭楚王疏離，而楚國因對秦國政策的反覆猶疑，及國力 因錯誤決策而日衰，在屈原歷經懷王客死秦國、郢都遭秦軍攻破，親見「民離散
52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伯夷列傳第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頁 824-828
53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伍子胥列傳第六》頁 84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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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發郢都而去閭兮，荒乎其焉極？楫其揚以容與兮，
哀見君而不再得。」54的國家巨變之景，又自己徒有救國之心卻無報國無門，最 終絕望自盡。55
將以上三組例證，分別以君臣關係、德位之應、不遇之自決性及悲劇性三個 方向分析，並與董仲舒所處的漢代社會結構相較，應可更同理於董仲舒不遇的情 境與心境。
二、 先秦與漢代的君臣關係
就君臣關係分析，伯夷、叔齊與周武王之關係，並非實質的君臣從屬關係，
當時天下共主為商紂，伯夷、叔齊為孤竹君之子，故與周武王同屬商之諸侯，地 位應為平等關係。且二人投奔周文王，是一近似「慕道」的嚮往心態。可知，結 合此君臣關係的是理念，而非權力倫理的枷鎖。而兩人背棄周武王、隱於首陽，
死而不悔，則是出於對其心中理想的君臣大義的維護，因此伯夷、叔齊之不遇，
是出於自我的抉擇。
在伍子胥的例子中，伍子胥與楚王之間具有明確的君臣從屬關係，但在封建 制度下，士對其君王具有選擇的自由。因春秋時期以降，周天子對諸侯國的實質 掌控力降低，士得以在各國間游走比較，尋求得用的機會。士對國君有合則來，
不合則去的選擇自由，加以諸侯國間彼此競爭的形勢，各國對人才有相當的需求，
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情況下，供給方自然居於較優勢的位置。因此當時的游士，面 對諸侯的權勢時，尚能堅持其理念、人格尊嚴，與之抗衡。56士與君主之間，可 能維持一種師友關係，而非純然君尊臣卑的絕對關係。因此士與諸侯間的君臣關 係就可以建立在雙方的互動品質上，諸如尊重、互信、能力賞識等層面。如孟子 就曾致力建構一套理想的君臣關係，提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57由 此時代背景觀之，則伍子胥遭受國君惡意殘害，選擇拋棄其君、另尋他主，並藉 他國之力為己報仇，自是無可厚非。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君臣關係是浮動且具 有多元選擇的，士對其人生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54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哀郢》洪興祖補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
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郢。」(大安出版社，1995 年) 頁 190-198
55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頁 983-987
56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漢代文 學》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1991 年)頁 209-250
5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離婁下》(鵞湖出版社，1984 年)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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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雖與伍子胥同樣身處封建制度下，但因屈原的王室血統，及相應而生的 情感認同，使他與楚國、楚王間形成了堅不可摧的君臣關係。此對國家絕對的情 感認同，不僅成為屈原忠君的根源，也使其在仕途、國君的選擇上缺少了伍子胥 一般的自由空間，更使屈原不同於其他遊士，他具有絕對的忠君愛國、與國家共 存亡的強烈情感。
從以上三組例子分析，伯夷、叔齊與伍子胥所處的君臣關係，屬於較為平等 的對待關係，君臣之間的關係或以道義相從，或以遊說諸侯時展現的學術、才能
從以上三組例子分析，伯夷、叔齊與伍子胥所處的君臣關係，屬於較為平等 的對待關係，君臣之間的關係或以道義相從，或以遊說諸侯時展現的學術、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