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進熟」儀式──天與君、臣關係的縮影….67
第二節 「進熟」儀式與君臣關係
二、 唐前期對國家政治結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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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外夷藩客則代表帝國統治向外延伸的週邊民族，也是「天下一家」
範圍實際上的極限，介公與酅公參與祭祀則代表了唐帝國以繼承北周與 隋之行次自居。由於郊祀禮的目的是溝通天地，獲取「天命」以穩固國 家統治，因此參與郊祀禮者均為以上與「公」的國家統治有所關聯的人 員，這些人員透過皇帝為媒介被納入與天共食交流，同時以皇帝為首結 成「君臣一體」的關係「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元會禮的目的則在於 體現帝國的秩序結構全體官員與皇帝的互動，因此在隋唐「二重君主觀」
消融之後，皇帝與全體官員建立起一元化的君臣關係，體現在元會禮中 全體官員一致向皇帝行舞蹈臣服之禮。君臣關係的一元化也提供了「君 臣一體」理念得以實踐的現實基礎。在元會禮中，皇室異姓宗親亦向皇 帝行舞蹈臣服禮，體現了「王者臣天下無私家」的帝國秩序。
郊祀禮是皇帝代表生民溝通上天以獲得「天命」的禮儀。進行「三 獻」，代表了納入官員一同參與以皇帝為主體的禮儀，但梁武帝著重在 郊祀禮中以帝王一人為尊的意義，於是改用「一獻」，以強調皇帝權威。
隋唐郊祀禮恢復「三獻」，使皇帝與天的溝通交流「義兼臣下」。而前面 提到，皇帝初獻時已將做為犧牲的胙肉分配給周圍從祀官員「共食」；
三獻結束後配合最後的「賜胙」116，更將祭祀用的犧牲分賜給全體與祀 的群官，完成進熟儀式。以獲取天命並穩固國家統治為出發點的郊祀禮，
在進熟儀式中除了祭祀的主角皇帝外，透過三獻納入了臣下，最後全體 從祀官員經由皇帝的賞賜胙肉，加入了與天共食交流，進熟儀式因而體 現了唐代「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的「君臣一體」關係。而此君臣關係 孕育自何種國家政治結構，以下便討論之。
二、 唐前期對國家政治結構的討論
唐帝國建立之初，太宗便曾就國家應採取何種政治制度以達長治久 安，詢問蕭瑀意見。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 侯以為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
116 《大唐開元禮》卷 4〈皇帝冬至祀圜丘〉：「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 官之儀。…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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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
117封建制與郡縣制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國家政治結構，從秦帝國 建立以來，統治階級便已就中央權力能否鞏固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配 置關係，對國家應行封建或郡縣制展開爭論。蕭瑀在此比較秦漢的差別：
認為秦罷諸侯置郡守，僅歷兩代君主即亡；但漢在郡縣之外更參雜封國，
國祚長達四百年，得出封建諸侯得以屏障中央、穩固統治的結論。太宗 聽完其意見後決定讓群臣共同討論封建是否可行。禮部侍郎李百藥上
〈封建論〉力陳封建之不可行：118
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監夏、殷之長 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
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
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
李百藥首先提出，在一般人的認知當中，周的國祚之所以能夠延續不絕，
遠較秦代為長，是因為周的統治者學習仿效前代聖王之治，建立封建制 度，使得紮下的根基盤根錯節，更為穩固，即便王政綱紀廢弛，仍有宗 室相互扶持，輔助中央。秦代則背棄了先王之道，罷封建而行郡縣制，
宗室無尺土之封，於是沒人與朝廷有共存亡的利害關係，導致只要有人 登高一呼帶領反抗，統治者便毫無招架之力。
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然則得失成敗，
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 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 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既 紊，斷可知焉。……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 籬之援。……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 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淩弱，
眾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 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 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
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劃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117 《舊唐書》卷 63〈蕭瑀傳〉，頁 2401。
118 《舊唐書》卷 72〈李百藥傳〉，頁 2572-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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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人認知中的謬誤，李百藥在以此段內容中企圖加以釐清。他強 調國家政體的盛衰，是由人事所主導的，得失成敗都必然有其原因。許 多人因循守常，一昧以古為尊而不知變通，意欲以古代之法行於當今之 世，而不問是否合於當下情勢。他更指出封建諸侯並不必然可以發揮屏 藩王室之效，相反的，諸侯往往只知挾勢向中央爭取特權，卻無能對付 真正的霸王之師；且經過數世後，王室逐漸分化，中央與諸侯間彼此關 係也更加疏離，甚至化為仇敵；此外各封國殊俗異政，也不利於國家的 管理與政令的貫徹。至於「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由合理的選舉制度 所任用的官員，才是皇帝可以仰賴治理國家的對象。曹魏時的曹冏認為 諸侯與中央朝廷唇亡齒寒，於是有與朝廷共存亡的憂患之心，李百藥對 此見解也相當不以為然，進而強調地方守宰也與朝廷站在同一陣線，豈 有諸侯才與中央共憂樂存亡的道理。他接著說到：
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 虐，代益驕侈。……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 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 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
諸侯以世襲為繼，到後代早已忘卻祖先創業之艱險，大多自認生而崇貴，
於是愈加驕侈；但由中央朝廷任命的內外百官是經過選舉制度銓選的，
受到制度的規範，並且要在官僚體系中接受考核，因此能力與行為都受 到一定的規範與約束。以賢能取代世襲，不但能強化統治的合理性，且 能防止人民依附分封的諸侯。
李百藥〈封建論〉的主旨有二：一是擔任諸侯的人選乃根據其身世 血緣，無法保證其賢良與否；而被國家任命的官員則經過選舉制度的銓 選，且必須受到監督與考核，因此基本上具有一定的水準。二是封建諸 侯往往為了一己之私，反而對中央造成威脅，無益於國家的統治；但由 國家經選舉制度任命的官僚與地方郡縣長官，則在體制的運作與管理下 發揮其公權力，處理行政事務並維護國家秩序。
太宗最後依照李百藥之議，採用郡縣制度，而他在其他的場合也表 現出跟採用郡縣制一樣的思路，即以國家之「公」為出發點，追求統治 的穩定：
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 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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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 為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 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 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
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 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唯有功者數人封王。119(劃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唐高祖統治之初，因擔心局勢不穩，於是「廣封宗室以威天下」，連孩 童都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後，對此情況詢問群臣意見。封德彝認為，兩 漢以來分封為王僅及於皇帝諸子與親兄弟，宗室疏遠者除非是有大功於 國家，否則並不加以分封。高祖將所有的宗室親屬等皇家成員均封為王，
造成百姓負擔，這是以天下為私的表現，不是以公至上的為政理物之道。
太宗也答道他治理天下以百姓為本，廣封諸宗室為王是役使百姓以供養 皇家成員之私。於是決定只保留有功者為王，其餘疏遠者降爵為公。
太宗雖然決定以郡縣制為國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也站在以國家為公 的立場削減宗室封王的數目。不過在貞觀 11 年(637)，太宗又欲封諸功 臣世襲刺史。他的理由是：
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上憑明 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宇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致此！
時迍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 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 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120
王朝的統治者分封有功之臣，是為了表示對賢能者的重視親近，以禮尊 崇之；並藉以仰賴其屏障，鞏固中央。國家能夠安定，除了上天眷顧之 外，也有賴英賢的輔佐，若是只有皇帝一人，豈能達到今日的地步？對 於太宗的厚愛，長孫無忌與房玄齡等即將受封的大臣上表建言：
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
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
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