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三、 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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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大唐開元禮》來制作禮儀。25
以上對《大唐開元禮》的文本研究有助於了解唐前期國家禮典的編 纂與演進過程、《大唐開元禮》是否得到行用、《大唐開元禮》在國家禮 典中的角色，以及《大唐開元禮》的內容性質，例如鄭玄與王肅禮學的 採用等等。
另外，在唐代出現了皇帝親自參與郊祀禮並與頒布大赦結合的禮儀 活動，其政治意涵相當重要。前文提到禹成旼〈唐代赦文頒布的演變〉
歸納禮儀與行政制度配合並行在國家統治中的活用性。不過其解釋武則 天親臨頒赦為控制權力之手段，而唐中後期則以安史之亂後的社會複雜 情勢解釋皇帝必須依賴親祭、頒赦以推行政策，並未對皇帝親臨頒赦歸 納出一完整的脈絡。26
魏斌〈唐代赦書內容的擴展與大赦職能的變化〉一文則提出了唐代 赦書內容遠超出「推恩」範疇的變化，出現大量與朝廷行政有關的申明 和禁令，是一種屬於「差遣」的做法，並將此現象與唐代使職差遣的制 度化做聯繫，認為是兩者並行以強化統治的權宜之計。其解釋此聯繫的 原因亦是出於社會經濟的因素所導致。27
三、 研究取徑
根據以上研究回顧，可以得知對禮儀制度演進現象的研究已相當充 實。而對於禮儀制度如郊祀祭天本身的意義、統治者制作禮儀的企圖與 背景，以及禮儀空間的作用等討論，也有前人作出深厚的研究，唯尚少 見到將禮儀制度置於整體國家型態之下加以探討。以下便對本文研究取 徑所依循的脈絡稍作說明之。
周人以小邦之姿取代大邑商後，產生了「天命靡常」的觀念，一方 面為異姓革命賦予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則使周初的統治者體認到天命 不是永恆的，而是取決於人世間統治者的作為，因此必須戒慎恐懼，「修
25 張文昌，〈唐宋禮書研究──從公禮到家禮〉(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6)，頁 48-50。
26 禹成旼，〈唐代赦文頒布的演變〉，《唐史論叢》第 8 輯，2006，頁 114-132。
27 魏斌，〈唐代赦書內容的擴展與大赦職能的變化〉，《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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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2009)，頁 177-191。36 關於先秦儒家對禮的論說之探討，可參看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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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節制人性，導正人性之惡以達成完善治理的目的。40荀子對禮的說法 出自現實，故認為禮除了導正人性的作用外，在國家統治上則是與法令 制度並行以穩固秩序。《荀子‧富國篇》也說禮是用以將貴賤長幼、貧 富輕重都固定在一定的身分級別裡，因此從天子到士的服飾冠冕都有規 範，不可逾越。他也強調在位者必須是有德者，而禮主要的施用對象在 士以上的統治階層，人民百姓則由法令加以管理。41
從荀子論禮本身的脈絡來看，他先從人性之惡會造成爭亂為出發點，
說明古之聖王制禮是為祛除紛亂，進一步說明禮可以規範人性；在國家 統治上則與合理化行政所衍生的法令制度相互配合運行，建立秩序。他 的說法也將制禮的權力交給聖王，為擁有政治實力的君主掌握制禮運作，
在理論上奠定下了基礎。42
國家制作禮儀，是因為其中分別包含了維持秩序的客觀規範與祭祀 的神聖性，有助於國家統治正當性的強化。在維持秩序的客觀規範方面，
以元會儀為例，戰國末期中央集權與官僚體制逐漸成型，各國紛紛制定 大朝之禮。秦帝國統一天下後，將大朝之禮隆重化為元會儀，在尊崇凸 顯皇帝的身分同時，也確定了君主與群臣的序列等級。漢初叔孫通「採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而制定的朝會禮儀，延續六國至秦以來尊君抑臣的 觀念，即所謂「以正君臣之位」。43朝會中武官在西，文官在東，皇帝在 侍衛的簇擁下駕到；接著從諸侯王到六百石官吏依序奉上賀詞，「自諸 侯王以下莫不震恐靜肅」；禮畢後官員則又依尊卑次序上壽酒。44東漢時 期的元會儀更建立起委質之禮，在每年的元會當中，皇帝與官員經由此 禮再度確認君臣關係。45
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 義而分之，……是禮之所起也。』」頁 417。
40 《荀子‧性惡篇》：「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
是以為之起禮意，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
頁 547。
41 《荀子‧富國篇》：「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 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
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頁 200。
42 參見張端穗，〈仁與禮──道德自主與社會制約〉，收入黃俊傑 編，《中國文 化新論‧思想篇二‧天道與人道》(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 156-158。
43 《漢書》卷 22〈禮樂志二〉，頁 1030。
44 《漢書》卷 43〈叔孫通傳〉，頁 2127。
45 渡邊信一郎 著，周長山 譯，〈元會的建構──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與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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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帝國只有中央朝廷官員與地方首長由皇帝直接任命；地方州郡縣 官府的僚屬則並未接受皇帝策名委質，而是由地方首長自行辟召入府任 職，雙方因而有了「舊君故吏」的君臣名分。與中央官員效忠皇帝有所 不同，地方官員強調效忠長官「府君」，成為漢魏六朝「二重君主觀」
形成的背景。46東漢元會儀中，參與委質之禮、親自與皇帝確認君臣關 係的成員便主要是任職於中央朝廷的百官，地方首長並不參與，而是派 遣上計吏入京。上計吏不是由皇帝任命，而是由地方長官自辟的僚屬擔 任，負責將計最報告書呈交宰相司徒；並且上繳租稅與地方特產。47地 方首長在一年一度的元會不見身影，又擁有自行辟召地方僚屬的權力，
宛如古時君主分封在外的諸侯，所差者僅不能世襲。中央政府的統治力 尚未完全擴展到王畿以外，在地方仰賴地方首長的全權治理，顯示出國 家統治的權力結構，有著「內」與「外」的差異。
在國家禮儀中祭祀的神聖性方面，西漢郊祀禮的成立是中國國家禮 儀制度的一大進展。隨著漢帝國剷除地方豪強、游俠與商人，建立起制 度化的選舉管道之後，以符合國家意識形態進入權力機構的士人，48代 表著儒家的勢力在統治階級逐漸取得發言權。為了因應統一的國家局勢，
從西漢中期以來，儒家嘗試對國家制度提出改革的建議。在這個脈絡下，
儒家確立了《禮記》之學的經典地位，以其中的諸篇章作為宇宙論的基 礎，逐漸形成儒家的宗教觀，進而發展出西漢後期儒家的國家祭祀體系。
49西漢的皇帝接受儒者推動禮制改革，採用儒家的國家祭祀體系，是國 家在深化統治力量的過程中，為統治者的權力來源尋求正當性的手段。
郊祀制度取代西漢前期繼承自秦的神祠制度後，皇帝不再只是藉由各地 方神祇的力量庇祐人民；而是以天子的身分代表人民參與天地秩序的運 行，藉以安定天人秩序。這種儒家的祭祀觀也否定皇帝為了一己之福為 目的進行的祭祀，如秦始皇、漢武帝追求長生不老的行徑。50
收入溝口雄三、小島毅 主編，孫歌 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頁 365-368。
46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216-218。
47 渡邊信一郎 著，周長山 譯，〈元會的建構──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與禮儀〉， 收入溝口雄三、小島毅 主編，孫歌 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頁 368-374。
48 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1982)，頁 472。
49 甘懷真，〈西漢郊祀禮的成立〉，《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 研究》，頁 56-58。
50 甘懷真，〈西漢郊祀禮的成立〉，《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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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末以南北郊祀制度成立為核心的同時，對於政治制度的改革也 一并展開，渡邊信一郎稱此過程為「中國古典國制的成立」。此時期國 家制度的建立，不僅是以郊祀祭天等禮儀制度為中心；同時，具體的國 家營運則仍藉由以律、令為代表的「行事」等法律制度來實現。51另一 方面，天命觀念在國家的政治思想中佔有很大的一席之地，統治者的權 力正當性必須從天獲取繼承，到了西漢末受儒家學說影響而有郊祀禮的 誕生後，國家祭祀最主要是在政治文化的整合和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上產 生意義，52「天」與「人」的關係持續成為禮儀制度中備受討論的重要 議題。禮儀制度的施行一方面是做為客觀規範，使其涵蓋範圍內的人行 止合宜；同時又反映了參與儀式者的身分等級，穩固統治秩序。國家禮 儀制度並非依據少數人的理想便能完成施行，而是取決於統治階層的意 志；制度的內容也絕非無中生有，其中牽涉到時人對「天」的觀念、國 家的政治結構與身分等級秩序。
通過以上前人的研究，對國家禮儀制度展開探源，可以總結道：國 家的制度與組織演進，與現實形勢的變化關係密切。而禮儀做為國家的 制度，在國家針對現實情勢變化重塑政治結構的組成之時，亦會產生相 應的變化，反映出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來源、身分尊卑等級，並發揮著 客觀規範作用。此外，從禮儀制度的內容探索起，包含儀式運作、空間 變化，均可推測其形成的背景，一窺國家現實統治的情況。
本文從國家的角度，並以禮儀制度(郊祀禮為主)當切入點，置於隋 唐國家型態演變的脈絡下，企圖指出國家具有以政治手段主動整合或控 制各地域社會的自主性，藉此對以社會經濟的角度解釋隋唐國制變革的 立場做一補充。其次，以安史之亂做為唐代制度演變分水嶺的觀點，亦
本文從國家的角度，並以禮儀制度(郊祀禮為主)當切入點，置於隋 唐國家型態演變的脈絡下，企圖指出國家具有以政治手段主動整合或控 制各地域社會的自主性，藉此對以社會經濟的角度解釋隋唐國制變革的 立場做一補充。其次，以安史之亂做為唐代制度演變分水嶺的觀點，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