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進熟」儀式──天與君、臣關係的縮影….67
三、 唐前期的天人觀變化及其現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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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前期的天人觀變化及其現實原因
前面第一章第二節已提到，隋代立國後展開中央集權的各項改革，
其中「廢鄉官」是影響整個官僚行政體系結構與運作的政策。鄉官指稱 地方政府由本地人擔任的僚屬，魏晉南北朝末期，其地方行政的職權逐 漸被軍府剝奪。至隋文帝將鄉官罷廢後，「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
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 官，州郡無復辟署矣。」49全國人事的任命權集於吏部，造成銓選人數 大增，而無法詳加甄別才行。貞觀元年(627)杜如晦便向太宗指出：「比 者，吏部擇人，唯取言辭刀筆，不悉才行。數年之後、雖加刑戮，而百 姓已受其弊。」50在鄉官廢除後的背景下，入流途徑增多，「每年入流人 數過千四百人」51。而到了武周時期，武則天為攏絡人心、擴大統治基 礎，於是藉由濫授官職的方式，企圖削弱關隴、山東等與李唐皇室關聯 密切大族在中央的勢力，使得科舉取士或吏部授官的氾濫傾向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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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吏部選人不精的同時，科舉制本身之弊，最主要即在於以文才舉 人，而無法區別德行與行政能力。貞觀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明便曾對太 宗說：「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 之，恐後生相倣傚，有變陛下風雅。」53上元元年(674)，劉嶢也向高宗 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 於才藝，不務於德行。」54科舉制施行的結果也使得士人為了爭取入仕 資格而不擇手段。天授 3 年(692)，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 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能，以請託奔馳為務」，上 疏曰：
而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 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
49 《通典》卷 14〈選舉二〉，頁 342。
50 《唐會要》卷 74〈選部上〉，頁 1580。
51 《通典》卷 17〈選舉五〉，頁 403。
52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393。
53 《通典》卷 17〈選舉五〉，頁 402。
54 《通典》卷 17〈選舉五〉，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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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攜之恩。55
當今參加科舉的士人不修德行，而往往到處干謁投卷，請託權貴，冀希 高官的推薦提拔，如此一來也將發生結黨與賄賂不法等各種情事。「士 風日下」成為唐代士人必須面對與自省的問題，他們多從制度面切入，
認為廢鄉官與行科舉是導致士風惡化的根源。
開元年間劉秩的著名評論提供我們理解科舉制度影響的重要線 索：
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 之術，蓋尊尊之道。……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
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56
自漢代立國以來，有鑑於秦覆滅之速，因此不斷摸索穩固政權之道，如 何將各地域社會中存在的勢力剷除或轉化為支持中央政府的力量，便成 為首要的課題。察舉制建立以後，國家透過此制度將地方的人士吸收進 中央，並將部分權力分享給他們，使中央與地方之間形成了聯繫的管道。
57得以參與中央事務的地方豪族，反而逐漸轉化為帶有政治文化素養的 士族。58同時，在察舉制的運作下，士人入仕的前提是鄉里評議，因此 士人必須透過自身修德與對鄉里的貢獻獲取鄉論的支持。曹魏取代漢後，
建立了九品官人法，是為了在地方戶籍已經混亂的情況下，繼承漢代察 舉制度的遺意，仍企圖以地方鄉里評議為基準，設立中正選舉士人。然 而自東漢以來的地方世家大族勢力已經根深蒂固，最後演變成以門第為 標準取士。不過這是制度施行後受到人為因素而偏離了軌道的結果，其 制定的原意仍是以地方鄉里為士人出身的基礎，因此在制度面上，士人 依然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以及對鄉里社會發揮協調與管理的作用。隋代以 前的士族，在各地域社會中將宗族、鄉黨加以組織，成為地方社會的領 導者。他們一方面身為國家的官員處理政務，一方面對自己的鄉里負有 保護照顧的責任，因此劉秩云「可以鎮服甿庶」。59
55 《通典》卷 17〈選舉五〉，頁 409-410。
56 《通典》卷 17〈選舉五〉，頁 416-417。
57 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編》，頁 472-474。
58 楊聯陞，〈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1936，頁 1106-1063。
59 谷川道雄的研究便指出了士人在地方社會擔任教化與維持民眾生計角色的 重要性。詳見谷川道雄 著，馬彪 譯，〈士大夫倫理與共同體及其國家〉，《中國 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8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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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隋廢除鄉官與行科舉制以降，士人入仕必須通過吏部銓選，而 非經由鄉里社會的評議，因此士人往往群聚京師，而逐漸與原本的宗族、
鄉黨脫離了關係。60這層關係的脫離，即使得士人自身的品德不再受到 鄉論約束，以往士人在地方社會主動採取賑恤、救濟以及協調的制度結 構也不復存在，結果就是「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劉秩的結論道出了 唐前期制度影響下國家統治產生的困境，而許多的士人也針對唐前期人 民流離失所的「逃戶」問題從制度面提出了意見，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 官員治理行為的不合理。61在儒家思想中，秩序的建立來自於兩個相關 但完全不同的程序。第一個程序是「反求諸己」，接著推展到齊家、治 國、平天下，是對個別士人的道德要求，屬於「內治」；第二個程序是
「先富後教」，從奠定全體生民的經濟基礎開始，再藉由教化達成禮治 的秩序，屬於「外治」。62廢鄉官與行科舉導致唐前期士人追求「內治」
與「外治」的動力不再，而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有識之士跳 出來呼籲重拾士人身分的合理性，其中「生民之意」就是士人合理性作 為最重要的依據。也因如此，為了人民的生計，純粹「天人感應」的觀 念基礎開始略為鬆動，凸顯出人事的主動性。士人當中以姚崇為首表現 出「天人之分」的態度，正是奠基在「志在安民」的理念之上而產生的，
並在現實意義上意圖強化統治階級的積極作為。63
「逃戶」的問題雖然在高宗以後開始明朗化，百姓生存的急迫性成 為統治階級在檢討制度造成的負面影響下首要關注的對象，也使「志在 安民」的士人在天人觀念中提升了「人」的積極性。不過在這之前，唐 代立國之初便已經遭遇了經過戰亂與災荒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的情況。唐 初的人口「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遠低於 隋全盛期的八百九十萬戶。64也有學者通過史料的統計認為隋唐時期大 致上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災害的一段高峰期，因此在實際的物質建設上，
60 關於唐代士人聚集京師的分析，參看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 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台北：聯經出版，1988)，頁 235-337。
61 吳承翰，〈五到八世紀財政物流的形成──以軍糧調度為線索〉(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80-189。
62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 出版，2004)，頁 184-190。
63 王德權，〈修身與理物──中唐士人自省之風的兩個面向〉，《台灣師大歷史 學報》第 35 期，2006 年，頁 35-43。
64 《通典》卷 7〈食貨七〉，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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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初開始統治者便推廣在各地興建義倉與常平倉等；並在隋代大興土 木建立起的大型水利建設基礎上，廣修以防洪為目的的海堤、堰塘與河 渠等。65除了國家掌握的人口戶籍流失外，農民起義顛覆王朝的巨大力 量，也已驅使唐前期統治階級認識到致力人事積極作為、以民為本之必 要。因此太宗撰〈金鏡〉提到：
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 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 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蝥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 儔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之數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
有七年之旱，翦爪為犧，千裏降雨；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備，
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66(劃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其中說明了對百姓而言，不論是仁君如同祥瑞，抑或暴君如同災異，即 便可以用「天時」解釋，但其實都與「人事」有關。古時聖王統治之時 都曾發生災禍，但只要君主懼而修德，便化解了災禍，這難道不是因為 人事努力所致的嗎？太宗在不否定「天」的前提下，強調君主修德以及 人事的力量。《貞觀政要》卷 8〈論務農〉關於太宗之德是這樣描寫的：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呪曰：
「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 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
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67 太宗對人民因旱災與蝗害導致作物歉收念茲在茲，甚至說要以自身代替 百姓受罪，並將蝗蟲吞食。《貞觀政要》記載太宗食蝗後，蝗害便逐漸 平息，暗示了太宗以一己之德感動了上天，使災異退去。不過太宗本身 對於人事的力量更加看重，也因此他禁止臣下歌頌祥瑞：
昔自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儀感德，百靈效祉，莫不君臣動色，歌頌相 趨。朕恭膺大寶，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符瑞，慚恧增懷。且安危在乎人 事，吉兇系於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 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為可請。自今已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 舊表奏。自外諸瑞應奏者，惟顯在物色目及出見處，更不得茍陳虛飾，
65 張濤 等 著，《中國傳統救災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65 張濤 等 著，《中國傳統救災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