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

隨著食品科技的高度發展與普遍的應用、全球食品生產鏈的複雜化、食品貿易國 際化，與隨之而來汙染的擴散，食品安全風險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汙染源（周桂 田，2014）。根據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風險最初主要來自 於大自然的挑戰，隨著工業發展與科技進步，社會上衍生了許多難以預測卻影響深遠

的未知風險，現代社會儼然已成「風險社會」（Beck, 1986／汪浩譯，2003）。台灣 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也步入現代化社會，同樣面臨許多風險問題，特別是近年來陸 續發生多起食安事件，食品風險因而特別受到關注。而現代風險並非單純的技術問 題，包括一個社會的政經結構、生產方式、決策過程，乃至發展階段與知識水準對風 險的存在型態和影響範圍均有決定性的作用（顧忠華，2001；黃浩榮，2003）。現代 風險難以認知的特性，再加上其所造成的後果不一定立即顯現，因此是一種「開放性 的社會建構」，必須透過社會成員之間的的溝通互動，某些風險才會被民眾意識到而 進一步成為公共領域的議題（顧忠華，2001）。

關於風險溝通的定義，Leiss（1996）表示，「風險溝通」為科學家、政府官員、

利益團體和民眾之間，反覆交換有關風險的資訊。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在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國家食品安全主管機關之指南》（2006）中也指出，「風險溝 通」指的是風險評估者、風險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關團體，針對風險交流資訊與意見 的過程，透過風險溝通讓所有利害關係人清楚了解風險評估過程中的邏輯、影響和限 制；在一般情況下，透過風險溝通能夠從多方利害關係人得到風險相關資訊，以幫助 風險分析者提升風險管理決策品質；一旦遇到食品安全緊急事件，科學家、風險管理 者、民眾和其他利害團體之間的有效溝通，不但能夠幫助人們了解風險，並進一步做 出正確決策。

政府衛生機構最大的責任在於保障全體民眾健康，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即以「要求安全，食在安心」為使命，期望能夠做為全民信賴的食藥安全守護者，

並創造食品藥物安全消費環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0）。因此，在一般 情況下，政府必須提供民眾健康和食品相關的風險資訊，向民眾解釋對於食品汙染、

新的食品科技，或飲食不正確的疑惑和擔憂；一旦發生食品安全危機事件，則需要立 即且更新的溝通方式（Lozano & Lores, 2013）。且政府在處理重大危機事件時，必須 從「專業本位」而非「官職本位」與民眾溝通（史安斌，2014）。

觀察政府過去處理重大危機事件的表現，李明穎（2011）分析政府對於毒奶粉事 件的風險溝通，發現政府在事件爆發時不但資訊掌握不足且反應遲滯，尤其是在三聚 氰胺檢測標準的決策上，政府反覆辯解科學的不確定性、遷就科學儀器的限制，或隱 瞞其中的利益衝突，完全忽略了民眾對於風險的感受。政府在與民眾溝通時所犯的最 大錯誤就在於，主觀認定民眾對於科學知識不了解、無知或不理性，因而在風險決策 中將民眾的考量排除在外（Frewer, 2004）。Jacob, Lok, Morley, & Powell（2010）整 理過去文獻指出，組織要達到有效的處理重大危機事件必須做到即時溝通、認知風險 和建立信任。但從過去的經驗看來，一旦遭遇重大食安危機事件，政府不但無法掌握 完整資訊對外即時溝通，還不顧民眾憤怒恐慌的情緒，僅在風險管理者與專家之間做 評估與交流，這樣的做法除了無法平復社會上普遍的恐慌，反而還會加深民眾對政府 的不信任，進而影響危機處理的效果。

面對食品安全危機事件，從危機處理的角度來看，業者應盡快公布真相，並且需 透過媒體不斷溝通，以掌握議題建構的權力（吳宜蓁，2005）。然而，觀察業者在食 安事件中的表現，經常要隨著政府的查緝動作，業者才肯一點一點的將資訊公開，這 種擠牙膏式的態度不僅造成政府在事件調查上的困難，更是引發社會強烈不滿。

Coombs（2007）即指出，業者往往出於維護組織信譽及正當性的目的，而選擇採取 隱匿資訊的做法。Merkelsen（2013）的研究也發現，在食品安全場域中，當企業面 臨與利害關係人之間需求的衝突時，會選擇採取防禦的策略以維護組織正當性，加上 媒體的大量報導與責任的相互推卸，使得食品安全從原本操作上的風險轉變成引發高 度關注的信譽風險。如此一來，除了會導致不好的公關效果，對於企業形象也有所損 害。

此外，業者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故意使用替代品、添加物、食品和食品原料的 造假或仿冒、錯誤的包裝、針對內容物的標示誇大或不完整，這些同時也會對民眾健

康造成威脅，美國 FDA 將「食品詐欺」（food fraud）定義為，業者出於經濟動機的 食品攙假，或者是更廣義的食品造假概念（Spink & Moyer, 2011）。業者刻意造假所 引發的問題，除了牽涉到食品安全本身，更突顯出業者在管理上的問題與責任，2013 年的食用油事件也就是屬於人為造成的食品安全事件。

而媒體作為風險溝通參與者表達風險知識與論述平台，除了負責傳達相關的價值 和信念（周桂田，2005），同時還能夠建構和定義風險（Cottle, 1998）。媒體透過將 特定團體視為主流或邊緣化的方式，鞏固其合法性或損害其名譽，進而間接影響到最 終主導整體論述或決策的觀點（Priest, 2006）。此外，Beck（1992；轉引自黃浩榮，

2003）指出，風險需要透過被認知而存在，媒體則是讓民眾得以認知風險的傳播管道。

特別是在食品的選擇上，媒體被認為是個人在攸關風險決策上主要且可信任的資訊來 源（Tucker, Whaley, & Sharp, 2006）。因此，透過媒體告知風險相關資訊，能夠引導 民眾正確認識風險，讓民眾能力自行評估風險、規避風險（Amberg & Hall, 2010）。

此外，媒體也是風險及風險社會的批評場域，負責監督政府與業者在風險管理上的決 策和成效，並進一步將事件反映給民眾，以檢視、批評組織決策的得失（Cottle, 1998）。 綜合上述整理，媒體在風險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多元，除了是各方利害關係人傳 遞資訊的風險溝通平台，同時也是風險的再現機制、定義風險的社會競爭場域，以及 監督風險相關決策的社會批評場域（周桂田，2005；Beck, 1992；轉引自黃浩榮，2003;

Cottle, 1998; Priest, 2006）。

面對自身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媒體往往會面臨不同角色之間的衝突，這時應該以 維護消費者最大利益和促進食品產業多元發展作為權衡的標準（羅正仁，2012）。食 品安全攸關全體人民的健康，一旦發生重大食品安全危機事件，負責任的媒體應該審 慎思考如何報導食安議題。媒體若能傳遞適當且正確的食安報導，便能夠讓民眾根據 報導判斷風險對個人的影響，以降低對於風險所造成的恐慌（Amberg & Hall, 2010;

Tucker, Whaley, & Sharp, 2006）。反之，媒體不當的報導，會影響民眾對於風險的認

知，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恐慌（Hampl, 2004; Kasperson et al, 1988）。檢視國內外食品 風險的相關研究發現，當前食安報導所面臨的問題包括：（一）食品安全議題涉及多 重面向，但報導主題偏重事件調查、汙染的擴散或科學研究數據（Kitzinger & Reilly, 1997; Nucci, Cuite, & Hallman, 2009）；（二）報導內容戲劇化、誇大且不精確（Amberg

& Hall, 2010; Carslaw, 2008）；（三）報導多半關注風險的稀有性或危害的特殊性，

以及能夠激起民眾情緒反應的風險特性，忽略真正可以幫助民眾瞭解和評估風險的資 訊（McCarthy et al., 2008; McComas, 2006）。

總言之，在風險社會中，媒體作為風險溝通的資訊平台，也是公眾獲知食品安全 的重要來源，透過媒體傳遞相關風險資訊能夠讓民眾適當認知風險（Amberg & Hall, 2010; Hampl, 2004）。因此，本研究想瞭解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媒體如何再現食品 安全事件？提供哪些食品安全資訊？其中又有哪些與風險相關的資訊？媒體扮演了 什麼樣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2013 年發生的「食用油事件」進行新聞報導的 內容分析，以解答上述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