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與風險溝通

壹、 風險社會與風險

隨著食品科技的發展，例如食品添加劑、營養素（例如維生素和礦物質）、農業 和動物用藥的使用，以及基因工程等新技術引進食品生產領域，儘管能夠改善食品的 供應或提高農業生產，但相對也增加食品本身所隱含的風險（周桂田，2014；WHO, 2002）。對於食品所潛藏的相關風險，可以從 Beck 的風險社會理論做進一步的探討。

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於 1980 年代提出風險社會理論，指出工業社會的技術經濟 發展邏輯與現代性的後果不僅帶來許多人為的災難與社會不平等，更同時衍生大量難 以預測且影響深遠的未知風險。就在 Beck 提出風險社會理論同年，蘇聯發生了震驚 全球的「車諾比核電外洩事件」，這次的危機並非天災人禍所造成，而是由於人類追 求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影響範圍超越地域和時間限制，成為一場 全球性的公共危機事件（史安斌，2014）。現代化風險即是工業進步的產物，並且會 隨著社會的持續發展白熱化（Beck, 1986／汪浩譯，2003）。

Beck 認為風險是由現今行動所啟動而尚未發生的事件，風險一方面並非存在於 真實世界，目前似乎無害；但另一方面，風險對社會的危害可能會反映在未來，因此 風險可以預測出發生於未來的危險，進而發展出防範的行動（Beck, 1986／汪浩譯，

2003，頁 23-24）。風險哲學研究者 Hansson（2002, pp. 40-41）認為風險涵蓋三個不 同層次的意涵：（一）「風險」指的是人們無法確定某種不受歡迎事物是否會發生；

（二）「風險」在某些場合中，指的是某種不受歡迎事物所發生的機率；（三）「風 險」指的是某項事物或行為其後續影響的嚴重程度。綜合以上可歸納出，風險的特徵 在於危害在未來發生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

然而現代風險也絕非單純的技術問題，其所涉及的領域十分複雜，包括一個社會 的政經結構、生產方式、決策過程，乃至發展階段與知識水準對風險的存在型態和影 響範圍均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工業社會技術經濟發展邏輯主導之下，政治、經濟體系 往往遵循簡單現代化的思考邏輯，造成經濟理性、技術理性優先於其他價值的考量，

風險評估也因此容易受到干預，而導致風險較高的決策結果（顧忠華，2001；黃浩榮，

2003）。基本上，現代化風險是由「技術─經濟」決策所造成，正如同 Beck 所大力 抨擊的，現代風險的成因多半可歸咎於特定的行動者採取「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之態 度，而導致事態日益嚴重（Beck, 1986／汪浩譯，2003）。

關於風險的各種說法，Beck 採取一個兼具時間與社會面向的定義，指出風險是 起因於特定技術過程或其他過程的具體傷害，以及其發生的機率。這樣的定義保留了 風險的機率性成份，同時也強調現代風險是人為決策的產物，以及工業社會技術經濟 發展邏輯主導的產物，也就是社會發展之下所產生之不可逃避的副作用（Beck, 1992, p.4；轉引自黃浩榮，2003）。

現代風險難以認知的特性，再加上其所造成的後果不一定立即顯現，風險因此是 一種「開放性的社會建構」，必須透過社會成員之間的的溝通互動，某些風險才會被 民眾意識到而進一步成為公共領域的議題（顧忠華，2001）。Beck 也強調，風險須 要透過被認知而存在，媒體即是讓民眾得以認知風險的重要傳播管道（Beck, 1992；

Beck, 1992, p.4；轉引自黃浩榮，2003）。特別是對於新興的風險，由於所知有限、

風險的不確定性或科學資訊不一致時，媒體在影響民眾的風險感知上特別扮演重要角 色（Kasperson et al., 1988）。而媒體做為各方利害關係人的表達知識與論述的風險溝 通平台，除了負責傳達相關的價值和信念（周桂田，2005），同時還能夠建構和定義 風險（Cottle, 1998）。以下將針對風險溝通作進一步的文獻探討。

貳、 風險溝通

Leiss（1996）將風險溝通定義為科學家、政府官員、利益團體和民眾之間，反覆 交換有關風險的資訊。Slovic, Covello, & von Winterfeldt（1986）也明白指出，風險傳 播指的是為了健康或環境風險之故，在個人或利害團體間進行有目的的資訊交換，所 牽涉的利害團體包括個別政治機關與各級政府、某些企業及公會、工會、環保與公民 團體、專家和媒體，而交換的資訊主要包括風險的強度，風險的顯著性與意義，或是 為了要限制或規約健康與環境風險所做的決定、行動與政治措施。

從以上對於風險溝通的定義和研究來看，風險溝通主要就是圍繞著風險訊息而展 開，各方利害關係人之間，針對風險特性、影響程度、重要性，以及對風險的控制和 管理做資訊的交流。Bennett（2010）更指出，有效的風險傳播不但能夠達到利害關係 人與公民社會團體的溝通和理解，讓風險評估者、科學家或政策決定者能夠了解外界 的聲音與其關懷的價值，澄清彼此意見的分歧以達成共識，也能夠幫助民眾建立適當 的風險認知，進而採取適當的決策。

Sandman（1999）則認為風險是危害（hazard）與憤怒（outrage）的總合，具有 相當程度的情感內涵。一旦面臨風險時，民眾反而較少關注以事實和科學為依據的危 害本身，另一方面，專家也會忽略民眾以價值觀和情感為基礎的憤怒，導致雙方對於 風險認知的分歧。顧忠華（2001）也指出，風險的概念不只侷限在客觀可能發生的天 災人禍，還包括人們主觀上的心理狀態，因此即便客觀的危險實際上不存在，只要人 們認定可能受到危害，便容易產生心裡的恐慌或焦慮。因而，當社會面臨到風險時，

組織必須透過溝通讓大眾了解風險，並化解民眾緊張的情緒以避免恐慌的發生。

對此，Swain（2007）指出，透過傳遞足以幫助民眾評估風險的訊息，能夠減輕 民眾憤怒恐慌的情緒。而根據 Lion, Meertens & Bot（2002）的研究指出，多數民眾面

對未知風險會想瞭解的資訊包括，風險相關知識、風險所帶來的影響、所造成的危害 程度、對於風險的控制程度以及成效，以及在風險之下暴露多長時間會造成傷害、傷 害會持續多久、傷害是否會累積在身體內。

此外，Reynolds & Seeger（2005）進一步比較風險傳播與危機傳播的差異指出，

風險傳播的訊息主要傳遞負面影響的可能性，以及告知民眾應如何避免，強調技術層 面的理解以及文化因素；危機傳播所傳遞的訊息則是有關特定事件或情境的描述，事 件的規模、持續時間、控制和解決，以及事件歸因和影響。史安斌（2014）則認為，

風險傳播與危機傳播實際上是密不可分，貫穿於危機的各個階段。Seeger, Sellnow &

Ulmer（2001；轉引自吳宜臻，2005）也指出，風險傳播的範圍涵蓋危機的三個階段，

包括危機前、危機時期、危機後。根據危機的不同階段，必須以不同的溝通策略做回 應才能達到有效的處理。危機發生前必須要提供風險的相關知識，一旦危機發生則要 即時告知相關資訊以迴避風險，危機發生後則必須針對新的風險形成認知。美國管理 學者 Stephen Fink 提出危機傳播階段理論，同樣在強調危機於不同階段有不同特徵，

因此傳播者必須根據這些特徵選擇相應的傳播方式，如此才能達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史安斌，2014）。

綜合上述討論，風險溝通的重點在於：（一）風險溝通涉及風險事件的多重面向，

包括風險規模、風險程度、政府決策、相關法規政策等不同面向；（二）可評估風險 的資訊能夠化解民眾憤怒恐慌的情緒；（三）風險資訊必須根據溝通的不同階段而有 所差異，才能達到較佳的傳播效果（Leiss, 1996; Reynolds & Seeger, 2005；Seeger, Sellnow & Ulmer, 2001；轉引自吳宜臻，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