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之纂修經過

一、編書的背景因素

《總目》可視為《四庫全書》的縮影（田鳳台，1990，頁 162），《總目》

成書是從《四庫全書》而來，兩者關係密切，¹⁹瞭解《四庫全書》編纂過程有 助於理解《總目》的編纂。對於《四庫全書》纂修的研究，郭伯恭（1972）、黃 愛平（1989）和吳哲夫（1990）等人都有專書研究，²⁰司馬朝軍（2004，2005）

的研究更著重在《總目》纂修過程的探討，也試圖從多面向論析《總目》的優 缺得失。

歷代王朝都有規模或大或小的聚書編書活動，如漢成帝時劉向父子整理秘 府藏書，三國魏文帝（220-226）敕編《皇覽》，唐高祖（618-626）時歐陽詢等奉 詔編《藝文類聚》，宋仁宗（1022-1063）時編纂《崇文總目》，明成祖（1403-1424）

時有《永樂大典》，而至清代《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康熙、雍正兩朝都有大規 模的編纂書籍活動，編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書，

為統治者帶來「稽古右文」的聲譽，也希望透過圖書的編纂鞏固統治地位（王

19 參見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96-297，乾隆 39 年 7 月 25 日之諭旨。針對

《四庫全書》篇幅浩瀚，提要亦達上萬種，不易翻閱，故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藉以「由 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得全書」，顯示三者相輔相成的關係。又如《總目‧凡例》所言：「所列 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篇，合之則為總目。」顯示《總目》提要為《四庫全書》提

伯祥，1925；吳哲夫，1989；黃愛平，1989；楊晉龍，1994）。

另一方面，歷代古籍流傳常因戰火而失傳，²¹明末時曹學佺（1574-1647）最 早提出「儒藏說」（黃愛平，1989），他主張效法釋、道兩家匯刻經典成藏經之 法，藉以保存經典古籍。乾隆初年，周永年（1730-1791）也提倡「儒藏說」，希 望透過聚書、編製目錄來建立儒藏，當時學者有不少人因支持而投入鈔書刻書 的活動，叢書的刊刻也成為一時之風氣（黃愛平，1989；吳哲夫，1990）。此外，

清代學術上一反明代空談心性的學風，轉向講求證據與聲音文字訓詁的治學方 法，考據之學興盛，加上乾隆時期政治日益穩定，民生經濟富足等條件（王伯 祥，1925；黃愛平，1989，頁 1-8），對於《四庫全書》與《總目》的編纂都提 供了有力的支援。

二、由校輯《永樂大典》至大規模訪書

乾隆 37 年（1772）初下詔搜訪圖書，該年底安徽學政朱筠（1729-1781）上 奏建議搜錄書籍的四大原則，²²其中之一是建議校輯《永樂大典》不經見的古 籍。經乾隆交由軍機大臣討論，有鑑於《永樂大典》中有不少「流傳已少不恒 經見之書」，有校輯之必要，建議將其檢勘出來並開列清單，查無傳本者可擇善 抄寫，輯成全書。乾隆允議後，開設四庫館校輯《永樂大典》，同時匯集天下圖 書。

乾隆 38 年（1773）3 月下詔訪書，擴大訪書範圍，只要書籍有可採之處即 加以蒐集，甚至點名訪求，當代藏書最富之家便被列為大力搜訪之對象。在乾 隆詔諭嚴厲督促下，至乾隆 39 年（1774）8 月時，四庫館的圖書，包含重本，

已不下萬餘種。²³其中來源有兩個系統：一為從《永樂大典》輯出之書、內府

21 隋代牛弘提出圖書五厄，明代胡應麟也提出十厄，總體來看，其中多為兵燹之禍。

22 四項建議為：（1）舊本抄本，尤當急搜；（2）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3）著錄、

校讎當並重；（4）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45-247）。

所藏的前朝流傳舊書或清代歷朝皇帝飭令纂修之書籍；二是進呈書籍，包含了 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和通行本，其中版本或有異同優劣。

此一階段對各省進呈之書的處理辦法，認為詳細分類後並簡要著錄卷數、

作者即可，²⁴尚未有編纂《總目》的意圖。

三、編纂《總目》的確立

在乾隆 37 年（1772）開始徵訪圖書時，曾諭令「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 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²⁵」但各省 採進清單仍是相當簡陋的，許多僅列書名與作者而已。其作用大抵是為了儘快 檢核與鑑別各地所呈之書，作為提供調閱的書單（黃愛平，1989，頁 311-314）。

初期並未欲效仿劉向目錄的方法，但在校輯《永樂大典》的過程中，對於完整 性目錄的需求就顯現出來了。

乾隆對《永樂大典》輯佚的成果有所期待與督促，38 年（1773）時便已為 成書命名為「四庫全書」，然而欲編纂處理的書籍浩瀚，其中又有優劣之別，必 須進行篩選。利用提要解釋說明圖書去取之緣由為便利之法，為達成此目的，

則提要內容必須相當完整。遵循敘錄體之義例較能發揮此作用，可供皇帝裁定，

編纂應輯之書（黃愛平，1989），因此影響了《四庫全書》和《總目》提要義例 完備性的需求。此外，在歷史的角度上，《四庫全書》可算當時空前的叢書鉅作，

編纂《四庫全書》無形中也被賦予學術、文化上的責任（黃愛平，1989），有義 務對古往今來的學術發展源流作總結、批判，繼承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責任，故《總目》的編纂可說是勢在必行。

朱筠在乾隆 37 年（1772）底曾建議，應仿《七略》或準四部之法，「每一 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此時才真正發揮影響力。乾隆詔令「將《永樂 大典》分晰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

錄」外，應篩選出「足資啟牖後學，廣義多聞」之書，「掇取著書大指敘列目錄」， 進呈給皇帝定奪哪些應刊刻流傳。²⁶因此，辦理編纂工作的館臣酌議自《永樂 大典》輯出之各書「均倣劉向、曾鞏等目錄序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 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此外或有向係通行，

並非應訪遺書，而從前未歸插架者，亦應查明開單，另為編錄²⁷」，正式確立每 書前有提要的制度，也影響《總目》提要的義例。

四、四庫館

執行校輯、編纂與提要撰寫工作由四庫館負責。

四庫館於乾隆 38（1773）年 2 月設立，內部分工可區分成三大事務：纂修、

繕書和監造（黃愛平，1989）。吳哲夫（1990）從乾隆 47 年（1782）「辦理四庫 全書在事諸臣職名」列表中，將館中職位組織整理出來如圖 2.1。總裁總攬一切 事物，有副總裁襄助，其下設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詳檢確核各書，撮舉大 綱，編纂總目；總閱官，總理審閱各書之事；總校官，總理校訂之事；武英殿 與翰林院提調官負責提取兩處書籍事宜；另有督催官掌管督責繕寫校勘事宜；

各處的收掌官則負責該處的書籍收發出入；監造官職司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 整理書籍之事宜（黃愛平，1989，頁 101-102）。

總纂官紀昀（1724-1805）、陸錫熊（1734-1792）等人下有總目協勘官負責協 助編定總目，實際纂修各書事宜則由纂修官負責，當代著名學者如姚鼐

（1732-1815）、翁方綱（1733-1818）、余集（1739-1823）、邵晉涵（1743-1796）、戴震

（1724-1777）等人多因其專才而被徵召入館（吳哲夫，1990，頁 73-76）。他們 各有所長，對於撰寫各書提要有很大的貢獻，為《總目》提要奠定基礎（田鳳 台，1973）。

圖 2.1 四庫全書館職位組織圖 （資料來源：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吳哲夫，1990，

68-69。）

五、提要的撰寫

黃愛平（1989）歸納纂修官的工作有三個部分，首先為「甄別」，因各省 進呈之書，雖在搜書過程中，各省專辦人員已經先行篩選，但仍可能有遺漏疏 忽，所以纂修官要先清查這些圖書是否有違礙者，校閱考核，斟酌去取，若有

「顛倒是非」或「違礙悖逆」的書籍，則開單請示總裁以處理。接著進行「校

足本為選擇的最先考量。此外，還進行辨僞的工作，有些古籍被依託為前朝先 賢所著，後人未詳查而以訛傳訛，造成學術混淆，四庫館徵召了許多學有專精 的學者，有些是以考據聞名，故對於一些僞託之作，如《子夏易傳》的內容與 流傳情形，與前朝目錄《永樂大典》等互相核對，以明真實。更多的工作是對 圖書作考證，校訂異文和誤字，或參校其他不同版本或從《永樂大典》考訂，

以復書籍原貌。

第三部分是「撰寫提要」，纂修官或會將圖書的序跋、前人目錄中的解題 抄錄下來，作為提要撰寫之參考資料（田鳳台，1973；余嘉錫，2004；司馬朝 軍，2005），再針對各書撰寫提要，這些提要稿（或稱為「分纂稿」、「纂前提要」） 是閣書提要的基礎。²⁸各書提要的義例大抵依《總目‧凡例》所規範，序列作 者爵里，記版本源流，撮舉要旨；並據乾隆所訂之標準提出應刊、應鈔、應存 或毋庸存目之建議，²⁹並說明理由，以供篩選《四庫全書》之收藏與符合刊印 條件之圖書（司馬朝軍，2005，頁 723）。各書提要初稿完成後，送交給總纂官 審閱，逐篇審閱後提出修改意見，或發回由纂修官遵改，或總纂官直接刪改且 另外謄錄（樂怡，2006），成為定稿，是為《四庫全書》各書之提要，或稱為「閣 書提要」、「閣本提要」、「書前提要」。

而每位纂修官所撰寫之閣書提要完成後，即使經過總纂官初步修訂，其內 容仍可能「繁簡不一，條理紛繁」，需要有人總覽斟酌，所以在總目協勘官的協 助下，總纂官對入選的提要進行內容、文字上的考證、修改與潤飾，再按一定 義例分類編排（黃愛平，1989），成為《總目》提要。一般而言，總纂官對於纂 修官所送來的提要意見多予以尊重，但實際裁量上，總纂官權力高於纂修官，

28 現今留存可查的有翁方綱、邵晉涵、姚鼐等人的提要稿，有些收錄在他們個人文集中而流傳 下來，其中部分翁氏提要稿抄錄了圖書篇目、序跋及部分內容，或摹寫藏書家印章字迹；有的 僅略記數語，或言該書抄錄時注意事項，或說明其書不應校閱的理由，未正式撰寫。相比下，

其提要稿更直接反映了當時他們校書、撰寫提要的實際情形，對後人研究提要撰寫情況有很大 的助益。

29 大體來說，應刊為「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應鈔為「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 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依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55，乾隆 38 年 2

例如翁方綱所撰《轉注古音略》提要中建議「似不應存目，以貽誤學者」，但被 總纂官所推翻，認為其「引證頗博，亦有足供考證者³⁰」，故最後列為著錄。亦 有原被纂修官認為應存目或應抄存的書籍，因為禁燬而無法被收錄，尤其是一

例如翁方綱所撰《轉注古音略》提要中建議「似不應存目，以貽誤學者」，但被 總纂官所推翻，認為其「引證頗博，亦有足供考證者³⁰」，故最後列為著錄。亦 有原被纂修官認為應存目或應抄存的書籍，因為禁燬而無法被收錄，尤其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