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提要目錄的流變
一、提要目錄的發展與種類
提要目錄的體制在劉向、劉歆時確立，不過後代目錄的提要其義例完備者 甚少，據喬好勤（1982）、來新夏（2003）分析，依其取材內容和撰寫方法不同，
可分為敘錄體、傳錄體、輯錄體三種。
（一） 、敘錄體
敘錄體以劉向的敘錄為宗，架構了提要的標準，包含三項義例：9（1）、介 紹著者生平，並敘述其學術與師承淵源；（2）說明著書原委，及一書之大旨；（3）
評論圖書的優劣得失。透過這三個部分可幫助讀者認識作者及其著書的時代背 景，瞭解作者著書之目的，及一書之主旨。敘錄對圖書內容的論析，能指引讀
6 參見王充《論衡‧案書》。
7 《古今書錄》現已不存，然其序被《舊唐書》所抄錄，可參閱《舊唐書‧志第二十六‧經籍 上》或《全唐文》卷三七三。
8 古易與石經，在形式方面，其書寫方式不一樣；內容方面，古易中卦的排列順序與石經不同。
而石經目的在為經典文字正名，對於易卦的排列可能有所區別，故言詳於古易者，不一定詳於 石經。
9 此處採昌彼得、潘美月（1986）之說，而昌彼得（1977，頁 179）分述為四項義例，實則也
書治學涉徑，減少讀者盲目尋找與閱讀的勞費，在未看到原書前便能有一初步 的認識，藉由敘錄的提點能知道哪些方面在閱讀時應注意，以利進一步研究（昌 彼得，1977）。敘錄可幫助讀書之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發揮目錄的學術性價 值。後世撰寫提要皆欲師法敘錄之體，但隨時代的演變，提要內容型態也有不 同傾向，真能符合向歆義例者甚為罕見。
（二） 、傳錄體
魏晉六朝的提要目錄內容側重作者生平的介紹，王儉（452-489）《七志》為 每書作者立一傳，10記人事蹟。作用是幫助讀者對作者的仕履經歷和時代背景 有所瞭解，才不至於對其著作論述過於執泥或鄙棄，方能做正確的認識和判斷
（王欣夫，2000）。魏晉六朝重門第之風，譜牒之學為當世所重（陳方，1997；
陳玉順，2005），斯時提要內容偏重作者生平之論述，或有其時代背景。
清代章學誠（1738-1801）《校讎通義》認為提要對人的學術淵源之敘論，可 溯自《史記》列傳，將敘錄的體制視同為列傳，這似乎也是王儉的觀點，然而 這卻使提要變得狹隘了（昌彼得、潘美月，1986，頁 44-45）。所以《隋書‧經 籍志》批評《七志》這類目錄無法直接揭示一書之要旨與內容得失，價值遠不 及《別錄》與《七略》。
余嘉錫（1974）認為「做敘之法略如列傳」（頁 39），但要注意的是，不同 於史傳的著眼點，提要的作者介紹應著重在其學術思想和治學淵源，以瞭解著 書旨意和此書的學術流派、治學方法和作者的學術思想演變等，展現提要之學 術特質，所以提要中的作者生平不等同於傳記。
雖傳錄體價值不如敘錄體完備，作者傳記中的個人事蹟、學術流派和思 想、時代背景等線索，對欲瞭解圖書內容者仍有助益。陳玉順（2005）就認為 傳錄體透過知其人來遙想其學術，具參考價值，後世撰寫提要時實際也應用了 傳錄體的部分方法與精神。
（三） 、輯錄體
早在南朝編制佛經目錄時，即有人將原本作為參考用的原書序跋匯集起來 直接附於目錄中，成為新的提要型態，現存以梁僧祐（445-518）編撰的《出三 藏記集》為最早。將原經的序和譯經者所作之介紹抄錄附於目錄中，可幫助讀 者初步瞭解經書的內容和由來，為輯錄體的先驅（程千帆，2001，頁 30）。
之後元代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經籍考》便採用佛經目錄的方法，
他蒐羅了宋代晁公武（約 1105-1180）《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約 1183-1262）《直 齋書錄解題》、官修的《崇文總目》等書目，還有各家筆記、文集中的序跋，以 時代順序編排。所引文字既可比對歷史先後之評議，亦可為學者參考用。但是 其提要內容中並未提出自己的創見，僅是將偶有之發現以按語附於後，為數不 多，未能彰顯提要更積極的學術價值（姚名達，1971；昌彼得、潘美月，1986；
余慶蓉、王晉卿，1998）。但直接抄錄相關的序跋材料作為提要，這樣的方法對 提要撰寫者較為便利，故後世也有許多目錄仿《文獻通考‧經籍考》之制，輯 錄原書序跋和各家考訂文字來豐富提要內容，如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
謝啟昆（1737-1802）《小學考》、姚振宗（1842-1906）《漢書藝文志條理》與《隋 書經籍志考證》、孫詒讓（1848-1908）《溫州經籍志》等。
輯錄體網羅保存了豐富的資料和珍貴的史料，姚名達（1971）便認為這些 資料有利於學者考證，對古籍之研究的貢獻極高。所以雖與傳錄體一樣無法直 接揭示書之內容得失，但在提供大量素材的層面上，對後人研究是有幫助的。
綜而言之，從提要的發展來看，傳錄體可以視為是敘錄體中有關作者論述 的更深入發展；而輯錄體是在揭示圖書內容與評論上不同表現形式，也正因撰 寫時側重面與資料來源多寡因素影響，造成最後提要呈現出來的型態有所不同
（彭清深，2005）。三者間無絕對的優劣，但從讀書治學的角度，敘錄體更被看 重。
二、繼承敘錄體的《四庫全書總目》
從文獻所載和傳世目錄來看，唐代以前具提要的目錄今多不傳，其後有紀 錄者如唐元行沖（652-729）等所修的《群書四部錄》、毋煚《古今書錄》皆已失 傳，亦不詳是否合乎劉向的義例（昌彼得、潘美月，1986）。其後宋代《崇文總 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代高儒《百川書志》
等目錄或具有敘錄體提要之義例，但昌彼得、潘美月（1986）認為這些提要內 容大多僅撮述各書的大旨，對於作者的生平、一書之得失，偶而述及，未能詳 明，義例不純（頁 46）。直至清代乾隆年間修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後文簡稱
《總目》），11其提要方能承續敘錄體之義例，展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
《總目》四部之首各有總序，各類之首亦有小序，還有案語補充通變之由，
其提要「每書先列作者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得失，權眾說異同，以及 文字增刪，篇幅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 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12」雖實際觀之，其對作者立身行己 未能詳述，生平爵里也未能旁搜博採，但《總目》仍被認為是一部詳贍、具有 價值的提要目錄（昌彼得，1977；昌彼得、潘美月，1986；田鳳台，1990；程 千帆、徐有富，2001）。
近代學者對《總目》的學術價值多予肯定，認為《總目》提要可算是自向、
歆之後最突出者，繆荃孫（1844-1919）《善本書室藏書志》序：
至於考證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宗旨，顯徵正史，遍采稗官，揚其所長，糾其不逮，
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
雖然《總目》提要中仍有許多闕誤，但余嘉錫仍給予正面的評價，在《四庫提 要辨證》序中說道：
今四庫提要述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
11 若以《四庫提要》稱之易生混淆，因《四庫全書》各書前有提要，《四庫提要》所指涉的是 各書前之提要抑或是《總目》之提要，既不明確，也不夠嚴謹（崔富章，2002，頁 1-5），故在
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 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 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 弘矣。
張之洞《輶軒語．語學》所言「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與余嘉錫認為「提 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捨此，莫由問津。13」都表示了《總 目》提要可為讀書之門徑，深入研究提要內容可辯證學術，增進對圖書內容與 價值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