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四庫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目》提要之內容 比較分析—以集部為例
The Three Stage Process of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vision of Collections
段又瑄 Yu-Hsuan Tuan
指導教授：藍文欽 博士 Advisor: Wen-Chin Lan, Ph.D.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July, 2008
謝 辭
我曾經跟我的指導教授藍文欽老師說笑道，如果斗膽將我自己比喻成分纂 官，那麼老師就是總纂官，為我的論文作嚴謹的審核與修改；真的很謝謝藍老 師不厭其煩地指導、幫助我釐清問題，提供我許多思考的面向，也提點我論文 寫作時應注意的各面向，更重要的是老師總是給我鼓勵，是支持我完成這份論 文的重要力量之一。也要感謝潘美月老師和趙飛鵬老師，兩位老師就像是總裁 官一樣，給予不少的建議，幫助我修正論文的內容，謝謝老師們的鼓勵與照顧；
另外要特別感謝的是口試日因颱風的參與而延期，若不是老師們和助教的寬待 與協助，我也無法順利畢業，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謝謝圖資系的助教們，佩君、宜玲、喻淳、佩民等人的幫助，還有凱琳學 姊、莒茵學姊們的打氣與經驗分享，讓論文寫作更為順利，謝謝你們。而我的 同窗同學們，要特別感謝天怡，在第三年時「比鄰而居」的互相鼓勵與支援，
祝福你出國求學順利！還有玫溱、曉青、惠菩、阿桂、敬華、玉文，和你們一 起上課、為論文寫作而互相激勵的感覺真好，謝謝你們分享給我的意見與資訊，
讓我獲益良多。謝謝庭霈總是適時給我關懷與加油聲，也很高興認識小毛，和 你談話總是有許多啟發，祝福你們也順利畢業！還有君諭、孟瑾、珮涵、家齊、
芳群在學業或工作上都給我不少幫助與打氣，能從大學就認識你們是我的福 氣；而婉婷學妹、佳穎學妹在這段時間帶給我不少歡樂，很高興能認識你們！
也謝謝唐牧群老師，以及許多學長姊們的照顧與幫助，圖資所是個溫暖的地方！
另外也要向我的好友詩琪說聲感恩，你的關心與問候令人溫暖，這份溫馨 的情誼彌足珍貴，我格外珍惜。還要謝謝雯津，溫和有耐心地傾聽我雜亂的感 受與煩惱，給予包容和理性的意見，我誠摯祝福與支持你完成你的夢想。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謝謝父母在生活上與精神上對我的照顧，在你們 的包容與體諒下，能夠安穩的求學，我是非常幸運的孩子，謝謝你們！也謝謝 孫茂學神父的關心，希望您的身體健康，平安愉快！
摘 要
《四庫全書總目》(後文簡稱《總目》)是自《別錄》、《七略》後，存世目 錄中較能兼顧敘錄體例之目錄。《總目》提要之內容介紹了圖書之作者與內容概 要，發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能，被視為是讀書治學之門徑，顯示其 被看重之程度。《總目》經歷分纂稿的撰寫、閣書提要的修改，最後才成為定稿，
三種提要之內容並非一致，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過去對《四庫全書》提要的比 較研究，多偏重在分纂稿與《總目》提要，或是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間的 異同分析，故本研究著力於三種提要的比較分析，希望藉三種提要內容撰寫的 差異與改變，更進一步瞭解提要的內涵與撰寫方法，為日後提要撰寫提供更多 指引。
目前《四庫全書》中同時具有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目》提要之圖書有 368 種，本研究則以集部之 153 種圖書的三種提要為樣本，因集部所具之三種 提要數量為四部之冠，又所錄為文學著作，較能客觀檢視提要中內文，受學術 門派、思想的影響較少，故本研究以集部為範圍，比對三種提要之內容，檢視 其中差異。
研究將提要的內容略分為四大部分，書名、卷數及作者著作方式的記錄；作者 生平爵里與事蹟的介紹；圖書內容、流傳情形之描述與考據；圖書或詩文得失 的評價，對此進行分析比較。
本研究發現，各分纂官撰寫提要時未有一致的格式，至閣書提要才建立統 一的書名、卷數著錄標準，與《總目》提要的內容亦較為接近。除分纂稿與閣 本所據之本不同，使分纂稿與閣書提要、《總目》提要的內容差異較大或重新改 寫外，多數分纂稿撰寫時，偏重於作者生平的介紹，而忽略圖書內容的描述與 考證；或是記錄圖書所含之序跋、附錄諸文，卻未對作品優劣得失加以評議，
以分纂稿為基礎，針對其內容不足之處，增補考述與評論，提供更多的資訊，
敘述也較有條理。
《總目》提要則是針對閣書提要進行最後的修改潤飾，主要在作者生平的 介紹、參考資料著錄及文句的潤飾上。《總目》提要貫徹執行「某人有某書，已 著錄」之法，以省略重複之介紹文字。著錄參考資料時，較能清楚註記作者、
書名，便利查檢參考、引述資料之來源。而《總目》提要潤改後的文句，與閣 書提要之文意相去不遠，但文句更簡鍊，具有條理，閱讀更為通暢，因此《總 目》提要與閣書提要於文字敘述上略有差異。
透過比較分析顯示，提要撰寫經過分纂稿到閣書提要，再至《總目》提要 而成為定稿，中間經過修改、增補與潤飾，使得《總目》提要的體例更為齊備，
提供讀者更為豐富的資訊；因此以三種提要的刪改過程為鑑，對日後撰寫提要 作出建議。
關鍵字：分纂稿；閣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比較；集部提要
Abstract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庫全書總目》) has been the most well-know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8th century. It is highly valued by scholars and is considered as a research guide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study Chinese classics. Zongmu is comprised of annotations (tiyao,提要). The
completion of each annotation is basically a three-stage process. First, a scholar is assigned to write the first draft annotation (so called fenzuan gao,分纂稿) for a book.
Then, the draft is revised or re-written to become an introductory annotation (so called geshu tiyao,閣書提要). At last, all the introductory annotations are further revised or modified and put together to form the Zongmu tiyaoes. Due to the three-stage proces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annotation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lso, some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annotations. It i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to further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these three annotation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er first collects book samples whose draft annotations, introductory annotations, and Zongmu tiyaoes are simultaneously extant. This sample is consisted of 368 books. Because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focus on books belonging to the literature division, the sample is reduced to 153 books. Among the 153 books, the three annotations of each book are thoroughly and explicitly
aspects: (1) the recording format of title and volume, (2) matters related to the book’s author and its publishing condition, (3) matters about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and (4) the critique or value judgment of the book.
Keywords: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comparative study; annotations; annotated bibliography
目次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i
圖表目次...v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提要目錄的緣起與其重要性...1
第二節 提要目錄的流變...3
第三節 《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現況...7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9
第五節 名詞解釋與研究範圍... 11
第二章 文獻回顧...15
第一節 《四庫全書總目》之纂修經過...16
第二節 提要比較之研究...25
第三章 分纂稿、閣書提要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特色 ...33
第一節 分纂稿之特色 ...33
第二節 閣書提要之特色 ...40
第三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特色 ...43
第四章 三種提要內容更改之分析 ...47
第一節 書名、卷數的更動改易 ...47
第二節 作者生平、學術之介紹與評論...79
第三節 圖書版本或內容存佚之描述與考據 ...88
第四節 圖書、詩文優劣之評論 ...9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13
第一節 結論 ... 113
第二節 與前人三種提要研究之比較 ...125
第三節 建議 ...128
參考書目...133
附錄...139
圖表目次
圖 2.1 四庫全書館職位組織圖 ... 20
表 4.1 分纂稿與文淵閣本採錄不同本之情形 ... 48
表 4.2 提要所記書名卷數與文淵閣實際收錄相異之情形... 61
表 4.3 提要所記書名卷數與文淵閣本實際收錄情形不同之例... 66
表 4.4 書名中增刪修改作者姓氏或稱號之情形 ... 68
表 4.5 書名增刪集中體裁說明文字之情形 ... 71
表 4.6 提要書名中字形的差異情形 ... 74
表 4.7 提要書名中其他刪改增補之情形 ... 75
表 4.8 提要中圖書卷數計數量詞之改變情形 ... 77
表 4.9 提要中卷數分計或總計的情形 ... 78
表 4.10 翁稿原列存目者但後為《四庫全書》採錄之例... 10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提要目錄的緣起與其重要性
古代圖書在紙張發明前多以竹木簡策或帛書的形式呈現，因縑帛價格相對 較為昂貴，所以通用還是以竹木簡策為主。而受限於簡策載體笨重、書寫面積 有限，著作多以單篇方式流傳。1各篇次間無一定順序可供查檢與收藏，流傳時 篇章容易散失遺佚，也不易確認是否有殘闕。對於這樣的問題，古人便替圖書 編寫一篇序，說明該書各篇先後順序和內容，如先秦古籍《尚書》、《毛詩》、《周 易》等都有序文。
先秦時代的作品《周易‧序卦》，被認為是現存最古老的序，其內文在說明 六十四卦相次相承的理義，和西漢劉向（79-8 B.C.）寫敘錄，2「條其篇目，撮 其旨意」的體例大致相同，被認為是劉向撰寫敘錄的取法對象，也可視為目錄 學的萌芽（昌彼得，1977；昌彼得、潘美月，1986；王忠賢，1994；程千帆、
徐有富，2001；彭清深，2005）。
西漢成帝（33-7 B.C.）時，命劉向等人整理校輯宮中藏書，雖非歷史上首次 校理圖書的活動，3但因其具系統性且有紀錄可考，使其體制成為後代目錄編著 之基礎與衡量標準。劉向等人的校讎工作，大抵有如下步驟，（1）廣集一書在 內府、官府與私人收藏的各種本子，作為校讎的基礎；（2）比對刪除重複篇卷；
（3）釐定篇章；（4）校勘文字異同；（5）為無書名者或書名不妥者定名；再寫
1 印刷未發明前，古人以手寫著書，各篇卷字數無法統一，篇幅短者或合數篇為一卷流傳；篇 幅過長者則不利卷舒，也可能分成數卷流傳（余嘉錫，2001，頁 31）。
2 有關劉向生卒年，另一說為公元前 77 年至公元前 6 年。考證劉向生卒年多依《漢書‧劉向 傳》之記載「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另據《漢書》所記王莽代漢時間推算，
則劉向生卒年為公元前 79 至公元前 8 年，錢大昕、錢穆等人均持此說（熊明，2003，頁 15-16）。
3 商周時代的出土文物，甲骨刻辭上可見「冊幾」或「編幾」字樣，可證當時圖書應經過編次，
定正本，以固定各書形質（姚名達，1971；余嘉錫，1974；昌彼得，1977；昌 彼得、潘美月，1986）。為了將圖書整理的結果上呈御覽，劉向為每書撰寫敘錄，
據《漢書‧藝文志》序：「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 奏之。」從現存《晏子》等八篇敘錄中顯示，劉向上奏給皇帝的敘錄內容包含 勘校過的篇目，4還敘述了勘校過程，並對該書的作者生平、學術思想與師承淵 源作介紹，還介紹該書之大意，評論其優劣得失以供皇帝參閱。當時又將各書 的敘錄另外抄出匯集，成為《別錄》，至此目錄體制已相當完備。《別錄》可視 為後代解題目錄之祖，而劉歆編修的《七略》為第一部藏書分類目錄，是目錄 分類編目之宗（昌彼得，1977）。
劉向父子的《別錄》、《七略》所確立的目錄體制，包含篇目、小序與敘錄
（即提要，或稱解題），5分別為考一書、一家之源流、與一人一書大旨得失（劉 紀澤，1958；姚名達，1973；余嘉錫，1974；昌彼得、潘美月，1986）。篇目為 目錄中重要元素之一，對圖書內容之稽檢與考核等方面作用甚大（余嘉錫，
1974；程千帆、徐有富，2001）。小序與提要則深入揭示學術內容，如李瑞良（1993）
所言：「通過大小序從宏觀上闡明各個學術流派的源流得失，通過敘錄從微觀上 探究著作的時代背景、主要內容和學術影響（頁 101）。」而姚名達（1971）更 進一步提出提要為中國傳統目錄優於西方目錄之處（頁 427）。
張之洞（1837-1909）在《輶軒語》、《書目答問》中均提出讀書宜有門徑，知 道某書宜讀，尤其應擇善本而讀，治學方能事半功倍。好的目錄可以指引學術 門徑，協助選擇應讀之書；若能夠提示各書大旨，更能幫助選擇，目錄也更能 發揮指導讀書門徑的功能。正如東漢王充（約27-97）曾言「《六略》之錄萬三千
4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認為，錄當兼包敘目，因編校之始，本以篇目為主（頁 18）；且以著 書材料觀之，竹木簡策或帛書流傳易錯落脫損，故釐定篇目為校讎首要工作，後圖書形制日趨 固定，除書冊採印行外，編撰方式也多有成法可循，故篇卷目次較為固定，目錄便不需如劉向 作敘錄一一條舉篇目，所以後世敘錄（提要）和向、歆之敘錄意指已不全然相同了（昌彼得、
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6」唐代毋煚在《古今書錄》序中也揭示「覽錄而知 旨，觀目而悉詞7」，讀目錄之所以能知「指趣」，仰賴的正是提要，在未讀其書 前即能對一書作者生平、著書目的、內容大要等略有所悉（昌彼得、潘美月，
1986）。雖說大小序和部次類目可知學術源流，然而讀書者並非對每一部類都能 熟悉，如同研究易之人，詳於古易者不一定詳於石經，8若無提要詳述一書源委，
則無法瞭解一書旨意，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似乎也不易入手了（田鳳台，
1973）。故知藉由提要對一書作者及內容提綱挈領的評介，可使讀書和研究更為 事半功倍，張氏建議學子讀《四庫全書》提要之意義正在於此。
第二節 提要目錄的流變
一、提要目錄的發展與種類
提要目錄的體制在劉向、劉歆時確立，不過後代目錄的提要其義例完備者 甚少，據喬好勤（1982）、來新夏（2003）分析，依其取材內容和撰寫方法不同，
可分為敘錄體、傳錄體、輯錄體三種。
（一） 、敘錄體
敘錄體以劉向的敘錄為宗，架構了提要的標準，包含三項義例：9（1）、介 紹著者生平，並敘述其學術與師承淵源；（2）說明著書原委，及一書之大旨；（3）
評論圖書的優劣得失。透過這三個部分可幫助讀者認識作者及其著書的時代背 景，瞭解作者著書之目的，及一書之主旨。敘錄對圖書內容的論析，能指引讀
6 參見王充《論衡‧案書》。
7 《古今書錄》現已不存，然其序被《舊唐書》所抄錄，可參閱《舊唐書‧志第二十六‧經籍 上》或《全唐文》卷三七三。
8 古易與石經，在形式方面，其書寫方式不一樣；內容方面，古易中卦的排列順序與石經不同。
而石經目的在為經典文字正名，對於易卦的排列可能有所區別，故言詳於古易者，不一定詳於 石經。
9 此處採昌彼得、潘美月（1986）之說，而昌彼得（1977，頁 179）分述為四項義例，實則也
書治學涉徑，減少讀者盲目尋找與閱讀的勞費，在未看到原書前便能有一初步 的認識，藉由敘錄的提點能知道哪些方面在閱讀時應注意，以利進一步研究（昌 彼得，1977）。敘錄可幫助讀書之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發揮目錄的學術性價 值。後世撰寫提要皆欲師法敘錄之體，但隨時代的演變，提要內容型態也有不 同傾向，真能符合向歆義例者甚為罕見。
（二） 、傳錄體
魏晉六朝的提要目錄內容側重作者生平的介紹，王儉（452-489）《七志》為 每書作者立一傳，10記人事蹟。作用是幫助讀者對作者的仕履經歷和時代背景 有所瞭解，才不至於對其著作論述過於執泥或鄙棄，方能做正確的認識和判斷
（王欣夫，2000）。魏晉六朝重門第之風，譜牒之學為當世所重（陳方，1997；
陳玉順，2005），斯時提要內容偏重作者生平之論述，或有其時代背景。
清代章學誠（1738-1801）《校讎通義》認為提要對人的學術淵源之敘論，可 溯自《史記》列傳，將敘錄的體制視同為列傳，這似乎也是王儉的觀點，然而 這卻使提要變得狹隘了（昌彼得、潘美月，1986，頁 44-45）。所以《隋書‧經 籍志》批評《七志》這類目錄無法直接揭示一書之要旨與內容得失，價值遠不 及《別錄》與《七略》。
余嘉錫（1974）認為「做敘之法略如列傳」（頁 39），但要注意的是，不同 於史傳的著眼點，提要的作者介紹應著重在其學術思想和治學淵源，以瞭解著 書旨意和此書的學術流派、治學方法和作者的學術思想演變等，展現提要之學 術特質，所以提要中的作者生平不等同於傳記。
雖傳錄體價值不如敘錄體完備，作者傳記中的個人事蹟、學術流派和思 想、時代背景等線索，對欲瞭解圖書內容者仍有助益。陳玉順（2005）就認為 傳錄體透過知其人來遙想其學術，具參考價值，後世撰寫提要時實際也應用了 傳錄體的部分方法與精神。
（三） 、輯錄體
早在南朝編制佛經目錄時，即有人將原本作為參考用的原書序跋匯集起來 直接附於目錄中，成為新的提要型態，現存以梁僧祐（445-518）編撰的《出三 藏記集》為最早。將原經的序和譯經者所作之介紹抄錄附於目錄中，可幫助讀 者初步瞭解經書的內容和由來，為輯錄體的先驅（程千帆，2001，頁 30）。
之後元代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經籍考》便採用佛經目錄的方法，
他蒐羅了宋代晁公武（約 1105-1180）《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約 1183-1262）《直 齋書錄解題》、官修的《崇文總目》等書目，還有各家筆記、文集中的序跋，以 時代順序編排。所引文字既可比對歷史先後之評議，亦可為學者參考用。但是 其提要內容中並未提出自己的創見，僅是將偶有之發現以按語附於後，為數不 多，未能彰顯提要更積極的學術價值（姚名達，1971；昌彼得、潘美月，1986；
余慶蓉、王晉卿，1998）。但直接抄錄相關的序跋材料作為提要，這樣的方法對 提要撰寫者較為便利，故後世也有許多目錄仿《文獻通考‧經籍考》之制，輯 錄原書序跋和各家考訂文字來豐富提要內容，如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
謝啟昆（1737-1802）《小學考》、姚振宗（1842-1906）《漢書藝文志條理》與《隋 書經籍志考證》、孫詒讓（1848-1908）《溫州經籍志》等。
輯錄體網羅保存了豐富的資料和珍貴的史料，姚名達（1971）便認為這些 資料有利於學者考證，對古籍之研究的貢獻極高。所以雖與傳錄體一樣無法直 接揭示書之內容得失，但在提供大量素材的層面上，對後人研究是有幫助的。
綜而言之，從提要的發展來看，傳錄體可以視為是敘錄體中有關作者論述 的更深入發展；而輯錄體是在揭示圖書內容與評論上不同表現形式，也正因撰 寫時側重面與資料來源多寡因素影響，造成最後提要呈現出來的型態有所不同
（彭清深，2005）。三者間無絕對的優劣，但從讀書治學的角度，敘錄體更被看 重。
二、繼承敘錄體的《四庫全書總目》
從文獻所載和傳世目錄來看，唐代以前具提要的目錄今多不傳，其後有紀 錄者如唐元行沖（652-729）等所修的《群書四部錄》、毋煚《古今書錄》皆已失 傳，亦不詳是否合乎劉向的義例（昌彼得、潘美月，1986）。其後宋代《崇文總 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代高儒《百川書志》
等目錄或具有敘錄體提要之義例，但昌彼得、潘美月（1986）認為這些提要內 容大多僅撮述各書的大旨，對於作者的生平、一書之得失，偶而述及，未能詳 明，義例不純（頁 46）。直至清代乾隆年間修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後文簡稱
《總目》），11其提要方能承續敘錄體之義例，展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
《總目》四部之首各有總序，各類之首亦有小序，還有案語補充通變之由，
其提要「每書先列作者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得失，權眾說異同，以及 文字增刪，篇幅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 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12」雖實際觀之，其對作者立身行己 未能詳述，生平爵里也未能旁搜博採，但《總目》仍被認為是一部詳贍、具有 價值的提要目錄（昌彼得，1977；昌彼得、潘美月，1986；田鳳台，1990；程 千帆、徐有富，2001）。
近代學者對《總目》的學術價值多予肯定，認為《總目》提要可算是自向、
歆之後最突出者，繆荃孫（1844-1919）《善本書室藏書志》序：
至於考證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宗旨，顯徵正史，遍采稗官，揚其所長，糾其不逮，
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
雖然《總目》提要中仍有許多闕誤，但余嘉錫仍給予正面的評價，在《四庫提 要辨證》序中說道：
今四庫提要述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
11 若以《四庫提要》稱之易生混淆，因《四庫全書》各書前有提要，《四庫提要》所指涉的是 各書前之提要抑或是《總目》之提要，既不明確，也不夠嚴謹（崔富章，2002，頁 1-5），故在
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 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 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 弘矣。
張之洞《輶軒語．語學》所言「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與余嘉錫認為「提 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捨此，莫由問津。13」都表示了《總 目》提要可為讀書之門徑，深入研究提要內容可辯證學術，增進對圖書內容與 價值的認識。
第三節 《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現況
乾隆 37 年（1772）校輯《永樂大典》，又開四庫館編纂《四庫全書》，並將 著錄的各書提要合編成《總目》。乾隆 47 年（1782）首次刊版，其後又經過多 次查檢與修訂，直至乾隆 60 年（1795）方告竣刊刻（黃愛平，1989，頁 323-326）。
《總目》內容著錄之繁富前所未見，其價值是被肯定的。
《總目》提要被認為承繼了敘錄體義例，發揮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 功能。其提要的撰寫是有階段過程的，大抵先由纂修官撰擬分纂稿，經過總纂 官潤飾改定，成為附在原書之前的閣書提要；而彙整閣書提要加以審定編排，
最後便成為《總目》提要。由此可知《總目》提要是經過三階段成形的，分纂 稿、閣書提要及《總目》提要間有連續的關係。研究其內容各階段的變化情形 與被訂補刪改的原因，當有助瞭解提要義例如何具體成形，以及如何介紹、評 論作者和圖書要旨與價值。換言之，瞭解提要撰寫、修改的程序與要求，可為 日後撰寫提要之指引方針，幫助撰寫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提要，發揮目錄 之最大效能，便利讀者選書閱讀。
過去因為《總目‧凡例》所言「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一般 都以為《總目》提要內文應和閣書提要相同，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學者辨證、
補正或訂誤《總目》的研究過程中，發現《總目》提要和收錄在原書前的閣書
提要存有差異，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陳垣在 1920 年查勘文津閣《四庫全書》
時，最先進行初步的分析，證實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間確實存在差異（張 傳峰，2000，頁 19）。黃愛平（1989）、羅琳（1990）、張傳峰（2000）、陳曉華
（2005）、熊偉華與張其凡（2006）等人也進行過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間的 比較研究。整體來說，研究結果認為閣書提要在文字、義例、內容等方面相對 不夠成熟，《總目》則義例整齊，在彰顯學術門徑，於考辨、評論上有更多補充，
思想與價值觀更為統一。
除了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的比較研究外，另一部分的研究則探討第一 階段的分纂稿提要與《總目》提要在文字、內容上的差異。季秋華（1999）、蘇 虹（2005）、陳曉華（2005）、樂怡（2006）等人的研究比較了分纂稿與《總目》
提要，反映出兩者在文字內容、提要義例、學術觀點等方面的差異。分纂稿保 留了各纂修官對圖書的意見和學術思想，或是對於圖書的考證成果，若善加利 用，亦能補《總目》提要之不足。
另外，各閣書提要間也互有差異，黃愛平（1989）、黃煜（2006）等人進行 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的比較研究中，曾就《四庫全書》七閣中僅存的文淵、
文津、文溯三閣閣本的閣書提要做過部分比較，14結果也顯示各閣本間因提要 撰寫、修改時間不一，《總目》纂修過程中亦不時檢查改訂，最後定稿或替換不 及，造成各閣本的提要有程度不等的差異。
這些比較研究都指出提要經過改動，藉由各階段題要內容的比較，不僅呈 現《總目》成書過程的情形，提要改動過程中反映的思想傾向也是值得探究的 問題。《總目》題要雖被視為定本，但學者指出《總目》提要的改動或偶有偏頗 缺失之處，藉由閣書提要可校正《總目》提要部分的訛誤（黃煜，2006），亦能 幫助讀者正確地應用提要作為讀書指引的工具（熊偉華、張其凡，2006）。
過往比較研究的結果正可反映出《總目》編纂的過程，說明提要內容如何
從個別分纂稿不斷刪潤，最後成為義例更為完備、一致的《總目》提要。透過 比較與分析三種提要間的修改潤飾現象，或能呈現出當時是如何撰寫一篇符合 義例又能發揮指引迷津功能的提要，另外也能讓後人更為瞭解提要的內涵與撰 寫方法。
因此，欲探討提要的撰寫過程，不能忽視分纂稿到閣書提要、閣書提要到
《總目》提要的增刪修改的過程。三種提要依序形成，應同時對三種提要進行 分析比較，方能對提要的撰寫過程，以及其中的思想傾向與義例轉變有更為正 確的理解。然而，過去的研究關注在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的比較，或是重 在分纂稿與《總目》提要的比較，缺乏針對三種提要進行較全面且完整的比較 研究，而這正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總目》是《七略》之後最具代表性的解題目錄，其提要如何撰寫與修改，
是值得研究、探討的。唯有透過系統性檢視、比較研究由分纂稿、閣書提要到
《總目》提要這三個階段的提要內容，方能得到完整的答案。欲瞭解各纂修官 的學術觀點，15和研究當代的文化與價值導向，也宜整體性地探討三種提要撰 修過程。
隨著《總目》、現存閣本《四庫全書》的印行，以及纂修官分纂稿集子的出 現，可從中發現三個階段的提要彼此間存有程度不等的差異。由於資料取得較 往日便利，故有若干提要比較研究產生。但多數的研究是以兩階段的提要為對 象，即分纂稿與《總目》提要、或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分別分析探討其 中差異與原因。雖偶有兼論三種提要之比較研究，多僅以範圍較小的部類，如 經部春秋類，或特定書籍的提要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未能針對三種提要進行
15 郭伯恭（1972）與昌彼得（1982）的研究認為閣書提要經過總纂官的潤飾整理，難以從中窺 見各纂修官之意見；張傳峰（2000）則認為閣書提要基礎為分纂稿，即便被總纂官潤飾過，或
較為全面整體的比較研究。換言之，過往研究仍以上述兩大範疇為基礎進行探 討。
相對於過往的研究，本研究欲同時探討提要三個階段的演變與異同，做整 體性的比較。不過由於纂修官所撰寫的分纂稿多已遺佚不傳，存世的分纂稿數 量有限，欲進行三階段提要的比較，只能已可獲得的分纂稿為基礎，無法進行 全面的比較。而各閣本的閣書提要有程度不等的差異，《總目》也有殿本、浙本、
粵本的差異存在，16本研究選擇文淵閣本閣書提要與殿本《總目》為比較對象。
由於時間與人力等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只就《四庫全書》集部中一書之三種提 要同時存在者為對象，分析比較每書之三種提要的增刪改動情形。
大抵而言，核對可見的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目》提要，篩選出一書同 時具有三種提要者，據此進行三階段提要的比較研究，系統性地檢視提要的形 成過程，以及其中的變動與影響因素，以對《總目》提要的撰寫發展進行更深 入的探討，供日後提要撰寫工作的參考。
歸納來說，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1、檢視集部三種提要撰寫時，各階段參考資料之來源及其使用狀況；
2、探討集部圖書之分纂稿成為閣書提要，再定稿為《總目》提要，造成其 內文差異的原因，分析其中的影響因素；
3、由集部三種提要的刪改結果，討論提要改動之優劣。
透過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加深對提要撰寫的認識，有助實際撰寫工作的進行，更 能發揮提要目錄學術指引的功能。
16 粵本被認為是源於浙本（司馬朝軍，2004），故亦可謂《總目》有殿本與浙本兩大系統。昌 彼得（1991）認為殿本與浙本之提要在文字上有所出入，殿本詞藻較為典雅，浙本大抵上依據
第五節 名詞解釋與研究範圍
一、名詞解釋
（一） 、分纂稿
乾隆 38（1773）年設立四庫館，專職編纂《四庫全書》，館內的分纂官如 姚鼐、翁方綱、邵晉涵等人，針對蒐集而來的圖書進行篩選、校訂，並為各書 撰寫提要，作為圖書著錄或存目的參考。分纂官所撰寫之提要即稱之為分纂稿。
（二） 、閣書提要
分纂官所撰寫之分纂稿需經過總纂官等上層主管檢閱審核，分纂稿經過增 刪潤飾後，謄寫於《四庫全書》各書之前，稱為閣書提要。惟有《四庫全書》
著錄之圖書具有閣書提要，《四庫全書》前後抄錄七套存於七閣，故有七種閣書 提要。本研究所比較分析者，為文淵閣本中的閣書提要。
（三） 、《總目》提要
匯集於《總目》中之各書提要，稱為《總目》提要。《總目》中包含著錄與 存目之圖書提要，故《總目》中列於存目之書，僅具《總目》提要，並無對應 之閣書提要。《總目》匯集各篇閣書提要，依部類與作者登第時代排序，也對閣 書提要內容再次審核，略作增補刪改，故《總目》提要應被視為是提要的定稿，
部分《總目》提要也因此與閣書提要略有出入。
二、研究範圍
（一） 、研究素材與取樣
本研究所分析的主要對象為分纂稿、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而受限於 分纂稿存世無多，所以只能就同時存有分纂稿、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之集
部圖書的三階段提要進行比較，無法對所有提要進行比較。
在研究素材上，各纂修官撰寫的分纂稿，過去沒有系統化的記錄保存，存 世數量有限。現存的分纂稿原本也是分散流傳，後經當代學者彙整編輯，頗便 研究者檢索與閱讀，對提要研究甚有幫助。本研究以吳格整理的《翁方綱纂四 庫提要稿》和吳格、樂怡標校的《四庫提要分纂稿》為分纂稿之資料來源。17閣 書提要則採原藏內廷，保存較完善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總目》提要的 部分，崔富章（2006）認為浙本《總目》是根據文瀾閣本刊刻，早於武英殿本
《總目》；而昌彼得（1991）、司馬朝軍（2004）等學者的研究多認為殿本相對 於浙本更為成熟完備，為提要的最後定稿，則以殿本《總目》為取材對象，比 較三種提要的改動情形會更為完整。文淵閣《四庫全書》除紙本印行外，另經 數位化，利於查檢使用，其中也收錄武英殿本《總目》之內容；然光學文字辨 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技術仍有辨識率的限制，故以臺灣商務印書 館 1983 年所出版的《四庫全書》、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電子版文 字互為參核，降低文字上的訛誤。
對三種提要的取樣，是欲輯出同時具有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目》提要 的圖書，經過比對分析《四庫提要分纂稿》、文淵閣本的閣書提要和殿本《總目》
後，計有 368 種書具備三個階段的提要，其中經部 62 種，史部 90 種，子部 63 種，集部 153 種。過去有較多的研究探討經部圖書的提要內容，如司馬朝軍
（2004）比對過文淵、文溯閣本提要和殿本《總目》提要在經部的異同；黃煜
（2006）的研究則是比較文淵、文溯兩閣之閣書提要在經部春秋類的差異。
經部、子部之圖書為作者學術思想的立論之作，學術門派的發展與競爭關 係影響提要撰寫者對圖書或作者的評論，對學派或學說認識不足則難以理解提 要內容，欲全然客觀地檢視三種提要，亦有困難。相較之下，集部所錄為文學
17 張昇（2006）亦編成《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其中對於翁方綱的提要稿收錄自《復初齋文 集》中的提要稿，為《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所無者，可互為補充。張氏彙編各提要稿，呈現 提要稿原貌，未另行標注，然存世的翁方綱提要稿為其手稿，字跡或有辨識不易之處，故仍以
作品，三種提要內容中涉及學術思想的評議不如經部、子部多，提要之體例亦 頗為完整，且具三種提要之集部圖書為四部之冠，可為本研究提供豐富的素材，
故本研究先以集部之 153 種圖書的三種提要進行比較分析。
（二） 、研究限制
古人行文未有統一的標點符號，其中也偶有魯魚亥豕的情形，而後人整理 標校文句，亦不免因人而異。即便盡力蒐羅相關資料佐證，或仍有不察標注訛 誤以致文句解讀失當之處，罅漏訛謬容或不免。
此外，研究中所徵引文獻以可取得之中文文獻為主，因語言與地域之限制 未能擴及日韓語文之文獻，如筧文生、野村鮎子（2000，2006）以日文撰寫之
《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二書，未列入本研 究之參考文獻中。台灣地區的期刊文獻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全國博 碩士論文資訊網等資料庫系統所收錄者為主，圖書與會議論文集則以台灣大學 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館藏為主。大陸地區之期刊、學位論文等文獻，係透過台 灣大學圖書館所訂購之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取得，以資料庫中所收錄者，且可 取用者為主。大陸地區出版之圖書或會議論文集，則以台灣大學圖書館、國家 圖書館有館藏或書店有進口者為主。若文獻無法由網路免費取得，或在台灣地 區無法取得之資料，如陳垣等人所撰寫之「景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
刊登於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三卷第三期，18然台灣地區圖書館難以取得，即 使與本研究有關，亦只能從缺，留得後日俟機增補。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四庫全書》集結保存了清高宗以前中國古代重要典籍，也透過《總目》
提要提供讀書指引，對於學術與文化具有極大的影響。《四庫全書》成書後，陸 續有清代學者討論與評述，但散見於各筆記、文集或藏書志中。民國後對於《四 庫全書》的研究更為興盛，昌彼得（1982）、劉兆祐（1983）分別提出過「四庫 學」一詞以稱呼與《四庫全書》有關的研究工作。劉兆祐（1983）、楊晉龍（1994）、 周積明（2000）、陳仕華（2004）、王世偉（2006）、汪受寬和劉鳳強（2006）、
陳東輝（2006）、陳曉華（2006）等人都曾對四庫學的發展進行討論。周積明（2000）
認為四庫學研究類型可區分為文獻、史學和文化三部分，文獻方面在於對內容、
版本的勘誤、補正，以及工具書的編纂；史學則重在研究《四庫全書》與其衍 生作品如《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的編纂背景、過 程和相關人物；文化研究則探討《四庫全書》、《總目》等作品的文化觀念、價 值取向。
對於《總目》的研究也涵蓋了文獻、史學和文化的部分，有針對《總目》
提要進行補正、辨證，或探討提要的義例和分類；也有對《總目》纂修的過程 與活動作歷史考察；文化方面則探討其中學術思想或其歷史價值等問題。陳曉 華（2003、2006）認為《總目》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厚，進一步希望建立「四庫 總目學」（或稱「總目學」）的專門概念與架構，提供文獻學、學術史領域更多 豐富的內容。
陳仕華（2004）也認為研究《四庫全書》提要之義例，可以幫助形成「提 要學」（頁 308），尤其《總目》在編纂過程中，陸續有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 目》提要形成，對於提要研究提供豐富的材料，藉由《總目》提要撰寫過程中 的轉變，來探討提要的本質與形成，更能為「提要學」發展建立基礎。
提要之撰寫，屬「四庫學」之範疇，是文獻學史的一部份，也可進一步視為是
「總目學」與「提要學」的一部份。
本研究旨在分析比較三階段提要之改寫歷程，但《總目》提要是伴隨著《總 目》編纂而成，故應先對《總目》的纂修過程有所認識，以便瞭解影響提要差 異之因素。接著，對過去提要比較研究進行討論，俾瞭解前人研究之成果，以 為本研究之基石，並進一步研究其中未竟之部分。
第一節 《四庫全書總目》之纂修經過
一、編書的背景因素
《總目》可視為《四庫全書》的縮影（田鳳台，1990，頁 162），《總目》
成書是從《四庫全書》而來，兩者關係密切，19瞭解《四庫全書》編纂過程有 助於理解《總目》的編纂。對於《四庫全書》纂修的研究，郭伯恭（1972）、黃 愛平（1989）和吳哲夫（1990）等人都有專書研究，20司馬朝軍（2004，2005）
的研究更著重在《總目》纂修過程的探討，也試圖從多面向論析《總目》的優 缺得失。
歷代王朝都有規模或大或小的聚書編書活動，如漢成帝時劉向父子整理秘 府藏書，三國魏文帝（220-226）敕編《皇覽》，唐高祖（618-626）時歐陽詢等奉 詔編《藝文類聚》，宋仁宗（1022-1063）時編纂《崇文總目》，明成祖（1403-1424）
時有《永樂大典》，而至清代《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康熙、雍正兩朝都有大規 模的編纂書籍活動，編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書，
為統治者帶來「稽古右文」的聲譽，也希望透過圖書的編纂鞏固統治地位（王
19 參見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96-297，乾隆 39 年 7 月 25 日之諭旨。針對
《四庫全書》篇幅浩瀚，提要亦達上萬種，不易翻閱，故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藉以「由 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得全書」，顯示三者相輔相成的關係。又如《總目‧凡例》所言：「所列 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篇，合之則為總目。」顯示《總目》提要為《四庫全書》提
伯祥，1925；吳哲夫，1989；黃愛平，1989；楊晉龍，1994）。
另一方面，歷代古籍流傳常因戰火而失傳，21明末時曹學佺（1574-1647）最 早提出「儒藏說」（黃愛平，1989），他主張效法釋、道兩家匯刻經典成藏經之 法，藉以保存經典古籍。乾隆初年，周永年（1730-1791）也提倡「儒藏說」，希 望透過聚書、編製目錄來建立儒藏，當時學者有不少人因支持而投入鈔書刻書 的活動，叢書的刊刻也成為一時之風氣（黃愛平，1989；吳哲夫，1990）。此外，
清代學術上一反明代空談心性的學風，轉向講求證據與聲音文字訓詁的治學方 法，考據之學興盛，加上乾隆時期政治日益穩定，民生經濟富足等條件（王伯 祥，1925；黃愛平，1989，頁 1-8），對於《四庫全書》與《總目》的編纂都提 供了有力的支援。
二、由校輯《永樂大典》至大規模訪書
乾隆 37 年（1772）初下詔搜訪圖書，該年底安徽學政朱筠（1729-1781）上 奏建議搜錄書籍的四大原則，22其中之一是建議校輯《永樂大典》不經見的古 籍。經乾隆交由軍機大臣討論，有鑑於《永樂大典》中有不少「流傳已少不恒 經見之書」，有校輯之必要，建議將其檢勘出來並開列清單，查無傳本者可擇善 抄寫，輯成全書。乾隆允議後，開設四庫館校輯《永樂大典》，同時匯集天下圖 書。
乾隆 38 年（1773）3 月下詔訪書，擴大訪書範圍，只要書籍有可採之處即 加以蒐集，甚至點名訪求，當代藏書最富之家便被列為大力搜訪之對象。在乾 隆詔諭嚴厲督促下，至乾隆 39 年（1774）8 月時，四庫館的圖書，包含重本，
已不下萬餘種。23其中來源有兩個系統：一為從《永樂大典》輯出之書、內府
21 隋代牛弘提出圖書五厄，明代胡應麟也提出十厄，總體來看，其中多為兵燹之禍。
22 四項建議為：（1）舊本抄本，尤當急搜；（2）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3）著錄、
校讎當並重；（4）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45-247）。
所藏的前朝流傳舊書或清代歷朝皇帝飭令纂修之書籍；二是進呈書籍，包含了 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和通行本，其中版本或有異同優劣。
此一階段對各省進呈之書的處理辦法，認為詳細分類後並簡要著錄卷數、
作者即可，24尚未有編纂《總目》的意圖。
三、編纂《總目》的確立
在乾隆 37 年（1772）開始徵訪圖書時，曾諭令「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 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25」但各省 採進清單仍是相當簡陋的，許多僅列書名與作者而已。其作用大抵是為了儘快 檢核與鑑別各地所呈之書，作為提供調閱的書單（黃愛平，1989，頁 311-314）。
初期並未欲效仿劉向目錄的方法，但在校輯《永樂大典》的過程中，對於完整 性目錄的需求就顯現出來了。
乾隆對《永樂大典》輯佚的成果有所期待與督促，38 年（1773）時便已為 成書命名為「四庫全書」，然而欲編纂處理的書籍浩瀚，其中又有優劣之別，必 須進行篩選。利用提要解釋說明圖書去取之緣由為便利之法，為達成此目的，
則提要內容必須相當完整。遵循敘錄體之義例較能發揮此作用，可供皇帝裁定，
編纂應輯之書（黃愛平，1989），因此影響了《四庫全書》和《總目》提要義例 完備性的需求。此外，在歷史的角度上，《四庫全書》可算當時空前的叢書鉅作，
編纂《四庫全書》無形中也被賦予學術、文化上的責任（黃愛平，1989），有義 務對古往今來的學術發展源流作總結、批判，繼承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責任，故《總目》的編纂可說是勢在必行。
朱筠在乾隆 37 年（1772）底曾建議，應仿《七略》或準四部之法，「每一 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此時才真正發揮影響力。乾隆詔令「將《永樂 大典》分晰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
錄」外，應篩選出「足資啟牖後學，廣義多聞」之書，「掇取著書大指敘列目錄」， 進呈給皇帝定奪哪些應刊刻流傳。26因此，辦理編纂工作的館臣酌議自《永樂 大典》輯出之各書「均倣劉向、曾鞏等目錄序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 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此外或有向係通行，
並非應訪遺書，而從前未歸插架者，亦應查明開單，另為編錄27」，正式確立每 書前有提要的制度，也影響《總目》提要的義例。
四、四庫館
執行校輯、編纂與提要撰寫工作由四庫館負責。
四庫館於乾隆 38（1773）年 2 月設立，內部分工可區分成三大事務：纂修、
繕書和監造（黃愛平，1989）。吳哲夫（1990）從乾隆 47 年（1782）「辦理四庫 全書在事諸臣職名」列表中，將館中職位組織整理出來如圖 2.1。總裁總攬一切 事物，有副總裁襄助，其下設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詳檢確核各書，撮舉大 綱，編纂總目；總閱官，總理審閱各書之事；總校官，總理校訂之事；武英殿 與翰林院提調官負責提取兩處書籍事宜；另有督催官掌管督責繕寫校勘事宜；
各處的收掌官則負責該處的書籍收發出入；監造官職司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 整理書籍之事宜（黃愛平，1989，頁 101-102）。
總纂官紀昀（1724-1805）、陸錫熊（1734-1792）等人下有總目協勘官負責協 助編定總目，實際纂修各書事宜則由纂修官負責，當代著名學者如姚鼐
（1732-1815）、翁方綱（1733-1818）、余集（1739-1823）、邵晉涵（1743-1796）、戴震
（1724-1777）等人多因其專才而被徵召入館（吳哲夫，1990，頁 73-76）。他們 各有所長，對於撰寫各書提要有很大的貢獻，為《總目》提要奠定基礎（田鳳 台，1973）。
圖 2.1 四庫全書館職位組織圖 （資料來源：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吳哲夫，1990，
68-69。）
五、提要的撰寫
黃愛平（1989）歸納纂修官的工作有三個部分，首先為「甄別」，因各省 進呈之書，雖在搜書過程中，各省專辦人員已經先行篩選，但仍可能有遺漏疏 忽，所以纂修官要先清查這些圖書是否有違礙者，校閱考核，斟酌去取，若有
「顛倒是非」或「違礙悖逆」的書籍，則開單請示總裁以處理。接著進行「校
足本為選擇的最先考量。此外，還進行辨僞的工作，有些古籍被依託為前朝先 賢所著，後人未詳查而以訛傳訛，造成學術混淆，四庫館徵召了許多學有專精 的學者，有些是以考據聞名，故對於一些僞託之作，如《子夏易傳》的內容與 流傳情形，與前朝目錄《永樂大典》等互相核對，以明真實。更多的工作是對 圖書作考證，校訂異文和誤字，或參校其他不同版本或從《永樂大典》考訂，
以復書籍原貌。
第三部分是「撰寫提要」，纂修官或會將圖書的序跋、前人目錄中的解題 抄錄下來，作為提要撰寫之參考資料（田鳳台，1973；余嘉錫，2004；司馬朝 軍，2005），再針對各書撰寫提要，這些提要稿（或稱為「分纂稿」、「纂前提要」） 是閣書提要的基礎。28各書提要的義例大抵依《總目‧凡例》所規範，序列作 者爵里，記版本源流，撮舉要旨；並據乾隆所訂之標準提出應刊、應鈔、應存 或毋庸存目之建議，29並說明理由，以供篩選《四庫全書》之收藏與符合刊印 條件之圖書（司馬朝軍，2005，頁 723）。各書提要初稿完成後，送交給總纂官 審閱，逐篇審閱後提出修改意見，或發回由纂修官遵改，或總纂官直接刪改且 另外謄錄（樂怡，2006），成為定稿，是為《四庫全書》各書之提要，或稱為「閣 書提要」、「閣本提要」、「書前提要」。
而每位纂修官所撰寫之閣書提要完成後，即使經過總纂官初步修訂，其內 容仍可能「繁簡不一，條理紛繁」，需要有人總覽斟酌，所以在總目協勘官的協 助下，總纂官對入選的提要進行內容、文字上的考證、修改與潤飾，再按一定 義例分類編排（黃愛平，1989），成為《總目》提要。一般而言，總纂官對於纂 修官所送來的提要意見多予以尊重，但實際裁量上，總纂官權力高於纂修官，
28 現今留存可查的有翁方綱、邵晉涵、姚鼐等人的提要稿，有些收錄在他們個人文集中而流傳 下來，其中部分翁氏提要稿抄錄了圖書篇目、序跋及部分內容，或摹寫藏書家印章字迹；有的 僅略記數語，或言該書抄錄時注意事項，或說明其書不應校閱的理由，未正式撰寫。相比下，
其提要稿更直接反映了當時他們校書、撰寫提要的實際情形，對後人研究提要撰寫情況有很大 的助益。
29 大體來說，應刊為「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應鈔為「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 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依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55，乾隆 38 年 2
例如翁方綱所撰《轉注古音略》提要中建議「似不應存目，以貽誤學者」，但被 總纂官所推翻，認為其「引證頗博，亦有足供考證者30」，故最後列為著錄。亦 有原被纂修官認為應存目或應抄存的書籍，因為禁燬而無法被收錄，尤其是一 些宋代以後的圖書（黃愛平，1989）。整體觀之，以纂修官所寫之提要為基礎，
總纂官或增刪，或分合，對各篇提要文字加以潤飾，在通盤的考量下使提要更 加完備。
纂修官各有所長，在分配任務時，會依其專才為優先考量，俾發揮他們的 特長，如邵晉涵專於史學，《永樂大典》中正史各書多由他負責校輯；戴震長於 經學、天算，故一些經部、算學書籍便由他校訂纂辦（黃愛平，1989；樂怡，
2006）。但是因為《永樂大典》本身的編排體例，所以校輯工作是以韻為序發下，
各省進呈的書也依校閱單分派，所以纂修官實際經手編纂的圖書內容是繁雜 的，其部類各異，他們所撰寫的提要就可能橫跨經史子集四部，故可以確定「戴 震主經部」，或某類提要皆為某人所撰寫之說是不合事實的（黃愛平，1989；司 馬朝軍，2005）。
紀昀過去被認為是《總目》提要的靈魂人物（郭伯恭，1972，頁 213-214；
田鳳台，1990），有學者主張《總目》反映出紀昀個人的學術思想（周積明，1997）； 但司馬朝軍（2005）認為另一總纂官陸錫熊也有參與提要的增刪修改，31且總 裁官要管理一切事物，像是于敏中（1714-1779）也曾透過書信與總纂官們討論 纂修事宜，故他們對《總目》的編纂也具有影響力（頁 101-111）。加上提要的 撰寫仍無法脫離當代學術潮流，更無法違背皇帝的觀點，所以某個層面上纂修 官和總纂官或多或少都受到束縛，「代工」撰寫提要，呈現出接近皇帝觀點的意 見（楊晉龍，1994，頁 370-372）。
30 參見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2006），頁 71；與《總目》卷四二，《轉注古音略》
提要。
31 還有另一位總纂官為陸士毅，司馬朝軍（2005）因未有新材料可佐證陸氏對《總目》的影響，
六、《總目》的定稿
在纂修《四庫全書》初期，乾隆便已指示「恭繕《四庫全書》陳設本，一 樣四分32」，第一份《四庫全書》繕寫完成於乾隆 46 年（1781）（黃愛平，1989；
陳垣編，1993，頁 547），33放置於內廷四閣之一的文淵閣，34第二、三、四份
《四庫全書》基本上也是照文淵閣《四庫全書》樣式謄寫，陸續在乾隆 47-49 年（1782-1784）繕寫完畢。四庫著錄之書均撰有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 之則共為總目35」。《總目》提要其實是隨《四庫全書》完竣後方能匯集成書。《總 目》在乾隆 46 年（1781）2 月繕竣，但其後仍有更動。最先是在體制編排上的 更動，四庫館臣或許有意迎合，將清代各朝皇帝御制詩文集置於集部卷首外，
還輯錄乾隆「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放置於《總目》卷首，又在 四部中另置類目，特別專錄清帝所「欽定」、「御制」、「御批」等著述，但這樣 的措施並未得到乾隆的認同，諭令撤銷，使《總目》必須重新編排。最後採取
《隋書‧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之例，將各代帝王之著作，冠於各代之首（黃 愛平，1989，頁 322-324），至乾隆 47 年（1782）才修訂完畢。但一些被選入
《四庫全書》內容的書籍，有些或因續有增補，或當時正在纂修之中，因對未 纂成之書，無法撰寫其提要，故《總目》遲遲未能真正定稿。
另一影響《總目》告竣的因素，是查繳、銷毀工作。各省搜訪圖書時已經 過檢查，到纂修官的手上時也進行「甄別」工作，對於不利於統治者的文字記 載，視為「違礙」或「悖逆」，予以禁燬。乾隆 39 年（1774）更公開下達禁書 諭令，36對圖書的檢查工作加強執行。乾隆 51 年（1786）有館臣上奏謂明代李
32 依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93），頁 261，為乾隆 38 年 3 月 11 日之奏折。
33 對於第一部《四庫全書》成書時間，有一說在乾隆 47 年正月，如王伯祥、陳垣、任松如等 人均持此說（轉引自黃愛平，1989，頁 151），但據乾隆 58 年 8 月 25 日陳逵的奏折所述，第一 份《四庫全書》於乾隆 46 年 12 月 6 日告竣，47 年移入文淵閣。
34 內廷四閣因兵燹之禍，現今流傳下者只得文淵、文津與文溯三閣本，其中文淵閣本現藏於台 灣故宮博物院。
清《諸史同異錄》書中有「悖妄之處」，之後乾隆檢查閣本《四庫全書》，也認 為《諸史同異錄》書中有「妄誕不經」之處，便下令將《四庫全書》中李清的 著作全數撤出禁燬，37連同其《總目》提要文字也要一併查刪（黃愛平，1989，
頁 325；吳哲夫，1990，頁 167-168）。於是《四庫全書》必須進行複校工作，
尤其是部分明代中葉後的書籍，受到程度不一的撤刪，圖書或提要提到禁燬部 分的內容文字則被挖改，以滅其痕跡（楊晉龍，1994；張傳峰，2000），連帶《總 目》也處在不斷刪改的狀態，無法付梓。一直到乾隆 57 年（1792），北四閣《四 庫全書》在二次複校完成後，對《總目》再次複勘，確認涉及禁燬書籍和作者 的文字已被完全刪除，並對其分類、編次與內容作最後的審定，於乾隆 60 年
（1795）終於校勘完竣，12 月出版武英殿本《總目》（昌彼得，1991）。
七、《總目》提要的缺漏
將《總目‧凡例》所規範的著錄原則，與被禁燬刪改的書籍一同檢視，可 發現「消滅民族思想、維護清朝政權的正統地位是《四庫全書》與《總目》著 錄的政治前提，宣傳封建思想、維護儒家倫理道德是著錄的根本標準。」（李瑞 良，1993，頁 241），所以《總目》收錄的圖書是經過篩選的，「離經叛道，顛 倒是非」違反傳統儒家道統者，「懷詐挾私、熒惑視聽」批評統治者之言論，都 是忌諱的，所以《四庫全書》及《總目》的編纂是隱含著政治性（王伯祥，1925；
郭伯恭，1972；田鳳台，1973；楊晉龍，1994；黃愛平，1989；吳哲夫，1990；
司馬朝軍，2004、2005）。在提要中的評價態度，雖編纂者各有專精，總纂官亦 為當代著名學者，仍可能對某些學科不夠精通瞭解，或囿於學術上的門戶之見 與統治者的觀念，未必能夠持平（姚名達，1973；李瑞良，1993；周彥文，2005）。
另外，《總目》和《四庫全書》一樣，編纂工作雖然有朝廷全力支援，但乾 隆急於看到成果，參與編纂工作的人員都受到督責，在短時間內要處理、校輯
燬、撤改圖書研究可參閱黃愛平（1989），第三章（頁 40-100）與第七章（頁 193-225）；吳哲
浩瀚的圖書，受到時間壓迫，又或輕忽疏怠，不免有著錄不全、分類不當、考 證失實的狀況，造成其中錯誤疏漏，備受批評。尤其是對禁燬書籍的抽刪、挖 改文字，更是破壞了圖書原來的樣貌；而以謄錄方式抄寫圖書，但求整齊劃一、
盡速完工，也產生抄錯或任意刪節的情況（吳哲夫，1990，頁 85-92）。故四庫 學研究初期多集中在糾謬辨證上，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補正》、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增訂本》、
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等書，欲補《總目》之不足。
第二節 提要比較之研究
楊晉龍（1994）認為《總目》較《四庫全書》更具原創性（頁 351），在於 提要對中國古籍的整理與評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總目》也為研究提要提供良 好的利基，可幫助後人更深入瞭解提要（張傳峰，2000，頁 19）。更精確地說，
從《總目》的編纂過程可以發現提要經過纂修官到總纂官的修改與潤飾，使得 其中產生差異，這三個階段的提要稿為研究提供更豐富的資料，對瞭解提要有 更大的助益。
《總目》編纂的過程中提要經過不斷的修改，從分纂稿到閣書提要，皆可 發現與《總目》提要在義例、內容上有所區別。張昇（2006c）認為分纂稿可幫 助瞭解提要修改的程序、要求，深入探討影響提要修改的因素，也有助於瞭解 纂修時的刪節情況和相關規定，對纂修《總目》和《四庫全書》有更具體的認 識（頁 2-3）。研究各階段提要稿間的差異，已是《總目》研究中的一個面向。
然而泰半提要研究為中國大陸地區所著，某些期刊、圖書印行有限，在文獻資 料取得上有較高困難度；又因文獻篇幅限制，未必能夠將其研究內容逐一詳述，
對於比較的版本也未必能交代詳細，對其他有興趣的研究者是種缺憾。下文將 就所能掌握之文獻進行整理。
一、分纂稿與《總目》提要之比較研究
針對不同階段提要差異的比較研究，以分纂稿與《總目》提要進行比對的 佔多數，尤其是以個別纂修官現存的分纂稿為對象，與《總目》提要內容相比 勘。沈津（1991）、杜澤遜（1998，1999a，1999b）、季秋華（1999）、李祚唐（2001a，
2001b）、蘇虹（2005）、徐雁平（2006）、樂怡（2006）、張昇（2006a）等人皆 以某一纂修官為研究主軸，分析其分纂稿與《總目》提要間的差異，論析其更 動原因，或探討《總目》纂修過程間的問題，從中亦能窺見纂修官個人之學術 思維。
翁方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為結合校書筆記、隨筆雜抄與繕錄說明等 內容的稿本，提要稿札記中還包含了當時禁燬撤銷圖書之記錄，頗受後人重視，
價值很高。翁氏提要稿亦為存世數量最豐富的分纂稿集，計有上千種提要，便 利研究者取材深入探討，黃愛平（1989）、羅琳（1990）、沈津（1991）、樂怡（2006）、 司馬朝軍（2004，2005）等人之研究都曾分析其分纂稿。樂怡（2006）更從翁 氏分纂稿中發現部分提要書名前批有「酌」、「毀」字，顯示總纂官審閱後，分 纂官可以得知總纂官的意見，為瞭解提要更改過程提供更多的佐證資料。
姚鼐的分纂稿集結在《惜抱軒書錄》中，計有提要約 89 篇，38其中被刪廢 的提要稿頗多。黃愛平（1989）、羅琳（1990）、杜澤遜（1999b）、季秋華（1999）、 陳曉華（2005）、司馬朝軍（2004，2005）、徐雁平（2006）和熊偉華、張其凡
（2007）等人分析過其分纂稿被刪改情況，探究其原因，脫離不了姚鼐的學術 思想尊崇程朱理學，和紀昀等漢學派學者的觀點不甚相容，學術的門戶之見使 刪改情形更為明顯；但不能忽略的是，姚鼐的分纂稿本身在義例、格式上並不 統一，著錄內容或詳或略，在考證、論斷上也未如《總目》專精，故徐雁平（2006）
便直言姚氏提要被更改的主因在於其義例，推斷翁方綱之提要也有部分是因此
38 據季秋華、徐雁平等人統計有 88 篇，而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2006）前言中
而被刪改（頁 132）。而熊偉華、張其凡（2007）也從姚鼐撰寫分纂稿義例不夠 完備，推論撰寫分纂稿時，編修體例未有特別的規定，而是隨著《總目》的編 著，體例才逐漸完備。
邵晉涵所留存下的提要稿收錄在《南江文鈔》中，39計有 37 篇。邵氏長於 史學，現存提要稿也以史部書為主，內容多為《總目》提要沿用，但其中或因 著眼點不同，也有被總纂官大幅度刪改或幾乎全盤改寫者，如《史記》、《後漢 書》等。蘇虹（2005）認為《總目》對邵氏分纂稿的修改多在文字潤色上，使 義例得以統一，並多加以核實增訂之。由於邵晉涵個人著作不多，生平大半致 力於官書編纂上，故這些提要稿成為瞭解其學術觀點的重要資料，林良如（2003）
在研究邵晉涵文獻學的成就時，也將其提要稿列入研究範圍。
陳昌圖（1741-?）所撰提要稿現存有 12 篇，收於其文集《南屏山房集》。這 些提要多係《永樂大典》輯本，對於研究《永樂大典》的輯佚與其提要之撰寫，
提供十分珍貴的素材。張昇（2006a）檢視《總目》收錄者是否為陳氏提要的《永 樂大典》本，並藉由提要差異的比較來探討校輯《永樂大典》的情況，及提要 與該書未被收錄之因。
余集的分纂稿傳世者稀少，僅 7 篇，收於《秋室學古錄》，提要多屬經部詩 類之著作。李祚唐（2001a，2001b）對 7 篇提要的卷數、作者介紹義例上的問 題，及提要黏貼處與《總目》纂修規定的關係進行研究，更與浙本《總目》提 要、文淵、文溯閣本提要相比勘，論述其中差異，試圖疏證訛誤。提要研究之 篇數雖不多，但兼顧了三個階段的比較。
其他纂修官的提要稿傳世者篇數更少，或佚名難考，研究者也相對少很多。
杜澤遜（1998，1999a）分別針對鄭際唐和程晉芳（1718-1784）所存各一篇的分 纂稿，與《總目》提要相比對、勘誤。一般而言，《總目》提要潤飾原稿行文使 其流暢，然杜氏指出，就此二篇提要言，《總目》提要刪改之處反不如原稿完善。
司馬朝軍（2004，2005）蒐集豐富的材料來探討《總目》的編纂過程，論 述纂修官、總纂官對《總目》的貢獻，對於總裁官、清高宗等人在編纂《總目》
中所發揮的影響力也有所分析。更從版本、分類、目錄、辨偽、輯佚等多個面 向討論《總目》的方法與優缺得失。他也深入探討、比較提要間的差異，對於
《總目》增刪材料或評論之處多加以考證，甚至援引相關序跋或目錄提要幫助 論析，但仍多以各纂修官的分纂稿和殿本《總目》相比較，反而未論及處於中 間過渡階段的閣書提要。
歸納各研究之分析，分纂稿與《總目》提要之差異主要在於：
1、語言文字方面的潤飾，原稿在個別語句表達上不夠清晰，上下文間稱引 不盡一致，故在《總目》中有加工修飾，相較之下行文更為簡明流暢，前後一 致，改進了原稿之不足。這類的修改潤飾最為常見。
2、著眼點不同的更動，閣書提要或過於著重在圖書體例之敘述，未能均衡 撰寫提要各個層面，《總目》的修改則依其編目宗旨，簡明有系統地進行論述。
3、內容方面的增刪，《總目》對過詳或過簡的描述加以增刪，或因考證不 同而對內容作修改，使提要足以發揮學術指引的功能。在分纂稿時，似乎尚未 有統一的義例規範，各纂修官雖序列作者爵里、版本源流與圖書要旨，但研究 發現分纂稿內容，不僅格式不一，義例也或有或無、或詳或略，許多增刪是為 符合義例一致的要求。
4、因學術觀點不一致而做的刪改，如宋學與漢學派別之見解不同，而重新 改寫提要。往往大幅度的修改，使纂修官的意見於《總目》不復見。而學術觀 點或看法不同，或也使纂修官對圖書去取與分類的建議被總纂官推翻，從翁方 綱的提要稿可以更清楚看到這些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