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複雜的地景認同
根據克里斯威爾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的解釋：「地景指涉一 塊土地的形狀（有形的地勢）。這可能是看似自然（雖然即使有的話，也已經極 少有地球表面未見人蹤）的地景，或是顯然為人類或文化的城市地景」（21）。亦 即地景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然地景，另一種則是文化地景，「文化地景包括了 各種建築的形式，例如住宅、工廠、紀念碑、藩籬等」（Winchester, Kong and Dunn 4）。文化地理學家昆恩（Mike Crang）表示：「地景首先暗含了自古至今對大地 的集體圕造。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 技術。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18）。透過了人類的意義詮 釋，地景以各種形式再現於生活中，因此即使是渾然天成的自然地景，不同文化 脈絡下的人們所賦予的地景意義都各不相同。
本論文分別在第參章與第肆章，試圖論及青少年旅行小說中的地景認同，因 而各自有不同的開展面向，依序分成兩個部份。首先，第參章將關注《印地安人 的麂皮靴》中的地景國族認同形塑，觀看美國印地安人的神聖地景與白人的權力 地景之間的角力，解釋其中應用之理論。其次，針對《一次旅行遇見整個世界》
之主題，地理想像、食物地景與認同進行理論的闡釋。
（一）家族記憶與國族認同之建構
《印地安人的麂皮靴》有一個明顯的書寫特色，文中不時穿插角色們對過去 的記憶，以及因旅途而引發的回憶，而這些回憶往往透過某種特別的物件來勾動 一連串的聯想，比如莎兒的聯想：「楓糖樹—母親」、「會唱歌的樹—河岸鎮」，或 是祖父的聯想：「床—新人床」，這些組合絕非單純的一對一關係，而是包含了對 於該串連的人或物所蘊含的故事，也就形成了家族記憶的建構，且又因主角本身 的印地安血統，他們所行經之地都與其呼應，導致族群認同的形塑。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從小（家中物件）到大（旅途之地景）的交互作用，確認並加深主角的 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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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恆達表示，人們會利用家中的物件擺設來維持過往生活的連續性，以提醒 自己所擁有的回憶；但也有人希望斬斷過去重新開始（45）。無論如何，保持連 續性都是為了使生活品質得到保障的一種方式。莎兒的爺爺在新婚之夜時，因為 兄弟們瞞著他將他父母親的床搬來作為賀禮，而感到感動不已，也使他和奶奶認 為旅行中所睡過的床，都留有該地的回憶，得以長久駐足心中。新人床的故事就 是一個維持連續性的例子，而經過分享以後，就不再只是屬於祖父母的回憶，而 成為了家族的共同記憶。當然，家族記憶可能還不足以形塑足夠的認同感，不過 當家族故事背後所展現的美德，與族群傳說中令人欽佩的特質相互結合，例如勇 敢、真誠等，這些意象便能凝聚人們的族群認同。格魯孚德（Pyrs Gruffudd）表 示：「傳說被安置在國族空間裡，國族英雄則透過他們的出生地、墓塚或是壯舉 的場址而定位，因此更強化了特定人群與某地的關聯」（269）。而《地方：記憶、
想像與認同》一書的作者克里斯威爾表示：「國族政府和文化精英時常熱衷於將 國族認同感根植於國族來自何方，以及前往何處（創造神話）中」（119）。即便 沒有歷史加持，也要想盡辦法創造出新的神話，昆恩也認為：「古代的象徵遠比 真實的連續性還要重要。對真實的國族文化認同的索求，通常致力於重構失落的 國族精神」（220）。可想見傳說與神話之中的政治意義在於激發人們的國族意識，
以效忠國家。事實上，文化地景也是形塑國族意識不可或缺的一環，格魯孚德認 為，「國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領土意識形態，他的邏輯和啟發都來自某個特定群 體和某塊土地之間的關係。這項關係會導向許多文化關係，某個人類群體藉此將 某塊土地當成自己的土地」（269）。因此透過人類群體對土地的操作，將土地賦 予特殊意義，有助於強化該群體對土地的連結，並鞏固其勢力；而國族意識則經 由權力地景的塑造，匯聚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
回顧文本《印地安人的麂皮靴》，主角莎兒於四總統像時引發的不滿情緒，
無疑是兩種權力地景的相互抗衡，一個是美國印地安人的神聖地景，另一個則為 美國白人統治的權力地景，但兩者在意義上卻大為不同，反映了「國家地景」與
「族群地景」的對抗。居住於黑山地區的印地安人，認為土地就有如母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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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萬物，賜予他們生活所需，而土地的神聖性不在於佔有了土地即是擁有掌控 權，而是抱持著尊敬的心態，珍惜土地的生產力。然而，白人政權認為四總統像 能使美國人民記得過去開創民主政權的輝煌歷史，並以身為美國人而自豪，兩者 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也意味地景隱藏的複雜性。
（二）想像地景中的跨界認同
出發前，旅人總會想像即將造訪之地究竟是何等模樣，文本中的主角和其他 角色，或多或少都曾想像過旅程開始的樣貌。《印地安人的麂皮靴》裡頭，受到 沿途斗大招牌吸引的席德爺爺，來到舉世聞名的華爾藥局後，卻發現只是「專門 騙觀光客的錢」（159）。莎兒與祖父母到達黑山時更是難掩失望情緒，她也同時 想像母親在目睹此地後期待落空的模樣（186-7）；《一次旅行遇見整個世界》裡，
衛莎憂心忡忡的父母親為她的旅行擔心不已，認為東南亞疫病叢生，必須要為寶 貝女兒做到滴水不漏的嚴密保護（29）。或是衛莎與好友們於出發前，努力從所 知的片段資訊中，拼湊出東南亞可能的樣貌（23-4）。人們心目中想像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樣貌，也就形成了「想像的地理」。這個名詞來自薩伊德（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他表示，東方主義的根本結構在於鼓吹差 異，將東方與西方徹底區分，用單一而刻板的觀點來詮釋東方。然而，在東西方 交流後，挾帶強大勢力的西方總是獲利的一方，宰制東方使其成為臣屬種族，一 切關於東方的事物不再單純，研究東方的目的在於如何將之轉化成對帝國有益的 好處，用來鞏固帝國的權力，使西方合理化自身的殖民侵略行為，如此一來，東 方自然而然地落入「需要被治理」的迷思，西方的介入可幫助東方文化奮起，並 有助於母國之發展。透過文本的不斷再現，如東方學者的經驗紀錄、文學、報導 等，導致東方的刻板印象不斷被複製、強化。薩伊德表示：「在歐洲人的想像地 理世界中，有兩大主題：西方是強有力的、清晰明白的，東方則是遙遠曖昧的、
被征服的國度，這兩大主題構成西方人看東方人的角度」（79）。西方人用概括的 方式來化約他們所不了解的東方複雜層面，使其成為適合西方人能簡易明瞭的概 念，「他們所了解的這些東方特質，都是西方人的宣示性、不言自明的主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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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描述東方時，所運用的時態是無時間變化的；他們傳達的是，重複宣示西方 霸權的力量，強化印象」（薩伊德 101）。錯誤的刻板印象一旦不斷再現，就會加 深東西方之間的對立猜忌，依薩依德所言，東方主義的解套方式並不是西方主義，
而是作為一種提醒，留意意識形態的枷鎖。回顧文本《一次旅行遇見整個世界》， 主角衛莎的親朋好友們全都對東南亞這個從未到訪的國度抱持高度懷疑，並直接 了當地否決了東南亞的一切可能性，先入為主地認為此行必定是無趣，又得時時 擔憂人身安全問題，正反映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概念，在西方人的想像地理中，
東方被劃分到一個較不平等的地位，並冠上了二元對立之下的種種劣等形容詞。
但顯然衛莎先備的東方主義知識，在東南亞遭遇了許多挫敗，間接迫使她用另外 一種思維，來重新看待破除地理想像後的東南亞。從主角經歷的旅行事件與東南 亞的食物地景，一步步帶領衛莎觸及近似本真的東南亞，以下將接續談食物地景 之理論背景於文本的應用。
文化地景所包含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實體的建物，經人類的經驗介入之後，人 類文化的景觀、現象也能囊括在內，例如食物地景（foodscapes）13即為大眾文 化地景的其中一項，反映了文化關係的變化。美食形塑了國族意象，亦可為宣傳 國家形象的重要利器，將在地的美食和飲食文化當作旅遊的賣點與特色。透過食 物地景的形塑，將強化人們對國家或地方的認同，飲食文化易於隨人類移動與商 業往來而產生文化流動現象，因此食物地景的變化發展，往往跨越國境之外。例 如在香港這個充滿多元文化的國家中，每週固定有攤商販售菲律賓美食，市中心 頓時成了小馬尼拉。令人感到熟悉的香味幫助菲律賓人創造一個熟悉的地景，將 移民地轉化為帶有家鄉色彩的文化，儘管可能遭遇到旁人輕視的眼光；另一方面，
這種菲律賓美食的集會反映了在香港工作的菲律賓勞工，僅能透過食物表達身為 菲律賓人民的身份，於食物地景再現的菲律賓文化顯得格格不入，注定無法融入
13 食物地景（foodscapes）一詞由筆者自譯，難以於中文找到對應的語詞，故採用《地景：想像 世界的方式》（Landscapes: Ways of Imaging the World）一書對―foodscapes‖的解釋與例證來進行翻 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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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國家意識14。
主流的國家意識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