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行」的歷史
以「旅行」在歐洲發展的歷程來看，根據寇特勒（Jeffrey A. Kottler）指出，
幾千年的腓尼基人是最早開始長途旅行的民族，不過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經商，而 非休閒。之後約在西元前六百年左右，富有的希臘人羅馬人是首創旅遊觀光業的 民族，不僅修築了「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巨大道路網絡，還有旅遊客棧，甚至為 娛樂遠方來客的勇士表演。不過到了黑暗時期，路上常有四處侵略的蒙古人和剽 悍的韃靼人出沒，旅行變得十分危險，過去旅人是拓荒者彼此間溝通、傳遞的重 要媒介，黑暗時代的來臨宣告了旅行的沒落，不過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不畏危險，
一心往聖地耶路撒冷朝聖，展現了旅行的不同型態。旅行史上一位廣為人知的旅 行家便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他於十三世紀中葉，以二十五年的時間幾乎 遊遍了中國，他將所見所聞帶回歐洲之後，整個世界也因而改觀。另一個與馬可 波羅的陸上之旅齊名的，是五百年後的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的海上 之旅（4-6）。隨著航海技術的成熟，人類可到達的範圍越來越遠，從各國爭相展 示先進的航海技術，先後派遣艦隊到帝國以外的世界探險，後來演變至拓展帝國 版圖的競賽，至此旅行已經與最初人類遷徙以求生活溫飽的需求大不相同。
至於「壯遊」（Grand Tour）傳統，在十七世紀結束之前就已建立穩固的根基，
只有貴族及仕紳階級的子弟才能擁有，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特定職業的中產階級 子弟也能享有這種權利。這段時期，即西元 1600 年到 1800 之間，關於旅行的討 論文章逐漸從強調旅行提供了論述的材料，轉變為大開眼界的機會（厄里 24）。
另外，根據藍格（Robert Lanquar）於《觀光旅遊社會學》（Sociologie du tourisme
et des voyages）指出，人類歷史中出於好奇新的旅行家並不多見，他引述帕里斯
（G. Paris）的說法，適意和遊學式的旅行始自中世紀末期，與文藝復興時期相 當，而當時也開始出現旅行遊記，如培根（Sir Francis Bacon）的傑作《論旅遊》
（Of Travel），將旅遊視為年輕人的一種教育以及年長者經歷所需（1-2）。
歐勒（Norbert Ohler）於其書《中世紀的旅人》（Reisen im Mittelalte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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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九七二年第十五版《伯羅克豪斯百科全書》的解釋，可以確定幾百年來所 指的旅行，是指離開熟悉的家鄉，經歷一段充滿風險的長途路程，前往陌生之地。
經由語言對照，法文的「voyage」或英文的「voyage」、「journey」、「travel」等字 源反映了旅行的真實狀況；「voyage」的拉丁文「viaticum」指路上所需，「journey」
的拉丁文「diurnum」是指一個人一天能走的路程。而「travel」則是源於法文
「travail」，指勞累或工作。經由語言檢驗結果和伯羅克豪斯百科全書的解釋相近，
因此歸納旅行意謂著「辛勞、昂貴與危險」（16）。相較於男性旅行的歷史，女人 的遊歷並不多見，她們的生命多半圍繞著家庭打轉，未成年時的少女受家裡的管 教與保護而鮮少踏出家門，成年時又需論及婚嫁，不宜拋頭露面，真正嫁作人婦 時，又再度被另一個家庭捆綁，終日為丈夫、兒女繁忙，因此女性的旅行更顯得 難得可貴。在赫吉森（Barbara Hodgson）的著作《女人旅行三百年紀事》（No Place
For a Lady）中，她表示：
十七到十九世紀的女性旅人可概略分成兩類：家庭生活單調的中產階級 女子，以及財富多得讓她們「不安於室」的上層階級女子。對前者來說，
旅行是打破無聊、厭倦的辦法；非常引人入勝的一點是，她們對遭受跳 蚤侵擾等種種不便甘之如飴，彷徂能被蟲子咬到發疼，就表示自己還活 著。而在後者眼中，「坐立難安」儼然成為一種不惜代價也要維持的習 慣。（10）
回到東方看中國的行旅文化，卻不如歐洲國家來得盛行。王子今指出，據史 籍記載，「行旅」多指旅人，或是行旅之人的行旅活動，一般是指歷時較久、歷 程較遠的出行活動。古語「旅行」，辭意原本是指結伴而行。約從唐代起，「旅行」
一語有時已經具有和現代習用語相接近的涵義。古代中國文明長期以來一直建立 在以小農為經營主體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導致形成了相對封閉的文化傳統，
也曾經形成了對「行旅」活動存有某種消極偏見的生活觀念。歷史上的流民活動 也可視為大規模的群體行旅活動，這種大規模的長途遷徙，往往掀動激盪社會的 大變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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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的旅行，均得歷盡千辛萬苦。但旅行不同於純粹享樂的 渡假，旅人必須付出辛苦代價，接受翻山越嶺、深入險境的考驗，或是面對有去 無回的殘酷命運，它本身是一個賭注，但依舊能激起旅人的無限想像；而歐洲旅 行文化自十七世紀演進至今，不再僅限於特定族群的專屬權利，過去「壯遊」傳 統帶有開闊眼界的使命，在現今依舊是許多父母親鼓勵孩子旅行的重要原因。中 國雖以「安土重遷」作為基本的原則，人民在不得不離家旅行時，同樣也有複雜 的情緒，一路上歷盡的種種辛勞和行腳的軼事必沿途相伴。然而隨著時間更迭，
旅行的樣貌更加豐富，社會風氣也鼓勵青少年透過旅行，達到自我探索、幫助別 人、尊重多元文化等目的，旅行也以不同形式再現，文學便是其中一種，經由文 學的各種文體與表現手法，將旅行增添更多可能性。
二、旅行書寫與旅行文學
亦如同旅行本身的跨界特性，旅行書寫（travel writing）和旅行文學（travel literature）的界定無論在國內外都有不同的解釋，而例如旅行書（travel book）、 旅行誌（travelogue）等五花八門的相關名詞更是讓人目不暇己，於文類界定上 有一定的困難度。然而為方便讀者閱讀，筆者於此必須稍做定義之文獻探討，以 釐清本論文的指稱名詞。
在國外，有學者認為旅行書寫和旅行文學之間不需特別劃分，兩者可以等同，
旅行書寫並非一種文類，而是集合以旅行為主題的小說與非小說文本（Borm 13）； 另有學者認為，旅行書寫所涵蓋的範圍較廣，其中包含非小說（紀實）的書寫數 量更是不在話下，因此主要採用「旅行書寫」一詞取代「旅行文學」，以解釋更 多旅行書寫的例子（Blanton xi）。在國內，兩者之間的區分亦難界定，旅行書寫 與旅行文學的定義相去不遠，界定的困難主要在於分辨旅行作品的文學性與否，
比如說以旅行為主題的書寫是否可稱為旅行文學，或者純粹提供觀光旅遊的資訊？
國內學者鍾怡雯也表示：「以『旅行書寫』代替『旅行文學』，乃是因為從旅行 書寫過渡到『旅行文學』，其實有賴更多專業的旅者，對旅行更有深度的論述」
（35）。筆者於此無意區別兩者的差異，於本文將統一使用旅行書寫一詞，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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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文學旁加註旅行書寫，實則兩者意義均等，在指稱上也能同時概括十八、十 九世紀的殖民地紀錄書寫，以及當代以旅行為題材，加入個人於異地的感受或反 思之作，避免讀者於閱讀時混淆名詞。以下將分別簡述旅行書寫發展的歷史和旅 行文學（旅行書寫）的要素。
西方的旅行書寫源於帝國主義的擴張，隨著商船到海外尋找殖民地的過程，
在異地的紀錄就成了旅行書寫的開端。普瑞特（Mary Louise Pratt）表示，帝國 通常營造出帝國的中心思維，帶有佔有的需求去展現或再現於臣屬國，因此需要 依賴殖民帝國去了解自身文化，而旅行書寫即為此服務（4）。
長篇小說和旅行書寫在十八世紀盛行，因此「歐陸之旅」提供了文化教育的 功能，法叟（Paul Fussell）8指出，「早期的旅行小說或是十八世紀的旅行記述，
例如，約翰笙載記他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在在說明美一位旅行作家理應與其 他作家一樣，具備豐富的知識或是作品載記怡情的功能，或是寓教化於怡情之中」
（陳長房 10）。關於旅行書寫的方式就可能有以下兩種方式，一種是詳細記載當 地的紀錄；另一種則是加入個人感受，著重記遊層面。舉例來說，1732 年五月 初，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s）離開瑞典大學城普薩拉（Uppsala）前 往北極圈以北的拉普蘭（Lapland）旅行。在第一天的旅行日誌中寫下了不可勝 數的觀察紀錄，像是評註土壤的變化，紀錄該地生長環境的動植物等。然而與半 世紀之後的卡爾．強納斯林那海姆（Carl Jonas Linnerhielm）記述同一景物的方 式相比，卻是大異其趣。林那海姆的這趟旅程並非蒐集礦石或花草標本，而是蒐 集景緻與情境。他對景物的描述包含了一連串依個人審美觀所作的品評（洛夫葛 23）。十八世紀旅遊文學的學者貝頓（Charles L. Batten, Jr.）9表示，十八世紀旅 遊文學的兩個要素為教化與娛樂兩種功能，隨著時代演進，具娛樂功能的經驗描 述、自傳色彩有漸漸凌駕知識記載的趨勢。但賴維菁認為十九世紀的遊記仍可見 科學與事件並存，許多遊記作者還會刻意強調資訊的記載，因此她認為貝頓否定
8 原出處自 Fussell, Paul. Ed. The Norton Books of Travel. New York: Norton, 1987. 241.
9 原出處自 Batten, Charles L. Jr. Pleasurable Instruction: Form and Conv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Travel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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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旅行書的指導功能，這樣的說法值得商榷（136-7）。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早期的旅行書寫一方面書寫個人的日記，並記載了科學、自然觀察的資訊，到後 期加入更多書寫者的個人風格，多少改變以往僅紀實的風格。
接著到了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加入讓旅遊書寫更添風采。彌爾斯
（Sara Mills）表示：
儘管對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來說，特別是那些中產階級的女子，家庭與 社會的限制的確明顯存在，但是這些勞工階級或是貴族出身的女子，卻 和傳統刻板印象中「家庭中的天使」非常不一樣，令人訝異的是，最初
儘管對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來說，特別是那些中產階級的女子，家庭與 社會的限制的確明顯存在，但是這些勞工階級或是貴族出身的女子，卻 和傳統刻板印象中「家庭中的天使」非常不一樣，令人訝異的是，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