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旅行與國外旅行的經驗差別甚大，在國內不必太過於費心適應，各地雖 然風土民情略為不同，但多半使用相同的語言，還能相互溝通往來；但是在國外 則不一定如此，語言和族群的不同導向了更多的文化差異性，在文本當中，衛莎 即是到達了全然陌生的環境，不僅語言不通，食衣住行方面均和自己的習慣截然 不同，在如此情況之下，旅行途中面臨的偶發事件也就接二地到來，而這些事件 都有其意義所在，並非單純同與異的磨合過程，甚至改變旅人的態度與生活哲學。
因此本節將統整文本中具代表意義的事件，就其進一步探討地景裡頭的人際交流 如何形塑旅人個人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歸屬。
文本利用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製造行腳的種種衝突，戈德是一位自由、
不受拘束的藝術家，做事往往不按牌理出牌，喜歡雲遊四海而不願定居，兩人真 正見面時，衛莎才發現戈德並非她心目中所想像的樣子，初次見面竟拿著相機猛 拍她衣服上的咖啡污漬，文本對兩人的初次見面有這樣的描述：
我面前是個六十歲上下、皮膚曬得黑黑的、和我個頭相近的瘦女人…她 一頭拖把狀的銀灰蓬松色頭髮，厚厚的瀏海一邊高一邊低（她自己修的？
難道她用的是修樹枝的剪子？）一副鑲著偏光鏡片的玳瑁邊太陽鏡，一 側還換了根很不相稱的黑色眼鏡腿。一根象牙雕的項鍊。一雙破舊的皮 涼鞋。腳上還戴著趾環…她的手上戴滿了銀戒指，腕上的銀鐲叮噹作響。
她轉過頭，我看見了什麼：一個銀色鼻釘。（48-9）
戈德的形象給了衛莎極為強大的震撼，眼前之人與景，彷若來自不同時空，
和她的世界全然無關。反觀她自己則是個事事有計劃的自律女孩，面對戈德在東 南亞絲毫不在意的旅行態度，也引起了許多大小事件，可以看出兩種各自的價值 觀引發的衝突。像是戈德的創作「麵包咳嗽了」，係用「一塊硬紙板上釘著五片 塗著透明亮光漆的麵包，每片上粘著一滴櫻桃止咳糖漿」（47），或是衛莎不小心 將咖啡噴濺在衣服上的污漬，都能成為戈德的珍寶，而戈德三不五時就在街上撿 拾她所謂的藝術品，使得衛莎為她的舉止感到十分丟臉。戈德奶奶甚至強迫衛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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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獨行、在登機時故意遲到，好讓她體驗恐懼的滋味、為了添增作品的 豐富程度而千里迢迢地在寮國山區尋找七彩甲蟲，這些行徑都讓衛莎大感吃不消，
甚至一度使她打退堂鼓。特別是天女事件，使衛莎難以接受戈德為了藝術，竟然 偷走了本來放在地上，被盜寶賊鑿下的一片天女碎片。她不顧被別人發現的危險 堅持還回原地的行為也讓戈德難以認同，可以想見兩人的差異之大。
戈德是衛莎在旅途中唯一的親人，不過在此趟旅程戈德卻別於一般的父母，
時時刻刻保護著孩子，反而間接鼓勵衛莎勇敢去嘗試，但這樣的行事風格卻讓衛 莎難以苟同，而兩人也必須一再地容忍著彼此之間的不合，這趟旅行看似讓她們 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一直到出發寮國之前，衛莎正因為戈德沒收她的護照，不 讓她返回美國而種下了另一個心結，但她們兩人在寮國的遭遇卻徹底改變了衛莎 的處世態度，當衛莎被迫當人質留在鴉片山寨，戈德告訴了她有關身世的秘密時，
突然一夕之間戈德變成了媽媽，爸爸則是半個哥哥，而自己則有一半的亞洲血統，
這樣突如其來的巨變，讓她不再只是單純的旁觀者，對於東南亞有全新的感受。
當誤會解開以後，血緣使得她們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往後觀看東南亞萬象也並 非以前的遊客角度，而是將全新的身份認同，投射在這塊東南亞的土地上。相較 於莎兒的旅程，母親全黑森未能親身經驗，在旁陪伴著莎兒，不過反觀衛莎的旅 行，親生母親戈德和她共同度過了在東南亞的許多時光，過去的衛莎對戈德的印 象僅存於祝賀她生日快樂的卡片或禮物，但隨著此趟東南亞之行，越來越了解戈 德，也正是因為有母親戈德做她的嚮導，才能藉此更認識母親生活的土地
依文本的故事脈絡來看，同樣強調地方感因人而生，和上一章探討的文本《印 地安人的麂皮靴》有類似的情形，兩個文本都顯示了母親與土地之間的緊密關聯。
一開始衛莎對東南亞與戈德奶奶的厭惡幾乎是同步進行，直到經歷過種種事件以 後才有所轉圜。段義孚提及了一個較新的想法，來說明以人為地方的概念：
年輕的戀人居住在徃此的凝視當中，對於事物和地方的依附是相當自甫 的…而年長的夫妻雖然依附地方，但他們更加依賴人、服務與徃此。他 們並不希望在老伴去世之後長久地活著，儘管物質條件允許他們繼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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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命。基於這些理甫，可以說人在別人的力量中休息，並居住於對方 的愛當中。（139）
段義孚進一步以戲劇文本來中佐證，劇中角色漢娜向他人解釋家對她來說並 非實體的磚瓦房舍，而是能夠居住、休息在彼此當中（139）。李秀美也運用了段 氏的說法來解析小說《寒夜》，書中角色劉阿漢正是一個以人為家的例證，因為 妻子燈妹的愛讓阿漢有了溫暖與寄託，甘心於番仔林為了妻小受辱（80），兩個 文本例子均說明了人的地方感不一定限定在地方之上，也可能基於對人的依賴性 或是其他喜好的事物，而產生了地方的親密感，卻不會隨著離開而造成改變。當 戈德被迫揮別留在鴉片山寨作人質的衛莎，生死關頭之際，戈德成了衛莎唯一的 依靠，一方面是她的生母、另一方面也是她的旅行伴侶，也因此自大劫歸來以後，
衛莎對戈德產生了地方親密感，再藉著與戈德的關係，延伸至東南亞地景當中，
對東南亞有新的感受與印象。同樣地，由人為中心的地方感也能在漢克斯身上找 到。在戈德和男友漢克斯的照料之下，她對東南亞多了一份歸屬感，因為這些國 家的地景之上紀錄了衛莎與戈德重新開始建立的親情，以及與漢克斯的愛情。當 衛莎最後穿上了戈德精心準備的米袋裙，打算以這身裝扮赴漢克斯的約會，早已 放下了當初對米袋裙的成見。而她收下戈德為她製作的拼貼畫後，說出了這番話：
「這幅拼貼畫是不是要提醒我：生活中有些事發生時好像沒有意義，但是以後回 頭再看，卻發現這些片段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234）。這也說明了事件的必 要性，無論當下是否具有意義，最後都會納入旅人的記憶版圖，旅行中的點滴經 驗都會成為旅人生命歷程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面對東南亞國家的戰亂歷史之下的無辜人民，不時促使衛莎反思，
他們展現了生命的強韌，特別是孩童，無論與衛莎年齡相仿或是比她小，孩子的 純真形象在衛莎行腳的東南亞地景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當衛莎一群人在深入 寮國林間時，年僅十二歲的邦米在言談間透露了許多生活哲學，像是當衛莎問邦 米還有多久會到達目的地，邦米的回應不禁令人莞爾一笑：「區區五個小時，女 士們！還能再看五個小時的美景」（167）。邦米把眾人恨不得能縮短距離的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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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比作成觀賞美景的好機會，他自個兒還馱著比任何人的行李都還要重的包 袱，卻樂觀地把吃苦當成是賺錢的方式。這就顯示了當地居民無論是為了順應自 然，或是全球化浪潮帶動觀光、旅遊行為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生存法則，這些都會 影響衛莎的價值體系。
邦米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他所代表的孩子形象對主角的價值判準系統 產生一定的作用，他挑戰了衛莎對於「孩子應該是什麼模樣」的刻板印象，在她 所處於相對富裕的美國，小孩們都應該像她一樣得到父母的呵護，度過快樂的童 年，但自從她來到寮國之後，看見街上不斷向遊客兜售紀念品的貧困孩子、或是 像邦米一樣，將賺錢視為是生活的一部分、染上抽煙這種小孩絕不能碰的惡習，
亦或是看見王先生的女兒，不過和她差不多大，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以及 鴉片窟內的疑似受虐的花臉男孩和木棍女孩，這些「孩子們」的經歷都是衛莎以 往不曾體察到的存在事實。衛莎於鴉片窟受困期間，老李家派木棍女孩看守衛莎，
木棍女孩一直覬覦衛莎的行李，甚至用刀子劃開，取出裡面的東西把玩，當衛莎 看到本來應該戴在嘴巴的口罩，女孩卻戴到頭上，「橡皮繩套住下巴，活像個派 對帽子」（205）。衛莎被女孩的舉動逗得放聲大笑，也是當人質後第一次大笑，
兩人看似敵我的緊張關係，卻因為孩子的天真反應而成為艱難生存環境下的唯一 慰藉。最後當衛莎逃跑時，木棍女孩反而助她一臂之力，文本在這裡有細緻的描 述：
我札要站出去，木棍兒女孩站起身，伸出一只手：是我的牙套。我從她 裡接過來。她的身影那麼渺小，表情又那麼嚴肅，還帶著憂傷。我想了 想，把我的項鍊摘下來，套在她的脖子上。項墜上還有拉丁文的「無日 不動筆」。她將來有可能學會寫字嗎？銀項墜一直垂到她的肚臍下。她 低頭看了看亮閃閃的項墜，用手指小心地碰了碰。然後抬頭望著我—露
我札要站出去，木棍兒女孩站起身，伸出一只手：是我的牙套。我從她 裡接過來。她的身影那麼渺小，表情又那麼嚴肅，還帶著憂傷。我想了 想，把我的項鍊摘下來，套在她的脖子上。項墜上還有拉丁文的「無日 不動筆」。她將來有可能學會寫字嗎？銀項墜一直垂到她的肚臍下。她 低頭看了看亮閃閃的項墜，用手指小心地碰了碰。然後抬頭望著我—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