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陸農民工流動的過程與經濟發展
第三節 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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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世界（北京），2005 年第 1 期，頁 94。
基本上，工資是由生產力決定，由大陸跨省農民工的工資高於本地農民工工 資的情況看來，其生產力相對較高。依此原則類推，表3-16一些缺少資料的年份，
其趨勢亦復如此。
表 3-16：大陸不同類別農民工工資水準 單位：人民幣元/月，％
年份 跨省農民工 本地農民工
工資 增長率 工資 增長率
2008 1340 --- n.a. n.a.
2009 1417 5.7 n.a. n.a.
2010 1690 19.3 n.a. n.a.
2011 2049 21.2 n.a. n.a.
2012 2290 11.8 n.a. n.a.
2013 2609 13.9 n.a. n.a.
2014 3208 22.9 2606 n.a.
2015 3359 8.1 2781 6.7 2016 3572 6.3 2985 7.3 2017 3805 6.5 3173 6.3 2018 4107 7.9 3340 5.3 資料來源：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2019 年版 (北京：中國國家統計局，2009
年-2019 年)，整理而得。
第三節 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的影響
除了勞動力市場及城鄉工資差距出現的拉力因素外，農民工流動的推力因素 較為複雜，包括相關的家庭風險管理，因為考慮的目標函數不是個別農民工所得 的極大化，而是家庭風險的極小化。這涉及早期城鄉資訊的不對稱，只有少數具 風險偏好及生活壓力大的家庭成員以盲流形式進城探索；後來則出現明顯的關係 網絡依賴性，農民工會跟隨先進鄉親進城務工。64至於事後的風險因應，主要是 土地約束與人口壓力所導致的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反應。本節先論述農民工移動的 幾項推力因素，然後再分析相關的拉力因素。
一、盲流農民工嘗試進入城市
1984 年放鬆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鎮，突破就業地域限制，同時允許農民自
64 Demurger, S., 「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映射模式」，載 Huw Mckay 及宋立剛主編，中國經濟 再平衡與可持續增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9 章，頁 18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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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突破城鄉間的就業藩籬。1988 年，實施身份證制取代 由遷出機構介紹信作為身份證明的舊制，使外來人口以暫住人口身份在城市登記。
65到 1990 年代初期，隨著糧票等票證制度被取消，農村勞動力進入各級城鎮居住 和就業就不再有實質性的障礙。66城鄉間的勞動力轉移始於 1980 年代末期，但其 進行並不順利。這其中牽涉到城市的吸納能力外，城市工業改革也不像農村的聯 產承包責任制那麼順利，由於工業資產相對於農業的土地資產較不具有可分性，
且有明顯的折舊性質，67所有權與使用權難分離，必須要用比較迂迴的方式，在 放寬企業經營權限後，逐步開始推動承包制、租賃制及股份制。企業轉型及改革 進展緩慢，能夠吸收的外來勞動力很有限。此時期進城農民工並不受歡迎，甚至 被稱為盲流，只能被擠到城中村或城鄉交界的邊緣地帶，外來農民工常常令城市 居民感到不安，城市經常發生強行遣散外來人口的事件。68
1992 年鄧小平發動南巡，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堅決推動市場化改革，
一度遲疑的經濟改革再度恢復生機與活力。經濟迅速恢復增長的同時，城市勞動 力需求也隨之增加。地方政府意識到外來農民工對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對農 民工也開始比較包容，過去驅趕盲流的粗暴措施不再出現，反而試著推出管理外 來勞動力就業的相關辦法。1995 年，中共當局開始要求外來人口出示四項證件：
身份證、暫住證、遷入地勞動局頒發的就業證、遷出地勞動局頒發的就業登記卡。
地方政府可透過就業證的數量控制管理外來勞動力的流動，並藉戶口工具吸收外 來投資（包括房地產）。69
二、「三農政策」改變城鄉收入差距
1990 年代末至新世紀初，農村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鄉鎮企業因改 制而萎縮，農民不斷離鄉前往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留在農村務工的工作機會逐漸 減少，留下來的農民只得回擠勞動力過剩的農業領域，導致農業綜合生產成本上
65 De Brauw, Alan, Jikun Huang, 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30, (2002), pp. 329-353.
66 蔡昉，「改革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與重新配置」，中國農村經濟(北京)，2017 年第 10 期，頁 2-12。
67 張五常，再論中國(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年。
68 Brabdt, Loren, and Thomas G.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4~176.
69 Brabdt, Loren, and Thomas G.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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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加上 2001 年後加入 WTO 面對來自國外農產品的競爭，使得農產品供求結構 性矛盾更加突出，農民收入增長困難，尤以種糧食為主的農民狀況更糟，
1998-2003 年種糧食農民收入不增反減，農民收入和城鎮居民差距擴大。70對比 1980 年代中期以前，農村因改革成功，農村年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達到 13.9%，是 城市人均收入增長的兩倍，但自 1984 年以後，農民收入雖有增長，但與城市相 比就顯得較慢。(如表 3-17)
表 3-17：大陸城鄉收入增長情況比較（1978-2004） 單位：%
年份 1978-1984 1984-1988 1988-1995 1995-2000 2000-2004 農村 13.9 2.1 3.8 2.9 4 城市 7.1 5.2 6.3 5.6 7.6 年份 1978 1985 1993 1995 2000 2004 城/鄉
比值 2.4：1 1.7：1 2.5：1 2.5：1 2.8：1 3.2：1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57。
基於大陸農村固定調查點 2004—2010 年山西、山東、河南、江蘇和浙江的 面 板 資 料 ， 農 村 男 性 、 女 性 、 老 人 和 兒 童 的 勞 動 生 產 效 率 之 比 約 為 1.00∶0.76∶0.71∶0.56，與計劃經濟時代對各勞動力的分配大致相同。71因此，男 性勞動力和壯年女性（35—45 歲）勞動力的轉移不僅僅會使農戶退出農業的概 率提高，耕地流出率增大，而且會降低農戶農業產出及其增長率，農戶耕地面積 的減少是主要原因，顯示出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同時顯示此時大 陸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已基本完畢，「路易斯轉折點」已經來到，往後要有農 村剩餘勞動力向外轉移，必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不過大陸農村人均耕地面積較小，研究樣本省份農戶的耕種面積為 9.3 畝，
勞動力投入為 186 日，約為一個整勞力一年勞動時間的一半。因此，男性勞動力 轉移後，農業生產將主要由女性來承擔，而女性勞動力尤其是壯年女性勞動力
（35-45 歲）轉移後，會提高老人及孩子的勞動時間，由此形成逐次替換的關係，
70 陳永生，「中國大陸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邏輯─中共歷年『一號文件』」的內容分析」，展望與 探索(台北)，第 15 卷第 12 期 2017 年 12 月，頁 61-62。
71 蓋慶恩、朱喜、史清華，「勞動力轉移對中國農業生產的影響」，經濟學（季刊）（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第 13 卷 3 期 2014 年 4 月，頁 1147-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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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農戶農業勞動力投入所面臨的約束可能並不嚴重。
三、經濟發展的城市群聚效應
新古典經濟學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農村勞動力流動會降低流入地區（城 市）的要素報酬，提高流出地區（農村）要素報酬，最終實現勞動力報酬均等化。
因此勞動力流動是縮小地區差距的有效途徑。但大陸經濟發展的實際結果顯示，
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非如此，城鄉收入差距反有擴大的趨勢。可能原 因在於，在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下，新古典增長理論無法對經濟活動 的空間群聚（agglomeration）和經濟發展水準的地理不平衡提供合理的解釋。72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農村勞動力流動對城市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借助於「本 地市場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73前者強調的是勞動力流動帶來的「向前關聯」
和「向後關聯」效應。當勞動力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增加城市的市場需求，在運 輸成本和市場分割的前提下，大量廠商會傾向於在臨近市場需求的地方選址，降 低產品的銷售成本，提高企業利潤，這是勞動力流動帶來的向前聯鎖效應; 同時，
大量企業集聚會進一步完善價值鏈，吸引上下游企業群聚，產生投入品共用的規 模經濟效應，這是勞動力流動帶來的向後聯鎖效應。在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化，人 口流動向市場發達地區的集聚，形成了「核心—邊緣」格局，逐漸形成市場化下 都市地區的群聚現象。
而「人力資本效應」強調的是勞動力流動包含的人力資本水準對於城市經濟 的影響。勞動力空間群聚形成的勞動力市場，提高了勞動力供求雙方的匹配機會，
減少資產專有性產生的依賴，降低企業用工的搜尋和培訓成本。由於不完全資訊 的作用，較大規模的勞動力市場會改善工人技能和崗位需求間的匹配程度。當農 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透通過與更多優秀人才的交流互動，獲得學習效 應，並在「做中學」中提升自身能力，進而提高城市的勞動生產率。此種具有素 質差異性的流動人口，將會擴大地區經濟增長的差距。因此，大陸農村勞動力會
72 章元，劉修巌，「集聚經濟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世界經濟（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2008 年第 3 期，頁 60-70。
73 朱華友，「新經濟地理學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機制過程及其意義」，經濟地理（長沙：中國地 理學會），第 25 卷第 6 期 2005 年 11 月，頁 75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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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地市場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促進流入城市人均收入增長，而勞動力流動的 空間集聚會擴大城市間的收入差距。74
快速城市化是大陸經濟快速增長的明顯特色，2018 年城市化率已經達到 59.58%。但城市化也是對優質資源爭奪和追逐的過程，規模越高的城市，農村勞 動力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越具有優勢。根據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東 部地區吸引了大陸農村勞動力流動總量的 79.73%，約 61%的農村勞動力以長三角、
珠三角兩大經濟帶作為遷入地，75常住人口規模在 1000 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吸引了 35.62%的農村勞動力，約 19.93%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常住人口規模在 500 萬以上、
1000 萬以下的特大城市作為遷入地，省級城市和副省級城市集聚了約 49%的農 村勞動力。因此，大陸城市化進程實質是東部沿海地區、特大城市、省級城市和 副省級城市「強者恒強」的空間群聚過程。從圖 3-1 可印證從 2000 年至 2015 年間，離開農村的勞動力確實主要群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 及廣東等沿海地區。
74 寧光傑，「中國大城市的工資高嗎? 來自農村外出勞動力的收入證據」，經濟學(季刊)(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13 卷第 3 期 2014 年 3 月，頁 1021-1046。
75 王永培、晏維龍，「中國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實證研究」，人口與經濟（北京），2013 年第 2 期，
75 王永培、晏維龍，「中國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實證研究」，人口與經濟（北京），2013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