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農民工流動趨勢的變化(1978~2018)─經濟發展、農民工移動與制度變遷之探討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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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傅豐誠. 立. 博士. 政治大. ‧ 國. 學.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農民工流動趨勢的變化. ‧. (1978 ~2018)─經濟發展、農民工移動與制度變遷. y. sit. io. n. al. er. Nat. 之探討. Ch. engchi. i n U. v. 研究生：劉衛邦中華民國一○九年元月 1.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 目次第一章序論 ............................................. 7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7 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 8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內容 ............................. 10 第二章研究背景與理論基礎 .............................. 13. 政治大第一節中國大陸城鄉發展的二元經濟結構背景 ............. 13 立. ‧ 國. 學. 第二節理論文獻述評 ................................... 18. ‧. 第三章大陸農民工流動的過程與經濟發展 ................... 31. y. Nat. er. io. sit. 第一節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外移動的過程 ................... 31 第二節農民工流動的結構變化時期（2008 迄今） ........... 39 a. n. iv l C n hengchi U 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的影響 ....................... 47. 第三節. 第四節農民工流動產生的經濟影響 ...................... 54 第四章戶籍制度的變化對農民工移動的影響 ................. 64 第一節大陸戶籍制度的建立、變通與固化 ................. 65 第二節改革開放下戶籍制度漸進調整 ..................... 69 第三節農民工就業和相關社會保障均等化的改革 ........... 74 2. DOI:10.6814/NCCU202000261.

(3) 第四節戶籍制度變化對農民工遷移的影響 ................ 80 第五章農民工移動與農村集體產權變遷 ..................... 90 第一節農村土地制度的產權演變過程 ..................... 91 第二節農村土地政策爭議下的誘致與強致性變遷........... 98 第三節農村土地的流轉、確權與賦權 .................... 105 第四節土地產權變化對農民工遷徙的影響 ................ 112. 政治大第六章總結 ........................................... 117 立. ‧ 國. 學. 第一節研究結論與發現 ................................ 117. ‧. 第二節引伸探討與政策意涵 ............................ 119. y. Nat. n. al. er. io. sit. 參考書目 .............................................. 134. Ch. engchi. i n U. v. 3. DOI:10.6814/NCCU202000261.

(4) 圖表目次與附錄表 3-1：改革前後的農業增長(%) .......................... 32 表 3-2：農村及鄉鎮(社隊)企業就業統計（1978-1992） ...... 34 表 3-3：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的規模及其結構變動（1993~2005） ..................................................... 36 表 3-4：2000-2008 年全國按三次產業分就業人員數(年底數) .. 37. 政治大表 3-5：城市勞動力市場工資變化 ......................... 38 立. ‧ 國. 學. 表 3-6：2006 年企業招工狀況 ............................ 38. ‧. 表 3-7:大陸農民工總體規模暨增減情形(2008~2018 年) ....... 39. Nat. er. io. sit. y. 表 3-8:大陸農民工外出規模暨結構變動(2008~2018 年) ....... 40 表 3-9：農民工分地區遷移類別比重 ....................... 41. n. al. i n U. Ch. v. engchi 表 3-10:大陸勞工與農民工就業結構（按三級產業分） ....... 42 表 3-11:大陸製造業與建築業農民工之工資與就業比重 ....... 43 表 3-12:大陸第三產業農民工之主要行業就業比重 ........... 44 表 3-13：大陸農民工年齡分布 ............................ 45 表 3-14：大陸農民工的教育水準(2008~2018) ............... 46 表 3-15：大陸不同類型勞動邊際生產力 .................... 46 4. DOI:10.6814/NCCU202000261.

(5) 表 3-16：大陸不同類別農民工工資水準 .................... 47 表 3-17：大陸城鄉收入增長情況比較（1978-2004） ......... 49 圖 3-1 各省流入人口比例的變化 .......................... 52 表 3-18：農村居民淨收入的增長與結構變化 ................ 61 附錄一：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政策變遷大事記................ 122 附錄二：新舊《土地管理法》徵地補償及集體建設用地等條文增刪. 政治大內容對照表 ........................................... 127 立. ‧ 國. 學. 附錄三：2013 至 2019 年有關宅基地使用權流轉主要政策名稱及內. ‧. 容................................................... 130. Nat. er. io. sit. y. 附錄四：各大城市當前積分制計算規則 ................... 132 附錄五：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環境與中央政策對農民工流動影響對照. n. al. C. i n U. v. hen chi 表................................................... 133 g. 5. DOI:10.6814/NCCU202000261.

(6)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6. DOI:10.6814/NCCU202000261.

(7) 第一章序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一、研究動機在世界各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但各國勞動者實現這一發展所採取的方式是不同的：英國是流民、美國是移民、俄國是農奴、拉美呈現城市貧民，而在中國大陸就是在城鄉間流動遷徙的農民工。農民工是指擁有農業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僱傭勞動者。從職業身份看，農民工已經是工人，但從戶籍身份上而言，農民工仍然是農民。. 立. 政治大. 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農民通過改變生產關. ‧ 國. 學. 係而引發農村經濟一系列的快速發展，農民脫貧的願望與鄉村工業化的啟動結合，使社隊(鄉鎮)企業快速發展。隨後，1990 年代中期啟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農. ‧. 民工便迅速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上的限制，快速流入沿海城市及特區尋找改善. sit. y. Nat. 生活的契機。這股龐大的民工潮直至 2010 年後才逐漸趨緩。這樣的轉變，有其. al. n. 二、問題意識. er. io. 內在的結構因素以及與土地、戶籍制度的影響。. Ch. engchi. i n U. v. 本研究將藉由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等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探討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過程，觀察歸納其在經濟發展理論的共通性與特殊性，並仔細疏理檢視剩餘勞動力在那些時間節點，得以擺脫制度約束，抑或藉由制度放寬限制條件的吸引，進入城市正式部門或非正式部門，或者遲遲無法融入城市？這個龐大農民工群體，是否難以入籍城市，但仍需持續忍受低薪以支撐經濟發展？抑或有機會取得城市戶籍，逐漸享有公平的市民化待遇？對農民工而言是否有這樣的選擇機會？農民工群體引發的誘致性變遷，將對正式制度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引發相同方向的強制性變遷？若然，則是否代表整體農民工有機會融入城市，農民工流動人群終將離開耕地進入工業部門，最後穩定地進入城 7. DOI:10.6814/NCCU202000261.

(8) 市定居。若否，則農民工流動人群有能力耕種者，是否願意重返農村承包土地？抑或，終其一生仍在城鄉間徘徊、穿梭、等待，不斷尋找工作機會，難以停止流動？因此，檢視大陸當局如何改善農民工的承包土地產權保障，與逐步取消城市諸般歧視與工作限制，讓農民工未來有機會分享城市經濟發展的成果，進而縮短城鄉差距，達成振興農村的政策目標，這是本論文主要關切的問題意識。多數西方發展經濟學家主張應當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內涵加以區別。如赫立克(B. Herrick)和金德爾伯格(G. P. Kindle Berger)認為，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經濟發展則不僅更多的產出，還應與以前相比產出的種類有所不同，以及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帕金斯(D. H.. 政治大. Perkins)認為，經濟增長指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的總量、或人均量的上升。. 立. 經濟發展除意味著人均收入上升外，還意味著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結構變化中. ‧ 國. 學. 有兩種變化最為重要：1.是國民生產中農業的份額縮小和工業的份額擴大；2. 是農村人口百分比的減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 ‧. 是目的。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sit. y. Nat. 一般言，沒有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有經濟發展，但有經濟增長不一定有經濟發. er. io. 展。若出於制度上的原因，產出增長的結果造成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這就是所. al. 謂無發展的增長。對中國大陸而言，經濟發展還意味著改革與開放，首先是意識. n. v i n Ch 形態束縛的解放，接著是制度的改革，讓各種生產要素能自由流通與組合。改革 engchi U 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成長十分驚人，為數龐大的農民工在體制限制與利益追求的互動中的所作所為，不僅對大陸經濟增長多所貢獻，也影響經濟發展的內涵與特色，未來這些農民工及其家人能否繼續對增長做出貢獻，並融入永續發展的軌道中，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將是本論文關切的重點。最後，針. 對中共「十九大」宣示加大「農村扶貧」及「農村振興」政策，就其資源投入能力，對現有之「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與其內部討論甚久之「土地流轉」政策等進行評估，並預判可能造成那些影響與變化。. 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8. DOI:10.6814/NCCU202000261.

(9) 研究問題確定之後，接下來要選定研究切入的途徑即使用的方法，選擇之前主要考慮研究的限制，然後再考量研究途徑及方法的特性（優缺點），作出「適當」的選擇。. 一、研究途徑（approach）：經濟發展、制度變遷農民工流動是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起點。這類國家都是以農業為主，農村存在過剩的勞動力，城市現代工業部門非常弱小，一旦累積（獲得）少數經濟剩餘開始發展，就會出現吸引農村低廉勞動力的移動，展開一系列的農民工的流動與遷移過程，成為經濟發展歷程中重要的篇章。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切入點是. 治政大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的流動，勞動力優化配置效率提升造成經濟增長，進而造成生立產要素之間效率全面提升的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等，相關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是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從產業部門剩餘產生的原因及流通，農業勞動力因應產. ‧ 國. 學. 研究最主要的 benchmark 之一。1. ‧. 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政權，經濟發展的問題除了就經濟發展論經濟發展外，也要考量不同的體制因素，就農民工遷移的問題而言，城鄉二元分隔的戶籍制度. y. Nat. io. sit. 及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是關鍵的限制條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戶籍及土. n. al. er. 地制度的變遷是影響農民工變遷的另一個重要的面向（dimension）。因此，制度變遷成為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途經。. Ch. engchi. i n U. v. 在戶籍制度變遷方面，它是一個農民工遷移管制的鬆綁過程，牽涉到的層面非常廣泛，本研究引進「新遷移經濟學」2將分析角度從農民工個體擴充到整個農戶（household），農民工決策考慮的重點不僅是個人的所得問題，全家的收益與風險將居於更重要的位置；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制度變遷方向，我們引用產權經濟學理論，3探討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分離所衍生的交易成本問題。. 二、研究方法（method）： 1. 參閱姚洋，發展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4 月，第 1-5 章。 Stark, O. and D. E. Bloom, “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May, 1985), pp. 173-178. 3 FFurubotn, E. G. and R. Richter, 顏愛靜主譯，制度與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 年 9 月。 9 2.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0) 在農民工研究過程中，我們要從宏觀層面分析農民工遷移的趨勢極其對經濟產生的影響，首先是從政策文獻分析其可能產生的強制性變遷；其次是運用統計數據分析方法，觀察總體影響數據的變化趨勢。對於許多有價值的二手文獻提供數值分析，我們也必須運用數量分析的知識分析其可靠性及加以推廣的界線。由於宏觀資料不但少且取之不易，多數的實證性研究都是從微觀的角度著手。其中分為抽樣研究與個案研究兩種：抽樣研究大都屬於小樣本的調查，根據研究者的關係網路選定幾個不同發展程度的村莊調查，基本上談不上隨機及獨立，樣本和母體結構擬合度也成問題，可靠性要視相同的研究結果是否相同而定，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探明趨勢中的結構內涵變化；個案研究則以固定的村莊作深入的. 政治大. 觀察，主要是推敲一些重大趨勢變化中的機理。4. 立. 由於時空的限制，本研究著重採用已有之研究成果作為推論之依據，從涵蓋. ‧ 國. 學. 不同時間、空間及變數規模的研究中，找出其間的關連性，嘗試解答一些與先驗知識或理論不甚符合之處。特別是經由計量經濟學中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 variable bias）觀點的啟發，對比一些早期模型較為簡單的實證研究與後期變. sit. y. Nat. 數設定比較完整合理的實證研究，找出一些推展理論的線索及依據。5. er. io.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內容. al. n. v i n Ch 根據發展經濟學勞動遷移因素的研究，可以將勞動力遷移的因素歸納為拉力 engchi U 因素（pull factor）及推力因素（push factor）兩類。自 Todaro 模型流行以來，預期的城鄉所得差距被認為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最重要的拉力因素；推力因素則較為複雜，包括事前的風險管理、事後的風險因應，以及土地約束與人口壓 6. 力所導致的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反應等。從拉力與推力的角度觀察，大陸經濟持續成長不但影響城鄉勞動工資的變化，戶籍及農村土地制度也在近 40 年的改革. 4. 參見朱玲，「經驗研究中的關鍵細節」，經濟研究（北京），2002 年第 12 期，頁 81-95。見 Bao, S., O. B. Bodvarsson, J. W. Hou and Y. Zhao, “ The Regulation of migr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China’s Hukou System”,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29, No. 4, October 2011, pp. 564–579. 6 Barrett, C.B., T. Reardon , and P. Webb (2001), “ Nonfarm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ural Africa: concepts, dynamic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od Policy , Vol. 26 , No.4, pp. 315–331. 10 5.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1) 過程中也出現不斷的改變與演化，我們以工（產）業化的進展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的拉力角度，探討農民工的遷移變化；我們以城市化戶籍制度改革相對滯後對農民工移動的干擾、以及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演化與改革作為推力因素所產生的影響，從經濟及制度（戶籍及農村土地）兩個層面分析農民工轉型的變化與潛在制約，並探索農民工遷移在大陸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影響。針對前述問題意識，本文將在第二章解釋大陸農村經濟若干常用的基本特徵概念，以及以農支工的經濟發展策略等觀點，作為論文討論的基礎外，並藉由四個著名的人口流動模式：劉易斯模式、拉尼斯-費模式、喬根森模式和托達羅模式，檢視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農民工的流動趨勢變化。第三章將藉由農民工流動的. 政治大. 視角，思考這個群體如何利用經濟發展的機會，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並對經濟. 立. 做出貢獻。另外，在本文第四章、第五章藉由產權經濟學理論中的科斯（Ronald. ‧ 國. 學. Coase）交易成本理論、阿爾欽（Armen Alchain）產權理論、巴澤爾（Yoram Barzel）公共領域租值理論，以及諾斯(Douglass North)制度變遷理論(Institution. ‧. Change Theory)等討論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與農民行為變化等角度，對龐大流動的農民工從「離土不離鄉」到「離土又離鄉」，甚至部分農民工家庭已出現「離. y. Nat. io. sit. 土不回鄉」的現象變化，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如何從「兩權分離」演變. n. al. er. 朝「三權分置」方向變革的路徑依賴與轉變，解析這些政策所透露出的政策意涵. i n U. v. 與趨勢。第六章為結論，除觀察近期中共回應國內外政經環境變化，所頒佈實施. Ch. engchi. 的各項經濟政策與發展策略，並檢視政策所產生之效果。最後，說明本研究之貢獻與限制，以及指出未來值予繼續加以研究的若干問題。. 11.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12.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3) 第二章. 研究背景與理論基礎. 第一節中國大陸城鄉發展的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一、大陸農村經濟基本特徵 (一)以小農為主的精細耕作據哈佛學者珀金斯(Perkins D. H.，1969)及英國學者麥迪森(MaddiSon,A.， 1998)的研究，7從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代，近千年的歷史時期，人口較土地相對稀少，故出現各種強制性的勞動制度，目的在提高對農業的勞動投入。到宋朝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再加上長江下游、華南地區納入大量從北方南. 政治大. 遷的人口開墾土地，遂使中國農業轉向一個以擁有生產與經營自主權的自耕農和. 立. 佃農為主的土地制度。自耕農可以自由買賣土地，在地方市場出售自種的農產品。. ‧ 國. 學. 當時中國農業已經形成一種制度架構，它能夠有效地分配資源，也有能力進行技術變革，以適應耕種土地受男性繼承制(partible male inheritance) 所帶來日. ‧. 益變小的家庭農業生產規模。. sit. y. Nat. (二)存在隱藏性失業. n. al. er. io. 從 Perkins 研究得知，中國在明朝開始至上個世紀 60 年代末的 600 年當中，. i n U. v. 人口與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速度的平均水平幾乎是完全一致。8中國作為一個不發. Ch. engchi. 達的農業國，人均糧食產量幾乎是實際收入的全部，換言之，中國的人均收入在這段歷史時期就是基本保持不變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停留在前現代的水平，經濟增長伴隨著人口規模的擴大，技術變遷速度緩慢，人們收入水平狀況相對停滯。林毅夫檢視明朝到 1960 年代末的這一段歷史，得出重要結論認為：這主要原因就在於前現代社會的技術變遷大多發生在農業部門，而現代社會的技術變遷則大多在工業部門。儘管技術變遷在兩個部門都有發生，但工業部門的技術變遷速度顯然更快。從 1369 年到 1957 年，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增 7.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著，宋海文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年 9 月，頁 1-34；麥迪森(MaddiSon,A.)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西元 960 年-2030 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1-10、17-21。 8 據 Perkins 估算明朝人口在 1400 年左右最高曾到達 7200 萬人，種植面積約 24.7 百萬公頃；中國統計年鑑 1960 年代末，中國大陸人口已達 8 億 2000 萬人，播種面積 21 億 5200 萬公畝。 13.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4) 長了一倍，耕地面積也增長了五倍，人口增加了十倍，人均糧食產量卻沒有發生變化，原因就在於技術變遷主要集中在以養人為主的農產品這種必須品上。這是前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9當然，這亦凸顯著農村存在著大量的隱藏性失業人口。. (三)自然條件及耕作內容差異與人口變化為何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人口眾多的國家?有許多學者比較中國與歐洲，因為面積相當，亦有比較中國與印度，因為人口規模逐漸相近。但整體而言，中國人口總量是歐洲的兩倍，人口密度高，此不僅是中國的特徵，也是東亞地區的特色。林毅夫認為人口密度的差異主要與不同地區人的養育小孩的成本有關。養人成本越低的地方，人口密度通常就越高。中國地勢西高東低，這種地形受太平洋季風. 政治大. 影響，使得降雨量主要集中在每年 5 至 10 月。農作物生長需要水分和溫度兩項. 立. 條件，中國每年的 5 至 10 月正好是「雨熱同期」，特別適合糧食尤以高產水稻. ‧ 國. 學. 的種植。10不同作物單產有很大的不同，以中國 1952 年農作物單產為例，水稻每畝產 161 公斤，小麥 49 公斤，玉米 90 公斤，高粱 79 公斤，小米 78 公斤，甘. ‧. 薯 126 公斤。在中國這種適合種植水稻的地區，同樣面積糧食產量較多，以糧食. sit. y. Nat. 作為計價單位來計算，養人成本較低，養人數量較多，人口密度就會較高。歐洲. io. er. 適合種小麥和發展畜牧業，單位面積糧食產量較低，養人成本較高，單位面積能供養的人數就較少。同理可以解釋中國的人口總量為何到明朝以後突然急劇膨脹，. n. al. Ch. i n U. v. 從幾千萬快速增長到三~四億。原因在於玉米和甘薯兩種新的農作物引入中國。. engchi. 雖然它們的單位產量都低於水稻，但甘薯幾乎在任何地區都能生長，原不能生產糧食的區域也能種出甘薯，這相當於一種技術變遷。糧食供給增加，導致糧食價格下跌，人的生存成本隨之下降，故人口不斷增長下去。此仍林毅夫總結中國人口密度高於歐美的最主要原因。11. (四)自給自足農產品商品化不高. 9. 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7 月，302-304 頁。歐洲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兩季，溫度較低，因此歐洲較適合小麥與草原畜牧業發展；印度則是「雨熱不同源」，3、4、5 月份是熱季，到 6、7、8 月份就進入雨季。 11 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頁 305-306。 14 10.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5) Perkins（1969)及 MaddiSon（1998)的研究都提到：中國過去長時期的歷史裡，其農業經濟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至 1890 年時，它仍然要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68%以上，使用整個勞動力的 4/5。在此之前的兩千多年期間，這些比例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變化。12甚至中共建立政權之初以 1952 年為例，當年總人口數為 5 億 7482 萬人，在非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只有 3412 萬人，但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卻高達 1 億 7317 萬人占比高達 84%，13與清朝末年的農業勞動人口比例相去不遠，人均糧食產量亦基本未有太大變化。龐大的農業勞動人口千百年來，基本上幾乎都在從事糧食生產的勞動工作。 Perkins 針對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中國 46 個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之糧食. 政治大供應，另外有 8 個城市處於東南沿海，唯一不在重要水路上的城市只有貴州(貴立運銷調查研究發現，有 24 個城市位於長江運輸線上或者是能夠從運輸線上取得. ‧ 國. 學. 陽)、山西(太原)、和綏遠(歸綏，現名呼和浩特)，以及首都北京。在中國的糧食交易運輸路線研究，可得出中國經常缺糧的地區有三：第一、東南沿海一帶，. ‧. 主要是廣州，有時包活汕頭和若干福建的城市；第二、北京─天津一帶；第三、在長江口附近的蘇南與浙北。長江口附近是主要的桑(養蠶)棉生產區域。糧食的. y. Nat. sit. 供應始終是中國歷朝歷代的重心，尤以首都地區的糧食供應最為重要。14龐大的. n. a. l C 二、以農支工的經濟發展策略. hengchi. er. io. 農業勞動人口主要耕種係自給自足外，部分提供三大地區的糧食供應。. i n U. v. 探討中國大陸的農村、城市二元結構背景時，不能不提到中共建立政權之始就立即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策略。關於中國大陸應該如何實行工業化的問題時， 1950 年初劉少奇曾主張：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經濟建設有保障後，要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再以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15劉少奇的這種觀點，其實與發展經濟學的劉易斯模式、拉尼斯‧費模式相當接近。但由於中共建政之初，對這個問題還來不及討論，當年 6 月底就爆發韓戰。1952 年中共提出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目標. 12. 麥迪森(MaddiSon,A.)，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頁 20。中國統計年鑑 1984 年版。 14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頁 190-198。 15 劉少奇，「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九五○年」，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 11 月版，頁 4-5。 15 13.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6) 的戰略，目的就是要早日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彼時的蘇聯經驗為中共提供了一個參考基準。16可是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若要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就不能依靠市場的力量。重工業是資本高度密集的產業，具有三項特徵：第一、建設周期長；第二、關鍵技術、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自己無法生產；第三、每項專案一次性投入資金非常大，動軋上百億甚至上千億。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是以農業為主，剩餘資金非常少。這就意味著：資金積累少，資金的價格就會非常高；可出口的產品少，外匯少，外匯價格高；生產分散，要動員資金非常困難。17簡言之，建設要花錢，缺乏資金要發展重工業，就得從農業部門擠壓農業剩餘，其採取的措施如下：. 政治大. (一)工農產品剪刀差、統購統銷榨取農業剩餘. 立. 農村地區的統購統銷政策從 1953 年才開始實施，城市裡已開始工業化，為. ‧ 國. 學. 創造城市裡的高額利潤，作為下一期投資來源，就必須壓低企業投入要素價格，所以中共執政當局必須從農村統購原料壓低收購價格。剛開始時統購只是棉花、. ‧. 糧食。但 1954 年以後很快所有的產品都要進行統購。18. Nat. sit. y. (二)低工資及民生物資配給，工業剩餘投入資本財生產. n. al. er. io. 農村施行統購，城市同時實行統銷制度。19前面提到資金動員的問題，理論. i n U. v. 上政府可以透過兩種方式提高企業利潤。首先，給予企業壟斷地位，讓企業為產. Ch. engchi. 品定壟斷價格，獲得較高的收益。其次，壓低各種投入要素的價格，包括資金、原物料價格，以及工人工資等。工人工資被壓低，為使其能生存下去，就必須壓低所有生活必須品的價格，包括糧食、服裝、住房、交通等一系列與生活有關的產品和服務。在這樣的重工業發展戰略下，微觀管理機制也必須與市場經濟機制不同。要把剩餘資金集中投資到重工業，就必須克服資金剩餘控制的難題。假如. 16. 蘇聯在 1929 年以前也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但在史達林領導下，工業化進程非常快，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建立起自己的重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這套模式在二戰之後對許多獨立的新興國家極具吸引力。 17 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頁 79。 18 若只壓低糧食和棉花的價格，農民是理性人，就會減少生產糧食和棉花，多生產那些沒被壓低的產品，所以很快所有的產品價格被壓低即屬必然。 19 統銷指要賣給誰，由國家統一計畫，賣給那些企業，也由國家統一計畫，像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須按照國家統一計畫，憑糧票、棉票和布票購買。 16.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7) 企業非國有，剩餘資金掌控在資本家手中，他們就會把資金投入利潤更高的產業中去，這些產業往往往是輕工業。為保證剩餘資金能全部掌控在國家手裡投資重工業，就必須實行國有化，消除私有企業。20. (三)集體化農業生產（規模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力在統購統銷政策運行下，隨著城市工業化進行的發展，企業對生產要素的投入需求就會增加，城裡工人的數量也會增加，但農村產量難以滿足城市工業需求。因為在嚴格管控農產品收購和銷售價格之際，也有政府無法控制的事，那就是農民分配個人生產和休息時間的自由度。農產品收購價格降低後，農民生產積極性也同步降低，但同一時期城市需求不斷增加，這就造成供給與需求間的矛盾。. 政治大. 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政府不必增加投入，又能提高農村的生產力水準?經濟學裡卻. 立. 有類似的理論可供作為解決方案，那就是規模經濟。於是 1952 年分給農民單戶. ‧ 國. 學. 的土地，到了 1953 年就開始推動合作化運動。21由於農業生產勞動力監督成本太高監管不易，再加上農業生產隊中的工作激勵很低，合作化的最終結果就是農業. ‧. 成長率低。. Nat. io. sit. y. (四)戶籍管制防止農民進城，城市失業人口下放農村. n. al. er. 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也是在 1953 年之後才逐漸演變出來。其原因在於 1953. i n U. v. 年開始推行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雖然重工業資本非常密集，投資非常多，但. Ch. engchi. 是創造的就業機會甚少，絕對不能滿足城市裡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需要。當時城市人口不是政府官員，就是國企員工，中共對這些人及其子女的就業是有承諾的。一方面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業，另方面為了不讓農民進城分享城市裡的各種補貼，只能對農業人口進城權利進行限制。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背後，其實是城裡的就業機會不足，就業機會不足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有密切的關聯性。甚至，城裡出現勞動力就業嚴重問題時，中共當局就發動青年下鄉運動。22. 20. 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頁 80-83。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頁 85-86。 22 有關上山下鄉運動，請參閱：徐友漁，「幻滅和覺醒」，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頁 198-205；劉小萌，「上山下鄉的前奏(1954-1966 年)─一個就業的新方向」，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 年 6 月版，頁 1-61。 17 21.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8) 第二節理論文獻述評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人口流動理論 20 世紀是城市人口急速增長的一個世紀，西方學者對人口的鄉村—城市遷移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化並提出不同的遷移解釋理論。作為人口遷移理論中受到最廣泛認知和運用的「推力—拉力理論」可以追溯到雷文斯坦(E·G·Ravenstein) 的「人口遷移率」。雷文斯坦認為「大多數人希望在物質方面得到改善的欲望」是引起遷移的最有力因素。這已涉及「推力—拉力理論模式」的一半:「拉力」。赫伯爾 (R· Herberle)最早完整提出「推力—拉力理論模式」，他在 1938 年發表的《鄉村—城市遷移的原因》一文指出，遷移是由一系列力量引起的，這些力. 政治大. 量包括使人離開一個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個地方的「拉力」。具體而. 立. 言，從鄉村遷移至城市，就是農村的耕地不足、缺乏基本生活設施、就業困難、. ‧ 國. 學. 社會經濟和政治關係緊張，甚至是嚴重的自然災害等等，構成鄉村地區的推力；另外，由於城市裡更好的就業機會、更好的發展前景、更高的工資收入、更完善. ‧. 的教育和醫療衛生設施等，建構了目的地的拉力。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遂使人. sit. y. Nat. 們不斷地由鄉村向城市遷移。本文將在第三章中，藉由發展經濟學裡的劉易斯模. io. er. 式(W. A. Lewis model)、拉尼斯‧費模式(Ranis-Fei model)、喬根森模式(D.W. Jorgenson Model)，以及托達羅模式(M. P. Todaro model) 等人口流動模型，. n. al. Ch. i n U. v. 探討四十年來中國大陸農民工的流動現象的變化。以下僅就發展經濟學的四個人口流動模型簡述說明。. engchi. （一）劉易斯模式(W. A. Lewis model) 劉易斯(W·A· Lewis，1954) 的雙元結構理論系統地將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和人口城市化的關係，23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城市工業部門。該模式有幾個假設前提：. 23.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 (2): 139~191, 1954.；陶文達認為 Lewis 模型的分析沒有把國際經濟貿易關係條件加進去，因此是一個封閉型的模式。陶文達，發展經濟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年 9 月版，頁 98。 18. DOI:10.6814/NCCU202000261.

(19) 1.無限的勞動供給──在發展中國家農村，由於人口多、土地資源有限，同時傳統農業部門又缺少資本投入，因此必然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人口的增加，農業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最終將趨近於零或成為負值。彼時，農業部門勞動力的減少不會影響農業總產量。 2.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因農業部門仍存在大量隱蔽性失業，故農業部門勞動力供給仍可視為無限的。在城市工業部門，由於勞動生率較農業部門高，各種生產要素必然向城市工業部門傾斜，城市工業部門的收入水準高於農業部門的平均收入。因此，擴大工業部門投資可以按照既定工資獲得所需增加的勞動力，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受高工資的吸引會不斷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這一過程將. 政治大. 持續到現代工業部門把所有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為止。. 立. 3.Lewis 轉折點 (Lewis turning point)──Lewis 解釋當發展中國家的傳. ‧ 國. 學. 統部門從農業社會跨入工業社會時，發展階段會出現重大轉折，其核心關鍵是勞動力從過剩逐漸轉變為短缺，這樣的轉變就被稱為 Lewis 轉折點 (Lewis turning. ‧. point)或拐點。Lewis 的表述有兩個轉折點。第一轉折點在傳統部門的增長停止，. sit. y. Nat. 其平均收入提高，並使得工業部門的工資上升；第二個轉折點出現在工業部門和. io. er. 傳統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之際，這樣便達到新古典學派的單一經濟的狀態。 Lewis 描述這個過程涉及的基本範疇有兩個部門(傳統和工業部門)、兩種工資. n. al. Ch. i n U. v. (傳統及工業部門的工資)，以及兩種經濟狀態(古典經濟狀態和新古典經濟狀態)，. engchi. 以及隱含在兩種經濟狀態下的兩種工資決定機制。. 4. Lewis 模式的意義與缺點─該模式是第一個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強調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結構差異，並把經濟增長過程與勞動力轉移(人口流動)過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現況。它的相關特點與發達國家走過的經驗相一致，是建立在歷史經驗的基礎，因而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它亦存在若干缺點而受批評。(1) Lewis 所稱之勞動力無限供給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傳統農業部門生產率雖然低，但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可能存在零值生產率的剩餘勞動力或偽裝的失業。(2) Lewis 模式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農業的發展，這是該模式最易遭受指責 19.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0) 的部分。(3) Lewis 模式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勞動與資本比例始終不變，換言之即資本投資積累越多，就業機會就越多，但實際情況卻是資本家常傾向於採用資本密集型技術，造成現代工業部門擴大，但就業機會卻增加有限。(4) Lewis 模式假定農村存在著剩餘勞動力，而城市不存在失業。此假定與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不符。(5) Lewis 模式把不變工資水準作為分析的基礎。但實際上，城市亦存在著大量失業，而且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工資水準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增加。. （二）拉尼斯‧費模式(Ranis-Fei model) 1.針對 Lewis 模型作修正─拉尼斯和費景漢二人重視農業勞動生率的提高. 政治大. 和農業剩餘產品的增加，這兩項要件是農業勞動力轉入現代工業部門的重要前提，. 立. 強調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兩者之間的平衡增長。拉尼斯─費模式將發展中國家經. ‧ 國. 24. 學. 濟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傳統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顯性失業人口，農業部門的邊際勞. ‧. 動生產率為零，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彈性無限大。此時，勞動力從農業流向工業部. Nat. sit. y. 門，不會使農業總產量減少，也不會引起工業部門工資水準的變化。相反，由於. n. al. er. io. 剩餘勞動力的流出，農業部門得以形成人口城市化所必需的農業剩餘。. i n U. v. (2)第二階段，農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產量大於零，但小於勞動的平均產量。. Ch. engchi. 此時，農業部門中仍存在著隱性失業人口。城市現代工業吸收這部分人口進入城市，導致農業總產量下降。糧食的短缺會引起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因此，工業部門不得不提高工資以吸引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由於工資水準的提高會阻礙勞動力的轉移，故而工業部門的進一步擴張，需仰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再次提高。 (3)第三階段：全部剩餘勞動力都被吸收到工業部門，勞動和資本一樣成為稀缺的生產要素，農民的收入和工業部門的工資都有其邊際生產率決定。傳統的農業就會變為現代商業化的農業。. 24. Gustav Ranis and John C. H. Fei，”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51, No. 4 (Sep., 1961), pp. 533-565. 20.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1) 2.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在拉尼斯‧費模式中人口增長與生產率增長是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兩個關鍵變量。在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無疑是一項基本國策。但這項政策只具有長期效果，因此在短期增加生產率是發展中國家更重要的發展戰略。生產率的增加主要有兩個途徑，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此模式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提高生產率的途徑在工農業部門是有所側重的。在農業部門由於缺乏資金，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不明顯的技術和耕作習慣的改進，而不是通過採用現代化的農業設備；工業部門生產率的增加主要取決於資本積累。發展中國家在選擇、引進國外技術時必須考慮自身的要素條件。 3.拉尼斯‧費模式的貢獻與缺陷──拉尼斯‧費模式認為農業對經濟發展. 政治大剩餘。劉易斯模式看重資本積累是工業部門擴張和經濟發展的唯一要素，而忽視立. 的貢獻不只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勞動力，而且還要為城市的工業部門提供農業. ‧ 國. 學. 技術進步的作用。現實中有些技術改進只需要增加勞動而不需增加資本，或只需要很少的資本。例如，農業生產率提高可通過增加勞動力來獲得，如輪作、套種，. ‧. 深耕和良種等。此模式提醒發展中國家在選擇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時一定要考慮本國勞動豐富這一特點外，亦須注意人口增長對勞動力轉移的阻礙，並確定了臨. y. Nat. sit. 界最小努力準則。這就為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提供了理論依據。拉尼斯‧費. n. al. er. io. 模式也存在著缺點：(1)與 Lewis 模式一樣，假定農業部門存在剩餘勞動力，而. i n U. v. 工業部門不存在失業。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城市存在著大量的失業。(2) Lewis. Ch. engchi. 模式和拉尼斯‧費模式都把工業部門的工資水準看成是由農業部門的收入決定的。但實際上儘管農村還存在著剩餘勞動力，城市存在著失業，城市工資水準還是在上升。(3)拉尼斯‧費模式假定農業勞動者的工資水準不會因農業生產率變化而變化。這一點不合理，實際上在發展中國家，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地方，若土地是農民所有，且上繳稅收低於他們的收入增加額，農民的生活水準會提高；若土地由地主佔有，農業產量增加可在地主和佃農之間按一定比例分成。. （三）喬根森模式(D.W. Jorgenson Model). 21.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2) 美國經濟學家喬根森(D.W. Jorgenson, 1961) 創立了新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25該模式不同於前述兩項模型，它並非建立在剩餘勞動力與不變工資上，也不承認農業有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的剩餘勞動力存在，更不認為農業與工業的工資水準是不變的。 1.基本假定與結構──這個模式建立在農業剩餘基礎上，認為農業剩餘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充分和必要條件。農業剩餘規模越大，勞動力轉移規模也越大，兩者同比例地增長。農業剩餘是工業部門產生與擴張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也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2.農業發展與人口增長──喬根森模式中人口增長由經濟增長決定，但人. 政治大. 口增長有一生理最大量限度，一旦經濟發展使人口增長達到生理最大量，人口增. 立. 長率就不會再增長。此時，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會超過人口增長，農業剩餘亦隨之. ‧. ‧ 國. 斷的進步。. 學. 產生和和擴大，而經濟之所以能持續增長，其關鍵在於農業與工業之技術總是不. 3.農業剩餘與工業擴張──據喬根森模型的推算，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 Nat. sit. y. 業部門轉移的規模必須與農業剩餘的規模相適應。其平衡關係是農業剩餘在總農. al. er. io. 業產出中的比例，等於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在農業剩餘存在的. v i n Ch 速度。這意味著農業人口流入城市工業部門的速度快於人口增長的速度。長期而 engchi U n. 條件下，總人口增長快於農業人口增長，從而工業人口的增長快於總人口的增長. 言，當工業技術進步存在時，工人實際工資就是上升，技術進步越大，實際工資. 上升得越高，但勞動就業人口數卻反而遭到壓縮。工資增長率與勞動份額成反比，而與資本積累成正比。由於工業擴張總伴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率的上升，故喬根森認為工業部門的工資水準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技術進步而不斷上升。 4.喬根森模式的特點與缺陷──(1)喬根森自稱其模式為新古典模式，而把 Lewis 模式、拉尼斯‧費模式叫做古典模式。他強調農業剩餘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充分和必要條件。沒有農業剩餘，所有人口都必須從事農業，當農業剩餘出現時，農業部門就會有部分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參加工業生產。農 25. Jorgenson, D. (1961).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71, 309-334. 22.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3) 業剩餘規模越大，勞動力轉移規模也越大，兩者同比例地增長。(2)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工資水準，都取決於技術進步率和資本積累率。由於技術進步率和資本積累率長期而言總是提高的，因此工資水準是上升的。(3)喬根森認為人口增長係內生決定，經濟增長雖然會引起人口增長，但人口增長有一個生理最大限量限界。一但經濟發展使人口增長達到生理最大量，人口增長率就會停止，農業剩餘也就隨之產生和擴大。經濟之所以能持續增長，關鍵係技術不斷地進步。(4) 勞動力轉移不在於生產率的增加，而在於消費結構的必然變化。喬根森不承認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勞動力之所以持續轉移到工業部門，是因為消費需求結構必然發生變化。人們對糧食需求是有限的，而對工. 治政大強調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更著重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作用，也否定立固定工資的假設，更接近現實狀況。但此模式同樣忽視對農業物質投資的重要性，. 業產品的需求是無限的。26 (5)喬根森模式與 Lewis‧拉尼斯‧費模式相比，更. ‧ 國. 學. 忽視城市的失業。另外，他提出人均糧食產出達到和超過臨界最低水準時，人們會把所有增加收入用於工業品的消費，而沒有增加糧食消費的慾望的觀點。學者. ‧. 連水佑次郎和拉坦批評稱，這些假定與人口統計或糧食消費行為不一致。. y. Nat. er. io. sit. （四）托達羅模式(M. P. Todaro model).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失業率及隱形失業率越來. n. al. Ch. i n U. v. 越高的情況下，由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移規模不但沒有減慢，反而持續的增長。. engchi. 此現象顯是 Lewis 等人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所難以解釋的。美國經濟家托達羅(M. P. Todaro)正是從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業同步增長的矛盾現象出發，提出自己的人口流動模型。27 1.遷移決策與就業概率──托達羅認為，由於城市中失業的存在，農村勞動者來到城市並不一定能夠找到工作。因此，他們在決定遷往城市工業部門工作時，就不能僅考慮城鄉收入差距，而必須也要考量城市的就業率和失業率，即他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在托達羅模型中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決策的因 26. 就現代經濟發展而言，對工業產品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反而是對服務業需求是無限的，從現代資訊業軟體發展帶動硬體發展的的經驗看來，許多工業產品的需求是由服務業產品拉動的。 27 Harris, J., and M. Todaro(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 126-142. 23.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4) 素不是城鄉實際收入差距，而是城鄉預期的收入差距，以及考慮在一定期間內在城市工業部門中，預期找到高報酬工作的就業機會或就業機率(employment probability)的大小。 2.人口流動的行為模式──托達羅指出，若觀察的時間拉長到一個相當的時期，很容易發現大多數遷移者是由 15~24 歲之間的年輕人所組成，因為年輕的遷移者，必須以長期、甚至永久收入預期為基礎。若遷移者個人預期初始階段，在城市找到永久固定收入的可能性較小，但有希望在長的時間內，隨著個人在城市交際工作逐漸拓展，使得找到永久收入工作的可能性提高時，則即便初入城市的預期收入遠低於農村，但對年輕人而言進行遷移仍然是合理的。. 政治大. 3.城市失業動態均衡模式──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決定較大的城鄉收. 立. 入差異，而這又導致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湧入城市地區，造成城市勞動力嚴重失. ‧ 國. 學. 衡，使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28托達羅推論認為，城市勞動供給決定於城市勞動力自然增長率和城鄉人口流動規模。在工業化初期，現代工業部門所占比重很小，. ‧. 幾乎所有人口都生活在農村。此時，城市收入水準很高，工業部門迅速擴展使得. sit. y. Nat. 城市就業機率大大地超過人口增長率。結果，較大的城鄉實際收入差異和較高的. io. er. 就業機率，誘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這樣城市勞動供給增長率就會逐漸地超過勞動需求增長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農村遷移者在城裡. n. al. Ch. i n U. v.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會不斷變小，就業機率的下降必然導致城鄉人口流動速度放. engchi. 緩，最終使得城市勞動供給增長率下降到等於城市勞動需求增長率。此時，城市的就業率和失業率就會穩定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4.政策含義──Lewis 模式，拉尼斯‧費模式和喬根森模式的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控制人口增長，加快鄉村往城市的人口流動，儘快地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國。與前述三種模式不同，托達羅模式的政策含義是如何阻止鄉─城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以解決日益嚴重的城市失業問題。對於托達羅模式的政策含義可以更進一步描述：(1)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的失業問題，解決城市失業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工業部門. 28. 大陸此一問題不嚴重，可能是戶籍制度發揮咯調節作用。 24.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5) 的擴張。(2)發展中國家城市工資水準不是市場因素決定的，而是由政府的最低工資法和工會壟斷等外在力量訂定的。由於這些因素限制，要減少城市工資水準十分困難，因此托達羅認為改善農村的生活條件，也許是縮小城鄉收入差異的可行措施。(3)托達羅建議，發展中國家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策略，應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的生活環境，使農業勞動者實際收入水準提高，生活環境更加舒適。唯有如此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的激勵就會下降，從而城市就業壓力就會減輕。 5.托達羅模式的特點與缺陷──(1)托達羅模式著重研究如何放緩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以緩和城市的失業狀況，與其他人口流動模型強調勞動力. 政治大致，因而不是固定的而是上升的。這種不斷上升的工資水準導致城鄉實際收入差立. 轉移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2)托達羅假定城市的工資水準是由政治力介入所. ‧ 國. 學. 異拉大，引起人口流動速度快於城市工業部門就業創造的速度，從而造成城市失業率上升。(3)托達羅模式把城市失業作為分析前提和目的，就業機率被視為是. ‧. 人口流動的一項重要因素;其他三個人口流動模式把城市充分就業當作分析前提，因此視人口流動的關鍵因素是城鄉實際收入差別。(4)托達羅認為農業與工業，. y. Nat. sit. 農村與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重要意義。消除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不是. n. al. er. io. 依靠農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農業生產力，改善農村生活條件，使. i n U. v. 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不斷縮小，最終使二元性完全消失。(5)托達羅模式當然也. Ch. engchi. 受到批評。第一，托達羅認為農村不存在剩餘勞動力，這當然與事實不符。第二，托達羅假定流入城市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會在城裡傳統部門做些臨時性工作或完全閑置；但實際上，有些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遷移者會再回到農村，更有遷移者賺錢後就回到農村，用於投資提高農業生產率。. 二、產權配置與制度變遷理論經濟問題總是與行為者的選擇聯繫在一起，由數個行為者彼此間的互動最後會形塑成制度。因此，制度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會受到行為者討價還價的互動而發生變遷。中國大陸在 1978 年以前的公有制體制下，生產和投資均須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自由選擇，人力及其他生產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動和重組。在那個時 25.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6) 代，「選擇」在制度上沒有合法性。但深入觀察和體驗卻可發現，私人的選擇仍然頑強地存在。同一農民在「公地」與在自留地裡的勞動態度判若兩人。29在 1970 年代末開始，農村發生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城市出現國有企業的鬆綁、承包和改制，私人企業開始以「個體戶」和其他名目重新出現，「外資」在沿海大城市、經濟特區大量湧現。農村裡的農民，就以「離土不離鄉」、「離土又離鄉」的流動方式進行「選擇」。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農民在各種公有制條件限制下，進行了流動的選擇。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中國大陸被視為公有制，生產隊、公社或企業擁有的土地、廠房等有形或無形的資產所有權(ownership of the assets of firm)屬於國家或集體，不屬於任何個人，也不屬於任何個人的所有. 治政大有權並不一致。農民開始流動之後，原有家鄉承包的土地會對這些農民工產生何立種影響? 權集合。但由於經濟資源在法律上的(de jure)所有權和事實上(de facto)的所. ‧ 國. 學. 本文將在第四章、第五章，藉由產權經濟學理論中的科斯（Ronald Coase）. ‧. 交易成本理論、阿爾欽（Armen Alchain）產權理論、巴澤爾（Yoram Barzel）公共領域租值理論，以及諾斯(Douglass North)制度變遷理論(Institution. y. Nat. n. a. l C (一)科斯（Ronald Coase）交易成本理論. hengchi. er. io. 與制度互動造成變遷。以下謹就四個理論進行說明。. sit. Change Theory)等，來探討制度是如何影響農民進行選擇，而農民工最終又如何. i n U. v. 羅納德·哈裡·科斯（R·H·Coase,，1937）在《論企業的性質》指出「由於預測的困難，關於商品或勞務供給的契約期限越長，對買方而言明確規定對方該做什麼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適」。30其基本思路是：圍繞交易費用節約此一觀點，把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元，找出區分不同交易的特徵因素，然後分析什麼樣的交易應該用什麼樣的體制組織來協調。. 29. 請參閱：蔡昉，「改革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與重新配置」，中國農村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2017 年第 10 期，頁 1-11；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與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化─一個經濟制度變遷史的回顧」，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北京：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9 月版，頁 1-46；周其仁，產權與中國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 7 月版，頁 1-12；林毅夫，「我在經濟學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經濟學(季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17 卷第 2 期 2018 年 1 月，頁 730-731。 30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Economica 4:386-405. 26.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7) 科斯認為，交易成本是獲得準確市場資訊所需要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交易由資訊搜尋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監督履約情況的成本、可能發生的處理違約行為的成本所構成。結論是，通過建立一種無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層級性關係，或者說通過將資源結合起來形成像企業那樣的組織，可減少在市場中轉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種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組織關係，這種「持久性的組織關係」就是制度，包括契約，也包括政策等。張五常將科斯的交易費用概念擴大為「制度費用」，接著將制度費用一分為二：維持經濟制度的費用和改變經濟制度的費用。張延伸解釋，為何計劃體制的制度費用──主要是信息費用和既得利益的反對──奇高無比才得以長期堅持。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改變. 政治大. 制度的費用明顯下降。高昂的制度費用，本身就會不斷刺激人們尋找節約它的可能性。. 立. ‧ 國. 學. (二)阿爾欽（Armen Alchain）產權理論. 阿爾欽對「產權」一詞定義為：「產權是由社會強制執行的對資源的多種用. ‧. 途進行選擇的權利」。產權即對財產的權利，財產的廣義的所有權，包括歸屬權、. sit. y. Nat. 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人們（主體）圍繞或通過財產（客體）而形成的經. io. er. 濟權利關系。直觀形式是人對物的關係，實質上是產權主體（公有主體及私有主體）之間的關係。據以產權為研究重點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產權是對經. n. al. Ch. i n U. v. 濟品的權利，包括使用、獲得收益、處置的權利。3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沒有明確. engchi. 提出「產權」一詞，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財產所有權問題，重點考察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前提下的私人產權制度，他不認為私人產權是唯一合理或有效率的產權，提出要歷史地看待不同形態的產權。列寧指出財產權不僅是一個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它包括各種不同的權能。他提出要弄清所有權、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等概念的區別。周其仁研究產權問題時就察覺，既然選擇即權利，那麼在公有制下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上存在的私人選擇，是否顯示即便在計劃公有制內，「私產」也從來沒有完全被消滅?32對「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的離開 31. A. Alchian. 1987.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 Vol.2. 周其仁，「序言」，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北京：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9 月版，頁 1-12；周其仁，「農村改革：一個經濟制度變遷史的回顧」，產權與中國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 7 月版，頁 23-69。 27 32.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8) 土地耕作的農民工而言，未來會如何選擇已承包土地?繼續保有、轉租或「出售」? 相關論述將在後面章節再詳予討論說明。. （三）巴澤爾（Yoram Barzel）公共領域租值理論巴澤爾（Yoram Barzel，1989)對交易費用的定義──為獲取、保護和轉讓產權而支付的費用。33比科斯定義寬(「因市場交易而發生的費用」)，但比張五常的(「制度費用」)更窄。34巴澤爾在 1977 年發表關於奴隸制的經濟分析，35解釋為何在美國南部和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社會中偶有奴隸，通過贖買而使自己變成自由民呢? 巴澤爾的研究回答是奴隸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權的費用來自於一項重要事實──奴隸的生產價值由奴隸本人控制；為減輕這種管理負擔，奴隸主利用. 政治大. 定額制刺激奴隸勞動並降低奴隸主的監督費用；在定額制下，能幹的奴隸就可為. 立. 自己積累起最後足以贖身的錢財。該項研究解釋了：私產何以在具有強制性反對. ‧ 國. 學. 力量的壓制下和平地得到界定。. 巴澤爾強調，由於界定產權非常不易，即使在法律上將全部資源都清楚地界. ‧. 定為私人所有，在實際經濟生活總還存在「公共領域」 (public domain)。巴澤. Nat. sit. y. 爾並未指出處於「公共領域」的資源，既沒有得到清楚法律界定，亦非「無主財. al. er. io. 產」。中國大陸改革近四十年來，許多公有制下的土地、廠房、企業就有此類特. v i n Ch 把私人在實際擁有對「公共領域」資源的權利，稱為「福利攫取」(welfare engchi U n. 徵。除非資源沒有價值，私人斷然不會在「公共領域」邊界外自動卻步。巴澤爾. capture)。「攫取」具有「擄掠」和「掠奪」的含義，不是正當的「索取權」 (claim)。簡言之，資源的受益是「有主」的，資源的成本也是「有主」的。在得益和成本兩方面，雖實際成本收益主體與名義清楚合法主體並不相同。在此意義上，用理性人假設來推斷公共過道必定被攫取，並沒有實證意義。重點是要研究，法. 33. Barzel, Yoram.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The Press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ew York. 34 張五常，「新勞力經濟學」，賣橘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頁 173；張五常，經濟解釋(三卷本)(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版。 35 Barzel, Yoram. 1977.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73-96. 28. DOI:10.6814/NCCU202000261.

(29) 律上(或道義上的)清清楚楚的公有制為何消除不了事實上的私有產權，以及在事實上的私產存在的現實約束下，利用名義公有資源的行為之特徵和效率為何? 張五常對此提供解釋：「適者生存意味著某種制度安排必須被採用以降低租金耗散」。攫取會帶來「攫取損失 (capture loss) 」或「租金耗散 (rent dissipation) 」。36首先攫取所得部分成本由別人承擔，通常會導致攫取者並不善待公共領域裡的價值。其次，攫取者為掩蓋其攫取行為的非法性，會被迫採用某些非效率的方法。最後，攫取得益會激發更多的人參與攫取，從而增加壟斷或界定攫取權的費用，導致可攫取的「租金」被非生產性的用途耗散。此即私人可攫取公共資源的機會，一方面刺激攫取行為從而引起攫取損失。另方面攫取損. 政治大恰恰是後者，提供理解制度和組織、包括形形色色「非典型的私產和價格機制」立失的現實又刺激租金既得利益者，採用某種制度安排來「保衛」租金不被耗散。. ‧ 國. 學. 制度存在並「運行」的基礎。表明攫取權是在所有現實的和潛在的攫取者間、以及在攫取者和公共過道公共性質保衛者之間的博弈中被界定。藉由巴澤爾與張五. ‧. 常的觀點，原本屬於農民、農民工所共同擁有的集體土地、廠房或社隊企業等，在農民離開耕種工作甚至離鄉之後，他們的權益還在否？本文將在第四章及第五. io. sit. y. Nat. 章中深入探討。. n. al. er. （四）諾斯(Douglass North)制度變遷理論(Institution Change Theory). Ch. engchi. i n U. v. 諾斯對制度(institutions)概念的基本理解：「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更規範地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係的約束。」；而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則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諾斯也曾一再指出，按照他自己的理解，(institutions)基本上由三個基本部分構成：「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約束(行為規範、慣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準則」，以及它們的實施特徵(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37諾. 36. 張五常，賣橘者言，1988 年版。 Douglass C. North,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2. 29 37. DOI:10.6814/NCCU202000261.

(30) 斯討論制度分析方法論基礎中的三個基本問題，即人類合作、制度分析中的行為假定，以及人類交換中的交易費用( transaction costs)問題。因諾斯長期對制度變遷的研究，國家才正式成為新的有效產權興起過程中之重要力量。據諾斯研究「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17 世紀的荷蘭和英國因為順利完成從土地公產制轉向私產制的轉化，民富國強從此而起；但同時期的西班牙被既得利益──圈地養羊──拖住土地制度改變的步伐，國家就在競爭中落後。諾斯認為西方國家對待新興產權組織的差異，解釋了這個重大的歷史分叉點。38由此觀察，制度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一種對個人能提供有效的激勵，保證經濟增長決定性因素的關鍵就是產權。什. 政治大是很容易地侵犯產權?本文將藉此觀察視角，透由制度變遷理論檢視改開革開放立. 麼樣的因素讓國家這個唯一擁有合法暴力的組織，會嚴守保護產權的立場，而不. ‧ 國. 學. 前後農民行為與土地承包制度、戶籍政策制度調整的交互影響。後面章節討論涉及農民、農民工權益的土地流轉政策、戶籍制度等細節，並從中剝離出相關制度. ‧. 變遷的路徑依賴線索。. n. er. io. sit. y. Nat. al. 38. Ch. engchi. i n U. v. 周其仁，產權與中國變革，2017 年 7 月版，頁 7。 30. DOI:10.6814/NCCU202000261.

(31) 第三章大陸農民工流動的過程與經濟發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農民在人民公社制度束縛下無法退出農村，不能自由遷徙，更難進入城市。1978 年農村經濟改革之初，安徽、四川等地農民摒棄集體勞動生產，自發進行包產到戶；隔年中共中央允許試行，成效顯著，1981 年開始推廣。1982 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全面肯定，至 1984 年全面施行，隨後人民公社正式廢除。在新制度下，省掉農業集體生產過程中過高的監督成本；交足集體所需，剩餘歸承包農戶，有效改善農民生產的激勵機制：農業生產力提升後，農戶平均分配的狹小耕地中原隱藏性失業的勞動力就變成顯性的過剩，此時過剩勞動力便有. 政治大無法全面實現農村發展，農村要發展就須解決農業勞動力過多的問題。1978 年立. 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業中退出的誘因。僅靠制度改革或強化農業技術投入等措施，. ‧ 國. 學. 後中國大陸農業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外轉移，40 年來已有兩億以上的農民轉往非農部門發展，對大陸經濟成長做出巨大貢獻，也改變了城市及鄉村發展的風貌。. ‧. 本章首先回顧大陸農村勞動力的遷移過程，在 1949-2018 年的 70 年中，大陸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78 年以前的計畫管制. y. Nat. sit. 階段；第二階段是之後的改革開放的鬆綁階段。由於第一階段的情況特殊，本研. n. al. er. io. 究將其放置在第二章的研究背景中做簡要的介紹。本章聚焦於第二階段的說明與. i n U. v. 分析。鑑於大陸統計局於 2008 年把農民工列為專項調查後，有關資訊顯著增加。. Ch. engchi. 為了充分利用這些有用資訊，本章 1979～2018 年的時段以 2008 年為分界點，分別在第一節及第二節加以論述；39第三節就大陸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對農民工遷移的影響加以說明，近十年來大陸農民工人數增長趨緩但結構出現變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力密切相關；第四節農民工對大陸總體經濟及其他經濟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加以說明。. 第一節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外移動的過程大陸經濟改革過程的起點，基本上符合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二元經濟發 39. 此分期法，請參閱：李周，「農民流動：70 年歷史變遷與未來 30 年展望」，中國農村觀察(北京)，2019 年第 5 期，頁 2。 31. DOI:10.6814/NCCU202000261.

(32) 展特徵，顯示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以及這個伴隨著資本積累擴大和工業擴張的勞動力轉移過程。就產業結構發展的過程觀察，由於勞動要素從生產率低的農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國民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可以不斷得到提高，和庫茲涅茨過程（Kuznets Process）40充分吻合。因此，大陸農民工的流動在理論上就是一個工業化過程中影響勞動力變遷的現象。這部分的農民工流動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建立與發揮作用的結果，但因大陸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受到國企改革及城市戶籍制度的制約，因而不能充分發揮城鄉薪資差距產生的勞動力移動拉力，並呈現出以下幾項特點：. 一、制度改革促使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 政治大允許試行，成效顯著，1981 立年開始推廣。1982 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農問題的 1978 年安徽、四川等地農民摒棄集體勞動生產，自發進行包產到戶；隔年. ‧ 國. 學. 「一號文件」，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全面肯定，至 1984 年全面施行，隨後人民公社正式廢除。實施家庭承包制和廢除人民公社，完全省掉農業生產過程太高的. ‧. 監督成本，有效改善農民生產的激勵機制，更賦予勞動力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業中退出的權利。41從此，固化的隱藏性失業勞動力便開始鬆動，進入嚐試性移動時. sit. y. Nat. 期。. n. al. er. io. 家庭聯產承包制給予農戶經營自主權和剩餘產品的索取權，此一制度的推廣. i n U. v. 取得了極佳效果(見表 3-1)。從 1978 年到 1984 年，農業增長速度由原來的 2.9%. Ch. engchi. 提高到 7.7%，糧食增長速度也較前高，農業人口增長由 2%下降到 1.3%。這些數據的背後顯現出多餘的勞動力及大量的農業剩餘。表 3-1：改革前後的農業增長(%) 年份 1952-1978 1978-1984 1984-1987 農業 2.9 7.7 4.1 農作物 2.5 5.9 1.4 穀物 2.4 4.8 -0.2 人口 2.0 1.3 1.5 資料來源：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48。. 40. Kuznets, S., 1957,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5 , No.4, (Supplement), pp.3~110. 41 蔡昉，「改革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與重新配置」，中國農村經濟(北京)，2017 年 10 期，頁 2-12。 32. DOI:10.6814/NCCU202000261.

(33) 二、鄉鎮企業興起，強力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1980 年代）劉易斯模式的一項重要前提，就是農業部門必須有農業剩餘作支撐。勞動力要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本身必須擁有農業剩餘提供工業部門發展之用，農業剩餘規模越大，勞動力轉移規模也越大。42改革初期，城市國營企業改革落後，又要安排原有城市失業人口及安置大批返回城市的知青，因此中共當局仍嚴格限制農民工進城工作。43此階段雖然出現農業剩餘，但實際情況並未如劉易斯模式理論所言：有農業剩餘後，勞動力便會開始離開農業和農村，進入生產率更高的城市非農就業領域或工業部門。44由於彼時戶籍制度的限制仍在，大中城市對待無外出證的農村外來人口均立即當作「盲流」管理對待，45加上農業剩餘保留在農. 政治大的鄉鎮企業務工，形成農民「離土不離鄉」的特點。立. 村集體經濟手上，鄉鎮非農領域因此獲得發展機會，農業剩餘勞動力遂湧至鄰近. ‧ 國. 學. 非農業部門鄉鎮企業勞動力的回報高於務農所得，誘使農民加速離開農業部門。46表 3-1 資料顯示：1984-87 階段的各項農業生產增長指標均較前一階段下. ‧. 降（穀物生產甚至是負成長），顯示鄉鎮企業的發展更多的吸納了農村勞動力；. y. sit. io. al. er. 中。. Nat. 但農村人口增長卻從 1.3％上升至 1.5％，因為鄉鎮企業勞動力還算在農村人口. v i n C h萬人，年均轉移 81.2 年間共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 406 e n g c h i U 萬人；1984-1992 年鄉鎮 n. 從表 3-2 可明顯可看出幾項變化：47(一)、1978-1983 年社隊企業階段，五. 企業時期，9 年共轉移 7345 萬人，年均轉移 816 萬人，年均轉移人數是前階段. 的 10 倍。(二)、1984 年鄉鎮企業開始湧現，當年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 1973 萬人，為歷史上年轉移量的峰值。(三)、鄉鎮企業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人數，與中. 42. Jorgenson, D. W. ，Griliches Z. (1967.),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4(3)：249~283. 43 宋洪遠，改革以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年)，頁 358。 44 Lewis, W.A. (1979), “The Dual Economy Revisited,” Manchester School, Vol. 47, No.3, pp. 211-229. 45. 朱翼，「略論農村流動人口」，財經研究(上海)，總第 164 期 1995 年第 7 期，頁 41-42。 Cook, Sarah(1999), “Surplus labor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5, No.3, PP.16-44. 47 王春雷，「鄉鎮企業對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影響(1984~1992)」，晉陽學刊(太原)，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 6 月)，頁 136-137。 33 46. DOI:10.6814/NCCU202000261.

(34) 共中央的城鄉二元經濟管制政策密切相關。1985 年轉移 1771 萬人。隨後 1986 年、1987 年每年轉移人數都近千萬，1989 年、1990 年實行治理整頓，勞動力回流近百萬人。1991 年開始復甦，至 1992 年則又吸納近千萬人，鄉鎮企業勞動力人數總量達 1 億 626 萬人，比 1983 年增加 2.3 倍。表 3-2：農村及鄉鎮(社隊)企業就業統計（1978-1992）. 單位：萬人. 年份農業部門就業人數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每年轉移人數 1978 30638 2827 -1979 31025 2909 82 1980 31836 2999 90 1981 32672 2969 -30 1982 33867 3112 143 1983 34690 3234 121 1984 35968 5208 1973 1985 37065 6979 1771 1986 37990 7937 958 1987 39000 8805 868 1988 40067 9545 740 1989 40940 9366 -178 1990 47710 9264 -102 1991 48030 6909 344 1992 48290 10626 971 資料來源：1、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鄉鎮企業司編，中國鄉鎮企業統計摘要(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2 年)，頁 6。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1992 版)(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 年)，頁 97。.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發展經濟學建構起城鄉二元經濟體系，經由農業剩餘的支持，城市工業部門逐漸長，進而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工業部門。根據 Ranis and Fei 的模型，農業勞動生率的提高和農業剩餘產品的增加，這兩項是農業勞動力轉入現 48. 代工業部門的重要前提。大陸農村聯產承包制後的情形符合上述兩個條件，但城市國企還處於改革摸索階段，導致城市無法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另由於管理體制的鬆綁，為非國有經濟的鄉鎮企業(包括城鎮集經濟、鄉村企業和城鄉私人企業)的發展創造條件。相關企業必須在市場競爭中維持生存，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和有效勞動進行分配的激勵機制，使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大幅吸納農業剩 48. Ranis G.and Fei J. ( 1965.),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No.4, pp.533-565. 34. DOI:10.6814/NCCU20200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