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視閾中的文革敘事

國家歷史往往以男性為敘事中心，是以男性統治者的眼光看待歷史事件，官 方修訂的正統歷史大書總是極力建造大時代的歷史大敘述，是一種淹沒弱勢、扼 殺個人的文化暴力造史過程。官方所傳播的歷史論述，都是經過潤飾、刪修，所 保留下來對官方有利的意識型態，歷史並非絕對客觀，處於移民社會中種族弱勢 的族群感受當更為深刻，是以嚴歌苓在《扶桑》序言中如此評斷：

同一個歷史事件、人物，經不同人以客觀的、主觀的、帶偏見的、帶情緒的 陳述，顯得像不同的故事。一個華人心目中的英雄，很可能是洋人眼中的惡 棍。由此想到，歷史從來就不是真實的、客觀的。³⁷

歷史大敘述中充斥了男性偉人的豐功偉業，毫無女性發聲的空間，女性角色在歷 史中一直處於被消音的位置，甚至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的理論中女性只是被閹割的「他者」。西蘇（Helene Cixous，1937－今）在〈閹 割或斬首？〉（”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一文中陳述女性在社會文化中所

36 嚴歌苓，《扶桑》(台北：聯經，1996 年)，頁 254。

37 嚴歌苓，〈得獎感言：挖掘歷史的悲憤〉，《扶桑》(台北：聯經，1996 年)，頁Ⅴ。

受的壓抑，同時挑戰陽性語言和思想結構。她指出：

在象徵秩序中所有事物都是由語言說出來的，一切的存在也必須透過語言，

受語言法則操控，最後完全被陽性欲望所擒。³⁸

所謂歷史，是以男性觀點為標準所撰寫，相較於男性的主動性，女性的被動 角色在語言系統中則與死亡無異，女性的歷史向來是空白的一頁，歷史對女性的 忽視，其實正是對女性族群關注的缺乏。但正如鄭至慧所說「女人不是沒有故事，

只不過在傳統上，她們沒有權利成為說自己的故事、把自己寫進歷史的那個『主 體』。」³⁹女性主義學者認為，主體、客體的歸屬劃分和在歷史上掌控發聲權與否 有著密切關連：

沈默是一個被支配者的狀況，被當成一個客體;說話則是自由的標記，是使人 成為主體的標記。⁴⁰

有聲音的女人才有路可以走，嚴歌苓在小說中以女性為主體，寫出在歷史大 敘述中缺席的女性歷史，讓被消音的女性發聲，從而強調個人與私領域的小歷 史。嚴歌苓見證了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陸自 1966 年以來的一場政治運動，全面 性的對傳統文化進行顛覆，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文化浩劫，人心淪喪、彼此 鬥爭，國家經濟、教育幾近停擺，各地發生嚴重飢荒，非自然因素死亡人數難以 估計。殘酷時代使她的筆觸越發敏感細膩，以女性的視角探尋「文革」這段特殊 歷史背景中，被壓抑、扭曲、變形的人性。她透過《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的角 度，讓讀者聽見在「國共內戰」、「土改」、「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中被忽略的

38 莊子秀，〈後現代女性主義──多元、差異的凸顯與尊重〉，收錄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 論與流派》(台北：女書，2000 年)，頁 304。

39 鄭至慧，〈女人可以怎樣寫地圖〉，《她鄉女紀──閱讀女人的創作版圖》(台北：元尊文化，1997 年)，頁 56。

40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2003 年)，頁 352。

女性聲音。

王葡萄天真、熱情、樂觀，從小被孫家買進當童養媳，在中國土改時，公公 孫二大以惡霸地主身份被批鬥幾至於死，葡萄從死刑場上偷偷地將奄奄一息的孫 二大揹回家，藏匿在紅薯窖中奉養他幾十年。在她眼中，兵荒、糧荒、蟲荒、人 荒，躲一躲，就躲過去了；到過史屯的十四軍、八路軍、土改隊、洋和尚、洋姑 子、城裡學生、日本鬼子、美國鬼子，通通待不長，剩下的還是這個村、這些人。

王葡萄不受任何意識型態的束縛，她沒有像其他八個婦女一樣，犧牲自己的丈夫 來拯救八路軍士兵；沒有盲目從眾，批鬥公公孫二大。她用自己的眼睛看待土改、

文革一系列政治事件，嚴歌苓以一個農村婦女的角度，道出歷史事件的荒誕。台 上批鬥聲震天響，台下的葡萄扯著爛麻打麻線，她深信活下去才有出路，「土改」、

「四清」不過是政治口號，在她看來每回都一樣。當史屯書記安排省裡派來的樸 同志住在葡萄院裡，樸同志一再跟葡萄強調此次可是要長耽，葡萄心裡卻這麼想：

誰耽長了？你來了說他投敵，他來了說你漢奸，又是抗日貨、又是日貨大減 價，末了，剩下還是這個村，這些人，還做這些事：種地、趕集、逛會。有 錢包扁食，沒錢吃紅薯。⁴¹

嚴歌苓注意到女性在正統大敘事歷史中缺席，不管是國共內戰造成的風雲變 色或是造成中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歷史中留名的始終是政治人物。嚴歌 苓以一名鄉下農婦的眼睛看政治情勢起落，將大歷史融入凡人俗事的小敘事之 中，你爭我奪、彼此鬥爭，也都不妨礙王葡萄享受性愛、扯爛麻打麻線，葡萄深 信不管是八路軍、十四軍或日本鬼子、美國人全都待不長，剩下的來是這片地、

這些人，使歷史中缺席的女性聲音被聽見，為歷史提供另種見解。對鄉下農婦而 言，重要的不是鬥垮了幾個地主富豪，而是肚皮溫飽與否。中國十年浩劫對文化 的摧殘、教育的擱置乃至人性尊嚴的踐踏，嚴歌苓以不帶批判的筆觸客觀呈現，

41 嚴歌苓，《第九個寡婦》(台北：九歌，2006 年)，頁 262。

將焦點專注於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滿足。政治情勢起起落落，人物來來去去，歷 史上留名的毛澤東、四人幫、華國鋒、鄧小平，葡萄也只是一句淡淡的「噢，又 打上啦。」結束話題，無疑銷解了文革歷史帶給中國的巨大傷痛。在宏大歷史背 景下，鄉下農婦以開闊的智慧在看似鬆散、平凡的勞動生活中，面對繁複艱困的 年代始終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內心的道德秩序。

嚴歌苓不止一次表達對「歷史」的看法，在最接近她個人經歷的小說集《穗 子物語》中曾如此說道：「史學家都不能對歷史有絕對發言權；他們呈現給我們 的歷史，其實是他們版本的歷史。」⁴²。《穗子物語》不全是穗子的經歷，而是她 對那個時代的印象，「拖鞋大隊」的女孩們在那個人心向惡的時代以惡報惡、以 惡報善，她們一起密謀背叛耿荻，為了查明耿荻是男是女，不顧他人尊嚴將她男 式外裝剝光撕淨，得到她們懸想許久的答案，卻也失去了孩子們最天真無邪的童 心。一場文化大革命不僅是知識界的浩劫，更斲傷人性純樸的善端，歷史上紀錄 的是可量化的數據，嚴歌苓以小穗子的眼睛讓我們看見無法計數的背叛、險惡、

道德淪喪。

西方思想大家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認為：「有 大型的歷史學，也有小型的歷史學；兩者各有其價值，但它們的價值不同。大型 的歷史學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是怎樣發展成為現在的樣子的；小型的歷史學則使我 們認識有趣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推進我們有關人性的知識。」⁴³語言本身是一種 權力形式的表徵，女性掌控話語權則能提高能見度，使歷史中缺席的女性聲音被 聽見，依靠自己的力量與作為突破陽性思維的圍堵，為歷史提供另種見解。

42 嚴歌苓，〈自序〉，《穗子物語》(台北：三民，2005 年)，頁 3。

43 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著，何兆武、肖巍、張文杰譯，《論歷史》

(北京：三聯書局，1991 年)，頁 14。

第六章 結論

身為女性與移民的身份使嚴歌苓在寫作上反映出女性邊緣離散經驗，小說主 角絕大比例是為女性，以女性視角建構女性語言體系。作為一位多產量的作家，

嚴歌苓對文學有其堅持與關懷，對書寫的過度狂熱與焦慮，讓她長期飽受失眠的 痛苦，她曾自述一次最痛苦的經驗：「最長的失眠是三十四的通宵，當我硬撐著 坐到稿紙前時，不得不承認腦子已接近一個白癡。這時，眼淚嘩嘩地在我臉上流，

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非但不能作一個成功的作家，我恐怕連個正常的人都算不 上了。」¹這種狂熱的衝動，源自於對創作的堅持，正如同西蘇（Helene Cixous，

1937－今）一再強調：

女人必須寫妳自己，必須讓人聽見妳的身體。唯有將身體書寫出來，豐沛的 潛意識資源才得以湧現。²

嚴歌苓筆下的女性身體有著渾圓外型與粉嫩色澤，飽滿、鮮嫩的粉紅小腿、

小臂、雙手、酒窩，無不充滿性吸引力，不只是視覺上的刺激享受，更帶有味蕾 上的滿足想像。此外，嚴歌苓還透過衣著的顏色強化女性強大的生命力，如扶桑 一身巫術般爛紅如醉的紅綢衫。而貼身衣物更是最能引人遐想的側寫物，由女房 東沃克太太垂吊在浴室內的精巧內衣褲，即勾畫出一位輕盈、秀麗，如同半透明 絲質襯裙清柔的女性形象。而女性身體最受父權體制重視的便是她的子宮，傳宗 接代為女性首要任務，子宮成為播種的溫床，嚴歌苓於小說中便探討了女性身體 成為生育工具的荒謬性價值，但當人口快速成長須遏止生育率時，女性的子宮又 被強制監控，甚至以粗暴的手段進行結紮。最隱密的女性生殖器官被各式各樣的 論述型式交錯切割，在陽物中心、閹割恐懼思維之下，女性子宮將被沙文主義殘

1 嚴歌苓，〈一天的斷想〉，《波西米亞樓》（台北：三民，1999 年），頁 4。

2 參見莊子秀，〈後現代女性主義──多元、差異的凸顯與尊重〉，收錄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 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2000 年)，頁 306。

暴地一再操控。對標誌女體成熟的第二性徵，嚴歌苓以「極致的恥辱」、「骯髒鮮 血」、「醜事」、「不要臉」等負面詞彙加以形容，實是提醒讀者在男性意識形態主 導下，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觀感一直是充滿罪惡感。因此，在種族歧視或戰爭爆 發時，女性總成為男性施暴、凌遲，消滅肉體與尊嚴的對象，女人的身體一次次 成為替罪羔羊。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與慾望投射，是嚴歌苓小說中最常見的主題。她不斷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與慾望投射，是嚴歌苓小說中最常見的主題。她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