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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體的肉身承載與社會形塑

第二節 子宮爭奪

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在《女人的世界史》中提到:「馬 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德國宗教改革領袖)指出:『上帝造她是要 她屬於一個男人,生養小孩。』在一神論的男性的宏偉設計中,女人只是生養小 孩的機器,此外無他:『讓她們生養小孩直到她們因此而死,』路德如此建議道:

『這就是她們的功能。』」25女性的身體被分為「及格」和「不及格」,以她在家 庭中功能的完備與否作為區分,亦即──是否能生兒育女,尤重於誕下男丁以延 續香火,生育男嗣成為女性進入婚姻中的首要任務,基進女性主義代表雅德里 安.瑞奇(Adrienne Rich,1929-2012)便認為:

父權體制下的男人業已成功地使女人相信:女人,除非當上母親,否則再怎 麼也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女人。26

為了生兒育女,母體即使犧牲生命亦在所不辭。因此,在《小姨多鶴》中,

當身懷六甲的小環被日本官兵追殺,倉皇逃生之際,遭牛隻衝撞、拋擲、狠狠重 摔於地,奄奄一息、下半身一團血水的她,在意的仍是腹中胎兒,想盡辦法要止 住下半身不停冒出的血水。送至醫院後,醫生宣告小環以後再無生育功能,張家 兩老一致要求保住孩子:

老大夫卻不走,看了二孩一眼,低聲告訴他,就是保住小環一條命以後也生 不下孩子了;部件全壞了。二孩媽這時說:那就留孩子吧。

25 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著,刁筱華譯,《女人的世界史》(台北:麥田,

1998 年),頁 134。

26 轉引自羅思瑪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 報文化,1996 年),頁 149。

張站長再一次代表張家宣布:母子二人若只能保住一條命的話,就保住張家 的孫子。27

一向順從父母的張二孩此時扯著醫生的衣領,既哀求又威脅,無論如何要保住小 環一命。存活下來的小環已無法生育,張家二老便從人肉市場買來一滿州國日本 少女──多鶴,這個因國敗家亡回不了祖國的女人,成為替張家傳宗接代的生育 工具。

多鶴非妻非妾亦非奴隸,身份曖昧不明,她的存在只是替小環生張家的孩 子,張家二老甚至向小環表明了「只是買個日本婆子來生孩子,生完了就打發她 走。」28多鶴如同動物般被對待。張二孩本只愛著小環,在買日本婆子給張家繼 承香火這件事他從頭到尾頂撞父母,但行動上還是順從的;小環更無從置喙,只 能在一旁踱跺腳、鬧鬧脾氣跑回娘家。喪失生育功能的小環在張家二老心中地位 一落千丈,先前懷孕時,全家人一面忍受小環的壞脾氣,一面還賤兮兮地笑著捧 場;而今媳婦跑回娘家,張站長有恃無恐的說:「小環生不出孩子了,她不敢怎 麼樣。」29女人的地位全繫乎她的肚子爭氣與否,女人亦將這樣的價值觀念內化,

小環在張儉鑽到她被子下的時候,將他轟了出去:

有富裕種子別往她這不出苗的地上撒,撂下多鶴那塊肥田正慌著。30

與丈夫燕好本是天經地義之事,卻因為分娩不出一兒半女,反倒催促丈夫和 另一個女人肌膚之親,即使生下的孩子和自己無血緣關係,仍眼巴巴的盼著孩子 一個個誕生。

傅柯曾指出女性身體因從屬於現代科學而被賦予意義:

27 嚴歌苓,《小姨多鶴》(台北:三民,2009 年),頁 32、33。

28 嚴歌苓,《小姨多鶴》(台北:三民,2009 年),頁 24。

29 嚴歌苓,《小姨多鶴》(台北:三民,2009 年),頁 29。

30 嚴歌苓,《小姨多鶴》(台北:三民,2009 年),頁 77。

女性的身體受制於一個歇斯底里化(hysterization)的過程,被製造成僅僅 是子宮,並同時變得「神經質」。31

當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最後落到了「生育」這一功能上,所謂的尊嚴、人格、

主體自由也將蕩然無存,女性不只被貶抑也自我貶抑,女性存在價值的荒謬性由 此可見一斑。

嚴歌苓在〈也是亞當,也是夏娃〉中探討了性別、性取向及民族文化議題,

巧妙的以聖經故事伊甸園中的男人──亞當,為男主角命名,女主角則刻意隱瞞 真名,自稱為「夏娃」。伊甸園中的夏娃幻化自亞當的一根肋骨,小說中的夏娃 則是因丈夫外遇,離婚後經濟窘困,生計所迫只能和男同性戀者亞當簽訂一份子 宮出租契約以維持生活:

他們可以租一個像我這樣的母體;到處有我這樣流落在破碎的婚姻之外、急需 五萬塊錢的女人。光是被亞當淘汰的,就有好幾百。我們女人可以無償地生 育,可以天性使然地生育,便也可以為優厚的酬金生育。單單作為一具母體,

和一張培育蘑菇的溫床是沒太大區別的。32

嚴歌苓藉由故事中的人名提出反諷:「亞當的真名字是什麼呢?亞當對女人 們竟是虛設的。」33亞當、夏娃、伊甸園,這個異性戀霸權最原初的起點,變成 了男同性戀者、出租子宮的女人、刻意追求高度自然純淨的生活,喝著無咖啡因 無奶無糖的「何必」,吃著人工栽植、幾無調味的有機飲食,女性的生存價值僅 在於為胚胎提供一個母體的溫床。當夏娃提出抗議,要求亞當花時間陪伴,亞當

31 克莉絲‧維登(Chris Weedon,?-?)著,白曉紅譯,《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台 北:桂冠,1994 年),頁 128。

32 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台北:三民,2001 年),頁 183。

33 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台北:三民,2001 年),頁 175。

一句「我付了你錢」,明白昭示此段契約下的關係不須付出感情。在夏娃的堅持 下,亞當雖讓步了,但當夏娃大腹便便,殷切邀請亞當感受嬰兒的胎動,「亞當 終於像真正的父親那樣,膽怯地將手放在我的肚皮上。他的輕微嫌惡沒有逃過我 的知覺:他是那麼不情願去觸碰一個雌性肉體,即使這肉體中孕育著他自身的一 個延續。」34男同性戀者亞當和同性伴侶不可能共同孕育後代,讓自己的一部份 留在世上,只能透過女體,而夏娃就是他用來得償所願的工具了。

亞當租借女體誕下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嬰兒菲比,就傳統親子關係而言,他 是生身父親此一至親角色,但他對夏娃──孕育自己孩子的母體,竟然是膽怯、

嫌惡、不情願觸碰,但即便如此,菲比的撫養權及親權仍全歸亞當所有,嚴歌苓 在此嘲諷了傳統親子關係中對「父子(女)」權力優於「母子(女)」權力的不公 平現象。如同基進女性主義者曾探討在美國合法且行之有年的「代理孕母」契約 中,對生父權利偏袒的不合理制度。他們認為:

就「代母」事中的生父而言,其在好幾個方面根本如同置身事外,因此他與 孩子間的關係是不及一般生身父親與孩子間的關係的──譬如他既不親隨懷 孕發展,又不參加教生課程,更不親臨分娩或在孩子初生後立即伸上父親的 手──如此事事缺席,又怎可指望他與孩子間能立即產生如一般男人在得子

(女)時所有的那種與孩子間的聯繫呢?35

亞當與夏娃的關係,實與代理孕母契約相去無幾,菲比之所以誕生,全源於「一 管針筒的注射」,同性戀者亞當對女體厭惡的程度甚至到了光聞氣味就噁心嘔 吐。夏娃分娩前陣痛不已,她只能透過電話向幫傭的老婦人求救,只能獨自一人 前往醫院生產,因為亞當正與情人共渡假期。菲比出生後,亞當畏懼夏娃對菲比 與生俱來的母愛,婉拒夏娃親自哺乳,剝奪辛苦懷孕、冒死生產的母親接近孩子

34 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台北:三民,2001 年),頁 187。

35 羅思瑪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文 化,1996 年),頁 159。

的權利,父權制度下的蠻橫專制在此暴露無遺。諷刺的是,亞當之所以從一個個 見過的女人中選擇夏娃,是因為他從會談過程中觀察她的性格、家族成員的脾 性,認定她不具備任何個性特色,亞當認為「太出眾的東西是危險的,適度的平 庸是一個人心智健康、終生快樂的最好保障。」36這具負責生育的女體必須平庸,

不得擁有任何個人特色,更別說聰明才智、才華氣質等與生育無關的特質,女子 無才便是德的要求似是放諸四海皆準。

霸權制度對女人子宮的掌控權除了要求她們生兒育女,也表現在生育數量的 控制上。十八世紀的經濟學理論家馬爾薩斯(T.R. Malthus,1766-1834)在《人 口論》一書中論及人口數量與經濟狀況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

數年間誕生數對死亡數的比例,指示了人口增加,大大超過該國生產物或獲 取物的比例增加,我們就可十分有把握的斷言,除非居民移出,不然,死亡 數瞬將超過誕生數;……無其他原因減少人口,一切國家都無疑會有週期的流 行病或饑饉來侵襲。37

根據馬爾薩斯(T.R. Malthus,1766-1834)的說法,過多的生殖將造成食物與 其他資源之匱乏,他認為為了社會福祉應該遏止生育率的提升。文革時期中國的 一胎化政策,正是由於擔憂預期中之饑荒以及快速人口成長所帶來的其他災難性 後果,而制訂的強制性生育控制計畫,其中包括了監控女人的月經週期、要求非 志願性的墮胎、以及延遲婚姻的合法年齡。38中國政府在 1970 年代開始推行「計 畫生育政策」,1979 年進一步將「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確立為其基本國策之一,雖然舒緩了中國人口成長的壓力,但在傳統重男輕女觀 念尚未改變之下,非自願性避孕、強制墮胎、虐殺女嬰的情形層出不窮,女人子

36 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台北:三民,2001 年),頁 177。

37 馬爾薩斯,《人口論》(台北:三民,1977 年),頁 63、64。

38 參見 Pepper Schwartz,Virginia Rutter 著,陳素秋譯,《性之性別》(台北:韋伯文化,2004 年),

頁 23。

宮的自主權完全被剝奪,生或不生自己無法作主,更甚者連屬於個人體內的生殖 器官都和公社進步有關。在《第九個寡婦》中,就將當時中國大陸強制施行一胎 化政策的粗暴手段明白昭示,結不結紮竟成了國家進步的首要指標:

宮的自主權完全被剝奪,生或不生自己無法作主,更甚者連屬於個人體內的生殖 器官都和公社進步有關。在《第九個寡婦》中,就將當時中國大陸強制施行一胎 化政策的粗暴手段明白昭示,結不結紮竟成了國家進步的首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