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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人與禁賭

第三節 家訓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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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文〉中即稱「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33因此政府、士人對於農 業生產特別關注,亦留意任何可能影響農業生產的行為。沈溺於賭博者,不僅將生活、

務農所需的金錢用於賭博上,毫無節制地成天賭博更是荒廢農耕,耽誤農時,因此被 宋代政府、士人視為阻礙農業生產的一大毒瘤。

其三則是社會治安層面。宋代士人特別注意任官地的風俗與治安,「飲博鬥訟」四 者既然不斷出現於勸諭文章之中,可知這是民間常見的問題,也是造成風俗敗壞、治 安不穩的主要原因。此四者之中,尤以賭博造成的後果最為嚴重,士人所欲勸戒的對 象幾乎都起因於賭博。民眾沈溺賭博而不侍奉父母,造成民間風俗磽薄。「使而賭博,

終於盜賊」,賭博者需要不絕的財源,以繼續一擲千金的呼盧喝雉,因而鋌而走險,以 販賣私鹽、屠牛馬、銷銅錢,甚至於偷盜劫掠等非法方式籌措賭金。賭博無度的荒廢 時日,也使得賭博者無法從事農桑,與其他賭客的金錢糾紛,更有可能演變為鬥毆、

詞訟等局面,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憂。

第三節 家訓禁止

若說勸諭文章關注的對象是勸戒民眾,那麼他家訓所關注的對象,就是如何維持 一個家的穩定與延續。維繫家庭的基本條件,即家人的和諧,以及穩定的經濟。家人 關係的和諧於否,是一個家能否團結一心之關鍵。而家庭中不僅有日常生活的固定開 銷,亦得面對婚喪嫁娶等不確定的大筆支出,因此家庭經濟財源是否穩定,同樣是一 個家能否延續的重要條件。

在宋人的家訓中,賭博是造成家庭無法維持延續因素。賭博不僅有損家人的和睦,

更直接損害家庭經濟,將維繫家庭的兩項基本條件破壞殆盡。因此在宋代士人眼裡,

為了家族的穩定與延續,賭博是必須翦除的阻礙。

袁采的《袁氏世範》是宋代家訓體裁的代表作,其中特別強調賭博對家庭的危害。

〈子弟須使有業〉:「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弈、異衣服、飾輿馬、與群小為伍,以

33 (宋)朱熹,《晦庵集》,卷100,〈勸農文〉,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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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言其魅惑人如狐也。」40即便是像王安石如此愛好弈棋者,仍作詩切責葉濤之 因棋廢業,可見單純的博弈若無所限度,過於沈溺而妨害到日常正業,一樣會成為士 人譴責的對象。

對沈迷賭博的子孫,《鄭氏規範》亦訂定了處罰方式:

一、子孫賭博無賴,即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眾罰拜以媿之。

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眾痛箠之。又不悛,則陳於官而放絕之。

仍告於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三年改者復之。41

《鄭氏規範》中要求子弟,棄絕一切足以「蠱心惑志、廢事敗家」的休閒娛樂,對沈迷 賭博而屢勸不聽的子弟懲罰,最嚴重將從族譜上除名。可見義門鄭氏對子弟的賭博行 為無可容忍,就連可能使人沈迷的休閒娛樂也一併禁絕,旨在維持家族的聚居與延續。

綜合以上,會發現家訓中「賭博」、「耽酒」與「好色」,三項惡習不斷出現,並且 都連結到一個結果:「破家」。家訓最終關注的焦點,乃是如何維持家的延續,以及家 人之間的和諧。因此「破家」是撰寫家訓的士人們所極力避免的結果,任何可能導致

「破家」的行為都應盡可能防範。因此有些家訓苦口婆心地陳述賭博之害,再三勸戒子 弟避免荒遊淫逸;有些則訂立嚴厲的懲罰來嚇阻子孫犯禁,必要時甚至連單純的博弈 遊戲也一併禁止。

小結

宋代政府與士人群體極力禁絕的對象並非單純的博弈遊戲,而是靠機運獲取財物 的賭博行為。對宋代政府來說,為了維持士兵的軍紀以及民間治安,軍人賭博與櫃坊 賭博是必須被禁絕的對象。政府雖對此二者屢下禁令,地方官員亦有查禁,但從當代 人的記錄來看,似乎效果不彰。

40 (元)宋元懷,《拊掌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2-3。

41 (元)鄭太和,《鄭氏規範》,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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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群體基於重農觀念,以及維護民間安定與良善風俗,避免群眾有不勞而獲的 心態,每每透過撰寫勸諭牓、勸農文等勸諭文章,告誡百姓應勤於農桑正業,勿耽於 賭博、飲酒。並且將「飲博訟鬥」四項列為危害農桑、擾亂民間治安風氣最甚者,乃 百姓應戒之,士大夫應除之的對象。

家訓中嚴禁賭博的警語再三出現,並且都連結到同一結果:「破家」。創作家訓的 原初目的,即是為了維持家人間的和諧,以及家族的完整與延續。因此家訓中對於賭 博、酗酒等易造成子弟不孝、家人失和,動搖家族經濟,乃至於敗身「破家」的行為 絕對嚴禁,更甚者連圍棋、雙陸等休閒娛樂也一概禁止。為的都是不使子弟過度沈迷 於荒遊淫逸,導致家族破敗。

單純的博弈遊戲有調劑身心、休閒忘憂的積極功用。倘若與金錢財貨有所掛勾,

將博弈的賭性放大到極致,成為不勞而獲的「賭博」,宋代政府與士人基於社會治安與 善良風俗的考量,皆以法令刑責或撰文勸戒的方式,試圖對賭博加以禁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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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綜合前面章節,結論的部份將回答宋代博弈的幾個問題:

一、 「博弈」的特質

從赫伊津哈對遊戲的定義中,我們瞭解到遊戲的本質是愉悅(fun),並且有著地點 與時間上的限制。而博弈屬於遊戲之一,自然也與愉悅有關,並有別於日常而存在。

從前面幾章的討論中,可以看到不論是皇帝、士人,抑或是一般平民百姓,「博弈」已 經深入他們的休閒生活中,他們並藉此得到心靈的放鬆與慰藉,享受短暫自日常工作 中解放的時光。

赫伊津哈認為,遊戲是對某些事物的「再現」,1羅伯茨在論及遊戲形式時,也認 為部份遊戲的出現,乃是遊戲者「再現」所處的環境狀況。2而中國博弈遊戲的內涵,

事實上也在「再現」某些事物。中國古人認為,許多博弈遊戲設計理念的背後,都「再 現」了當時人的宇宙觀。遊戲者在遊玩的過程中,實際上就在「再現」宇宙天地的運 行,或是某些人類活動。陸九淵觀棋盤數日,領悟出圍棋設計乃《河圖》之數。3宋代 新出的博戲「宣和牌」,其牌數與點數更反映了天象二十四節氣,地之四方,以及人之 仁義禮智四端。4因此博弈遊戲的內涵,一言以蔽之即「象天法地」,將宇宙、天地、

1 Huizinga, Homo Ludens,13.

2 Roberts, “Games in Culture,” 604.

3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1,〈象山棋〉,249-250。

4 (明)張自烈,《正字通》,巳集中,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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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的種種事物,以具體或抽象的方式濃縮於各種博弈器具之中。也因為博弈遊戲 這種結合天地萬物的特質,使其也被應用於卜算之上,更增添其神秘氣息。

中國對「博弈」一詞的解釋,有「局戲」與「圍棋」,以及「賭博」兩種解釋,其 中「博」與「弈」在日後更成為「博戲」與「弈棋」兩大遊戲系統的代稱。「博戲」的 特點,就班固的說法是「懸於投」,即以擲骰、投瓊之類道具進行遊戲,勝負全憑運氣,

個人的智識、技巧幾乎派不上用場,也因此會出現「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的情 況。相對於博戲,「弈棋」的運氣成份可說是無關緊要,勝負端看個人的智力與技巧,

也因此賢愚難以同枰較勁。

增川宏一在論及遊戲的法則時,提到了一項遊戲的「賭博性」。事物只要有是非、

勝負之分,無不可用於「賭」。而博弈因有勝負之分,又具有競賽的刺激性,故用於「賭」

的情況相當常見。史料中所見,不僅「博戲」可用於賭,就連對智力技巧要求較高的

「弈棋」也可用於賭。「博戲」因具有規則簡單,分定勝負快速,輸贏全憑運氣,對參 與者智識能力上的要求較低,又可多人同樂等特點,因此要較「弈棋」更易用於賭之 上。因此對「博弈」而言,「賭」性是其與生俱來,不可分割的皮肉。過去博弈史研究 大都著眼於「賭博」行為,對賭博加以道德的批判,而少就博弈的內涵,以及博弈與 各階層的關係進行討論。因此在研究「博弈」時,應在不否認博弈具有賭性的認知下,

對博弈的性質內涵,以及博弈與人,博弈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持平地進行探討。

二、 「博弈」的階層性

透過對宋代史料的分析,會發現在宋代,各階層所遊玩的博弈遊戲,其分化並不 明顯;但同樣的博弈遊戲中,卻存在著明顯的階層性。如此結論看似矛盾,事實上卻 有跡可循。

增川宏一探討遊戲的法則時提出的「階層性」,指的是遊戲本身在使用的器具,參 與者的地位,對遊戲的喜好,以及權力的有無等層面上出現差異,5並無論及是否有某

5 增川宏一,《遊戲》,14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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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遊戲只專屬於某階層,其他階層者無意或無權遊玩之。

在博弈遊戲的喜好上,宋人許多詩文常將博弈描寫成「消閒」、「消日」的道具,

如蘇過「詩書與博弈,等是忘閒具」,6以及陸游「長日惟消一局棋」,7上階層由於閒暇 時間較多,因此在遊戲的喜好上,傾向規則較複雜,遊戲步調較慢的弈棋,或是智識 與技巧兼具的博戲。相較之下,民間百姓在日常工作之餘,所擁有的休閒時間通常較 少。因此在遊戲的喜好上,較傾向關撲、骰戲之類節奏明快,遊戲時間短,規則簡單,

又能夠快速分定勝負的純運氣博戲。

宋代史料中,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不論上層或民眾,在博弈遊戲的品味上卻相當 類似。皇帝、士人喜好圍棋,將圍棋視為「雅戲」,但圍棋並他們的專利,而同樣盛行 於民間,且有布衣國手隱於市井間。同樣地,民間盛行關撲,並以關撲作為交易方式,

而宋理宗卻在內苑中設市,令宮人小鐺撲錢為戲,自己也參與其中。由此可知,閒暇 時間的多少雖影響不同階層對遊戲的喜好,但就實際的選擇來看,大部分的博弈遊戲 都是雅俗共賞,通行於各個階層中。

而宋理宗卻在內苑中設市,令宮人小鐺撲錢為戲,自己也參與其中。由此可知,閒暇 時間的多少雖影響不同階層對遊戲的喜好,但就實際的選擇來看,大部分的博弈遊戲 都是雅俗共賞,通行於各個階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