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媒體實踐的限制
第三節、 實踐的監視時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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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惠其實在線下生活減少了許多和朋友的互動機會，或是因為多惠的 線上活動太多，經常需要讓周遭的朋友花時間與耐心等候多惠的回應，有時會帶 來相處時的不尊重感。多惠雖然是朋友圈的核心，但那是能夠包容她、與她互動 愉快的朋友，事實上也有些泛泛之交對她豐富的生活態度敬而遠之，多惠能夠發 揮她的領導力與影響力，也局限於肯定她的朋友圈裡。
第三節、實踐的監視時空限制
打卡實踐是揭露自己的行蹤與活動，公開讓他人觀看是社群網站的參與式監 視特質，但在「不妥當」的時間與空間打卡或被 tag，也會引發人們感到被監視 的疑慮。人們的打卡實踐，其實是依循監視權力的結構，無法避免地需要面對一 些問題，例如打卡的時間與空間場域限制，但人們也會設法找出方式因應。
參與式監視（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肯定社群網站作為新媒體的特質，
是使用者賦權，能自主邀請他人觀看自己，使用者握有主控權，是自願被監視的 主體（Albrechtslund, 2008；2012）。此理論其中的意涵，隱約指出使用者主導網 路舞台的觀展表演，人們能夠操控自己的表演形式與步調讓觀眾觀看；顛覆了傳 統由上而下的政治監視諷喻，而是社會的、非政治性的讓人窺探與觀展表演。
我在個案的經驗裡發現，參與式監視有些樂觀，談起人們媒體實踐的參與式 監視，除了實踐者自主的能力，也不能抽離實踐者被限制、被權力監視的老問題。
因為人們打卡實踐的監視問題是建立於「不確定性」之上，這種不確定性，包括 人們不知道自己打卡的結果，會被哪個朋友轉述、惡意引用；或是被老闆監視，
因為理念不同，而覺得員工上班打卡工作不認真。
監視效應有不確定性，但監視之於打卡也是局限於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場域，
才會受到限制。例如上班時間打卡，會有被監視的問題，但若不在上班時間、沒 去公司，這樣的監視場域就不存在了。反觀而言，監視社會也不一定無所不在，
因此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場域以外，人們大多數的時候，仍能盡情地打卡表現自我。
以下針對監視的特定時空場域說明，分別解釋這種監視場域內，打卡面臨何種監 視情境的限制，實踐者又會如何因應。
在公司上班，是一個典型的公開打卡實踐會十分敏感的場域。以多惠在民視 上班為例，我田野調查的期間，有次多惠的主管在辦公室內聽聞多惠很愛打卡，
面露難色直接表示：「上班打卡……不是很好吧？！一般人…上班不會打卡 吧！……我覺得不是很妥當……」多惠則笑笑說：「是嗎？我沒有做什麼啦！」
事實上，多惠當時正在和另一位記者 Hami 討論要如何拍照打卡，一見主管走過 來，便趕緊放下手機停止談話，專心聽主管說話（田野筆記，2013.08.11）。
主管認為，員工在上班時間打卡，有休閒玩樂、偷作怪的感覺，所以並不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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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打卡，也怕員工洩漏公司情事，這凸顯主管和多惠兩方對上班打卡的意義有不 同層次的理解。第四章中我已提到，多惠打卡是為了增加與同事的橫向連結，打 卡實踐並非主管眼中的「休閒玩樂」意涵這麼簡單，還有其他複雜的情況可以解 釋，這也說明主管是由上而下的權力觀點看待打卡實踐，上班在公司打卡，對員 工而言就具有被監視的危險。
多惠雖然和主管對打卡抱持相反的見解，但她碰到敏感的事情，還是遵守同 事說的「規則」來打卡。例如多惠和同事在民視上台語課，她和一群同齡，年紀 輕而資歷淺的同事們感情要好，每次上課一拿到點心與小禮物，就拿著手機不斷 幫對方拍照或是自拍。但我發現，拍了十張照片，多惠最後只傳一張合照到 Facebook，其它再挑幾張傳到 Instagram；她的 Instagram 朋友數約 200 人，為 Facebook 約 800 人的四分之一。多惠解釋：
「把照片傳到人比較少的 Instagram，一樣可以 tag 這些朋友，而且不會有太 多人看到的壓力。她們很少打卡啦，照片也沒有傳很多……大家不想讓『上 面』覺得過太爽！」（田野筆記，2013.08.01）
多惠說的「上面」是指主管和其他資深記者，年輕資淺的同事們不希望資深前輩 以為她們在公司玩樂而不努力工作，所以拍了許多照片都沒有上傳，或是在打卡 時告訴對方「不要 tag 我，我等下值夜班」等等。將在公司的照片上傳到另一個 社群網站，躲避資深同事「監看」她們的生活，是一種逃逸的方式。
壹、員工的打卡戰術
de Certeau（1984）用「以公利私」（la perruque）來說明他看待個體面對結 構時，擁有微弱反抗力量的微顛覆哲學，他認為，個人在面對結構的規訓與權力 時，la perruque 提供強烈反制與消極逃逸之間一個轉圜的餘地；個人能進行流動 而微弱的反抗與機巧（making do），也是個人施以游擊式的戰術（tactic）反抗結 構的力量，體現個體具有主控性的可能。
借用 de Certeau 的哲學態度來看待媒體實踐，媒介產品引發的幻想能重新啟 動與再生產閱聽人的主體位置，意義創造與傳播結構層面的限制是相對的，人們 可能無法翻轉結構與體系，但能夠在既有條件下撥動結構，為人的自主性保留空 間（盧嵐蘭，2007，頁 184）。
當實踐者進入監視環繞的時間與空間場域，並不見得無法對抗或是被束縛壓 迫，而是能找到方法應變，以轉圜的方式繼續完成個體的實踐。上述多惠的主管 和資深前輩的態度，並不喜歡年輕員工在上班時拍照打卡，但當多惠依然很想打 卡時，她並沒有放棄，而是改以迂迴、妥協的戰術，換個地標打卡。
多惠在公司會選 FTV、民視、趣味的電視台三種地標輪替打卡，不過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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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敏感的工作情事與主管不太支持的態度時，趣味的電視台成為同事們之間妥協 打卡的戰術；趣味的電視台地標能避免外人直接明確發現這裡是民視，只有內部 員工才會知道，因為此地標是隱而不宣的共同默契。多惠解釋：
「趣味的電視台是民視的人創的，這地標的由來，我有問過，是大概兩點時 收播會放的一首台語歌，它就會唱到什麼……民視電視台『金促咪』……還 什麼的，很俗！（大笑）所以我只有在他們叫我打趣味的電視台時才會用，
他們覺得很好笑，但我覺得實在俗斃了，所以很少用！」（訪談，2013.08.01）
例如，有次多惠在民視上班時發生地震，她觀察到同事們不但沒有驚慌失措，而 是堅守新聞岡位發佈即時地震新聞；她覺得很有趣，但因為動態 tag 了同事以及 描述了新聞室的內部工作情況，同事們認為，在 Facebook 這樣的公開平台，應 要避免直接指出他們在哪一家媒體工作，怕透漏新聞室內部工作情形。所以多惠 與同事達成共識，用趣味的電視台打卡：「樓下編輯地震來了不先逃命，反而先 發快訊加攝影棚畫面，太盡責了吧...QQQQQQQQ...（略）與ＯＯＯ在趣味的 電視台」。
這個打卡實踐的不確定性在於，Facebook 動態除了被自己的朋友看到，也 會被同事的朋友圈看到，加起來至少近幾千人，若設成公開，則會有更多人看到；
因此，員工在公司打卡時，需要適度調整，才不會被認為是洩漏公務情事。如此，
為了打卡還是能找到方法，某位不知名的民視員工首創了「趣味的電視台」地標 後，被多惠等人挪用來代替民視打卡，一般局外人並不知道何謂趣味的電視台，
這樣員工在公開的 Facebook 就不怕洩漏公司的隱私。
多惠怕被老闆或是外人監視，她沒有直接放棄，而是用趣味的電視台打卡躲 避公司的監視耳目；這項戰術，意味著冒著危險又隱晦的挑戰心態，既擔憂監視 但又不敵網路展演的慾望。
不過，多惠有能力施展戰術，但她和同事與主管之間的權力關係仍沒有改變，
監視的時空場域仍具有阻力。資淺記者們仍然害怕資深記者不滿他們過於歡樂的 網路社交生活，為了躲避監視，他們自己訂定「規則」；在敏感的時機，多惠和 同事都不打卡，也不會明目張膽上傳照片後 tag 同事。揭露部分，成為多惠和同 事們的默契，也是面對限制而轉圜的餘地，他們只稍微傳一兩張照片到 Facebook、
不常常 tag、用趣味的電視台指涉民視打卡，為的就是逃避主管和資深同事由上 而下譴責的監視。
多惠和其他資淺同事在權力遊戲裡的位置並沒有改變，依然服膺於主管認定
「打卡代表玩樂」的潛規則，所以只以戰術部分揭露。因此，參與式監視並不能 視為人們對於網路監視權力完整的逃脫，而是一種轉圜的餘地，介於自我表演和 權力結構之間的模糊地帶，實踐者身處其中，又處在監視的權力限制下，偶爾衝 撞體系找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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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章小結
本章談的是人們在媒體實踐過程，難以避免地碰到意料之外的問題與限制，
人們從而試圖因應，因為媒體實踐本就有推力與阻力，兩種力量交織為動態的日 常生活。在科技物質性的部分，科技使用有其阻力，社群網站作為結構，其地圖 資料庫不周全、要創一個地標的規則繁雜，以及手機網路的訊號不穩、GPS 找不 到定位等等，都促成使用過程的阻力；人們找到方法應對，但也時常放棄、引發 煩躁焦慮、耗費更多時間與心力處理這些實踐帶來的麻煩，卻也成為生活中無法 視而不見的困擾。
另一個面向是科技與社會關係的阻力，三個不同脈絡的使用者，透過媒體實 踐獲得各自社交關係的潤滑，但也有難以動搖的限制。安東尼雖然從打卡實踐獲
另一個面向是科技與社會關係的阻力，三個不同脈絡的使用者，透過媒體實 踐獲得各自社交關係的潤滑，但也有難以動搖的限制。安東尼雖然從打卡實踐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