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與社會關係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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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接受（田野筆記，2013.06.11）。

我將此例稱為「關鍵事件」，關鍵事件就像快照一樣，能夠具體傳達大量的 資訊，提供了一扇窗讓研究者藉此了解田野文化；關鍵事件可以說是文化的隱喻，

從人們在生活中的慣例、危機處理等的反應，來理解田野的文化脈絡（Fetterman, 1989／賴文福譯，2000，頁 143-146）。

安東尼這項關鍵事件，其實是人們為了網路訊號與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 到的情況寫照，切換 3G 或 WiFi 為了使網路順暢；原本想一心二用，既看電影 又用手機打卡的「雙螢」來節省時間，卻適得其反，花費了更多心力在等待、調 整手機連網碰到的麻煩，但也無法掌控與解決癥結。

此外，同時接收電腦螢幕和手機螢幕的「雙螢」現象，讓實踐者數度迷失了 自己的使用目的，究竟是要看電影、還是流連忘返於 Facebook，或是空坐著等 待訊號將頁面跑完，何者重要，實踐者已迷失了方向，無法回答。最後為了處理 妥當，實踐者似乎無意識、不假思索地甘心花耗更多時間與心思，雖然有些不耐 煩，但對於如此常見的狀況也坦然接受了。

第二節、實踐與社會關係的阻力

媒體實踐能獲得機會與限制，除了人與科技使用互動會引發意料之外的問題，

使用科技連帶牽連的環境氛圍、人際關係，也會引發社會關係的互動阻力；三個 個案面臨的狀況不一，下列分述之。

壹、社交位置難以改變

透過媒體科技與人互動，建立電腦所支持的社會網絡（CSSNs）（Wellman et al., 1996），將社交網絡關係區分為強連結（strong ties）和弱連結（weak ties）。

生活孤單的安東尼透過打卡實踐能與朋友建立連結，找到宣洩孤寂的窗口，而且 一則打卡，能引發強連結和弱連結幫他留言的互動機會。但這裡也要指出，科技 提供安東尼「機會」但仍有「不變」之處，安東尼想轉變社交圈中邊緣化的位置，

實則不易。

第四章中我寫道安東尼利用打卡，tag 同行的女性朋友表示跟「正妹」、「女 神」有約，如同象徵自己在社交網絡裡也有重要地位，才能約到人緣較好的異性。

但是他的打卡和 tagging 被觀眾解讀為浮誇炫耀，過分操弄展示的社交關係，引 發朋友對他的網路言論嘲諷與攻訐。例如他打卡、上傳數十張照片與我一起逛夢 想館，我們的共同朋友立刻有人用 Facebook 私訊給我，問為什麼跟安東尼「這 樣的爭議人物」出遊；有些朋友則是在日後與我碰面時，當面調侃我為什麼跟「奇 怪的人」出去、不敢置信兩人要好等，並且覺得安東尼很愛「搞曖昧」，私下議 論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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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 A 甚至公開攻訐安東尼，A 在 Facebook 發動態：「最近常聽到某人 被挖苦……因為每次他 PO 跟女生的合照，註解文都要刻意搞得跟情侶一樣……」；

A 繼續發文說：「覺得某人動態很多很煩，但是又不想刪好友，看一看還可以拿 來當朋友間茶餘飯後的笑話……」，一些共同朋友也在動態下留言、按讚、起鬨，

大家都明白文中批評指涉的對象，並取笑或暗示安東尼很奇怪，當然交不到女朋 友等。

對於自己成為一陣子爭議話題的核心，甚至是網路言語霸凌的對象，安東尼 不是不知道，他觀察朋友的動態也能猜出一二。但他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 為他不想傷和氣，也不想刪掉這些 Facebook 朋友，他說：「一個團體中，不能 要求每個人去喜歡我，必然有會有討厭我的人，我就是不會去在意了」（訪談，

2013.07.12）。

安東尼後來在線上與線下仍和 A 保持聯繫，例如交流棒球比賽心得，A 事 後似乎也覺得自己行為偏激，於是將批評的動態都刪除了。我認為對安東尼來說，

好不容易跟朋友在 Facebook 上，建立起比大學時期互動更深刻又更頻繁的「友 誼」，他不輕易與朋友翻臉傷和氣，是為了維持辛苦建立社交網絡的連結，不讓 連結斷裂。

安東尼的社交地位仍屬於邊緣弱勢，並沒有因為他善用媒體實踐製造連結而 提升人際關係地位；雖然在網路上和強連結與弱連結有更多交流互動的機會，但 弱連結的關係並沒有轉化為強連結，或是也無法提升自我在社交網絡中的身分，

tagging 與打卡的人際關係展示也有弄巧成拙的可能，實踐仍有其局限，人際關 係依舊需要安東尼費心經營，才能融入社交圈。

貳、忽略身旁的人們

透過科技與他人互動，是為電腦中介傳播，人際互動媒介化有時取代了親密 感，專注於科技而失神。行動科技讓人們攜著四處移動，因為現代連網便利，使 得人們容易縮在科技的「巫術繭」（psychic cocoon）裡，流連忘返於自己科技螢 幕裡的小世界，反而忽略了周遭環境，減少了與周圍人們的互動（Morley, 2007, p. 221）。

沉迷於科技，或是忙著處理打卡，因此牽連了社會關係，實踐者在社會互動 時也面臨了人際的問題；研究發現過於沉浸在手機網路上的媒體實踐，會影響家 庭成員的和睦以及生活事務失序，也使得互動媒介化且零碎化，忽略了身旁的人、

事、物。

阿澤雖然透過打卡成功建構了自己與朋友的社交關係，晉升為群體中的領導 者，但卻也造成自己在家庭關係相處的問題；為了打卡用手機，成為他與老婆 Sihan 家務爭吵的導火線。Sihan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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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跟他說我很後悔讓他辦智慧型手機，因為他是標準低頭族，不時就拿 手機出來看 Facebook 或 Line 的訊息，尤其是他有打卡或發動態的那一、兩 個小時，或在停車的空檔、我在照顧妹妹的空檔……像之前去新馬，一進飯 店他就開始找 WiFi、連網路開始拍照打卡！我就很生氣，跟他說妹妹的事 情他都沒幫忙先弄好，一直在用網路……。就是跟現實生活要處理的事情順 序沒有搞清楚！」（Sihan 訪談，2013.08.25）

Sihan 傾吐的困擾，部分揭露了夫妻的日常，也是 Facebook 動態上夫妻生活

「點到為止」之外的實際面貌；阿澤出國為了打卡給朋友看，結果將照顧女兒的 生活事務本末倒置，引起自己與老婆的家務紛爭。Sihan 也覺得阿澤經常過於專 注手機而沒有分擔家務，加上 Sihan 面對的工作壓力，身為國中輔導老師擁有高 EQ 的她，坦承 2013 下半年來，好幾次都想看心理醫生。

Sihan 也跟大學同學 T 抱怨，阿澤低頭用手機而忽略家務事要幫忙，T 又轉 告給男朋友甲，T 和甲是阿澤夫妻倆的共同朋友；以致於後來有一次阿澤打卡說 自己與 Sihan 在餐廳吃飯，甲馬上留言譴責阿澤：「難得的約會就好好約會，不 要一直玩手機，兩人面對面好好說話！會使你們的感情更好！」，但這則留言僅 獲得 Sihan 的讚，阿澤並不想回應。Sihan 看到朋友發揮力量間接幫忙規勸老公，

覺得欣慰，但阿澤卻覺得積習一時之間難改。

阿澤夫妻因為經常打卡、互相 tag 對方與上傳親子同樂的照片，建立朋友權 之間模範夫妻的形象，有朋友聲稱，很羨慕阿澤夫妻人生進度快速又順利。但是 Facebook 上呈現的幸福家庭意象僅是生活的一隅，打卡實踐也帶來線下生活事 務協調不佳而失序，讓年輕夫妻因為用手機一事而起爭執，影響感情和睦。

科技中介了人際互動的同時，互動媒介化也零碎化了。在螢幕兩端的文字溝 通，人們省略了表情工作（face-work）與目光交會所需的社交力氣；互動媒介化 也會拉遠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逐步剝奪親密感（王佳煌，2005，頁 157-158）。

多惠也對科技十分成癮，隨時都把玩著她的 iPhone，一失神，就沉浸在自己 的巫術繭裡。雖然她是朋友圈中的科技先驅和意見領袖，但在用手機時，她經常 有片刻忘記身邊的朋友，只為了和線上朋友聊天或忙著處理打卡；連身旁朋友問 話，她也目不轉睛盯著螢幕，答非所問，散發出「我很忙」的熱忱氛圍，使得身 旁人都不好意思中斷她的網路活動。

室友們因此也形容多惠「超宅」，連在家對話也用 Line 傳訊息，有時候會令 人感到不耐煩。例如搬新家創穗花林海岸地標時，多惠獨自在客廳低頭用手機，

其他室友繼續清潔打掃，多惠在創地標這半小時，顯然忽略了自己和朋友的互動，

也怠慢了自己應該一起打掃的責任。雖然創完地標打卡，獲得許多朋友按讚祝賀 喬遷，但多惠的行為也讓室友感到無奈，回憶時還不忘調侃一下多惠沒幫忙到底 收拾環境（花花訪談，201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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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惠其實在線下生活減少了許多和朋友的互動機會，或是因為多惠的 線上活動太多，經常需要讓周遭的朋友花時間與耐心等候多惠的回應，有時會帶 來相處時的不尊重感。多惠雖然是朋友圈的核心，但那是能夠包容她、與她互動 愉快的朋友，事實上也有些泛泛之交對她豐富的生活態度敬而遠之，多惠能夠發 揮她的領導力與影響力，也局限於肯定她的朋友圈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