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少年司法與少年犯罪
第一節 少年司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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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年司法與少年犯罪
本文探討重心的「虞犯少年」係指尚未有觸犯刑罰法律的行為，
但有強烈犯罪傾向的少年。在少年法制中稱此類少年的行為，為非犯 罪性的不良行為(Non-Criminal Misconduct)，被視為少年犯罪的徵兆 或者說是前行為，因此做出此類行為的少年，即被歸類為「有監督必 要的少年」(PINS, Person in Need Supervision)36。但是所謂的「虞犯」
概念是否應該納入國家司法體系，不僅涉及國家刑事政策和少年司法 定位，也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和資源配置有關，更必須考量社會犯 罪現況和認同價值。此外，在法制架構過程中，犯罪學理論也是提供 立法支撐的重要理路，歐陸法制與英美法制對於處理少年虞犯的原 則，也因看待少年虞犯事由的基本態度和立場不同，而採取不同的程 序和體系來處理相關的少年事件。因此，本章將從少年司法與各國刑 事政策演變過程與脈絡，觀察將少年虞犯納入法制與否的立法政策與 社會意義。
第一節 少年司法的定位
第一項 少年的定義
一般社會概念中所謂的「少年」或是「青少年」，係指一個人從 孩童長成為成年人的過渡時期，是每個人都必經的人生階段，普遍特 徵是在生理或心理方面都尚未完全成熟，可視為成人的預備階段。從 生理觀點而言，所謂青少年期是生理各方面快速發展，其第一和第二 性徵逐漸成熟直至發育完全、具有生育能力為止；從心理學觀點而 言，當兒童能獨立思考、客觀認知事物，在知能的質和量上都有重大
36 郭豫珍，「虞犯」概念在國際少年司法理念上的定位與檢討，法學叢刊，第 200 期，2005 年 10 月，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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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時，就進入青少年階段，而俟其個人心智、自我與社會都能充分 使用邏輯於抽象思考歷程，達到成熟、穩定與複雜程度時，就進入成 人階段；從社會學觀點而言，少年期是從依賴的兒童期進入獨立的成 人期的過渡階段，青少年期開始於其性成熟之時，但須達到其當下所 處之社會標準（social criteria），才算結束青少年期而進入成人 37。
但無論是生理發育程度或心智成熟度，往往會視個人遺傳條件、
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而異其發展程度，所謂社會標準更是一個會隨著 社會文化變遷而浮動的概念，都沒有辦法給予少年一致性、明確性的 辨別標準。有鑑於為促進少年健全成長為推動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一 份子，除了傳統家庭照顧之外，如今社會也普遍期許國家給予少年制 度性的特別照顧，因此在制度設計上，為了明確界定國家需要特別照 顧的少年族群所指涉涵蓋的範圍，俾利相關資料分析、政策研議與資 源分配檢討，對少年予以明確、具體化的定義即有其必要性。
一、年齡的界限
在法律制度上，為了規範操作的經濟與一致性，法律規定必須得 以讓人民明確適用，世界各國對於所謂的「少年」定義，皆以具體年 齡作為劃分標準，以區別其是否適用特別法規而排除適用一般成人法 規。例如：德國於其「少年法院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少年指行 為時十四歲，但尚未滿十八歲者。」38；美國多數之州立法設計，則 是不設法定年齡下限，普遍以「未滿十八歲」為年齡區分標準，譬如 加利福尼亞州的「少年法」，即規定未滿十八歲者均屬少年法院審理，
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一歲者，少年法院對其亦有管轄權 39。俄羅斯聯 邦未成年者權利之基本保障法，第一條總則也明示該法所稱未成年
37 王逸純，我國刑事法少年法定年齡規定之解析，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第 9-10 頁。
38 沈銀和，中德少年刑法比較研究，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8 年初版，第 262 頁。
39 楊嘉馹，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法政策構想，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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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的社會建構意義
以年齡界限區分兒童、少年、成人，將人生過程明確階段化並賦 予不同的象徵意義，作為適用法律或是法律效果的分野，其實是近代 以來才有的法制概念，在十八世紀之前的各國法制與社會通念中，甚 至沒有所謂的少年階段，僅有成人與孩童的區別，而對於一個小孩的 年紀，擁有很精確的概念本身，都可以說是一種相當新的文化習 慣 43。在原始社會中，少年概念根本不存在，頂多只有成年與未成年 的差異，而當個體之身體發育程度已適合生育，就是擔任成人的角 色；在農業社會，兒童多半被視同「小大人」（miniature adult）參與 勞動；到中古時期後，天主教會將七歲定為理性的年紀，應當要了解 是非的差別，並脫離未成年的狀態 44，因此七歲的年紀才在西方文化 成為幼兒和成人的界線。
在不同的社會型態中，對於所謂「成年」的概念也未必是以精確 的年齡作為認定標準，而是以某項特定的公認目標物或社會環境共 識，判斷其是否已具有相當的「能力」，作為成年與否的認定標準。
例如：部分部落族群以取得敵人首級或捕獲兇猛野獸，作為成年的標 誌；部分南亞地區則以具備從事工作能力者，認定為成人；歐洲中古 世紀以來，也以有能力獨立生活或允許結婚，視為成年的象徵。顯見
「年齡」原本並非被認定為具備成人能力與否的唯一衡量標準，直到 近代隨著社會結構改變與文化思想、國家法制變革的逐步演進，兒童 與少年逐漸獲得特別重視，並在成文法制要求下，以明確年齡界限劃 分不同法制規範適用範圍，才讓不同年齡層獲得不同的法制保障地 位，進而使得各年齡層產生其獨特的社會意義。
由此可知，將人的生命過程用明確的年齡界限加以劃分不同階
43 陳貞臻，少年殺人事件之後：關於「年齡」的社會建構意義，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第 8 期，
2005 年 4 月，第 202 頁。
44 王逸純，我國刑事法少年法定年齡規定之解析，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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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45，年齡也是在此建 構要求下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工具。因此，所謂兒童或少年的定義其實 是歷史、文化與社會的產物，是會隨著其公共論述、人際關係網絡、
國家法制要求而有所推移，並非固定不變的。因此，年齡的這條界限 自然也不是固定不變的，當代法制必須適度因應當代的社會環境、文 化背景與國家政策需求，例如當青少年或兒童犯罪低齡化問題日趨嚴 重，對於刑法的責任年齡加以調整的要求也會被提出討論，相對的也 將檢視整體法制中所謂少年的定義範圍與社會需求。
第二項 少年司法理念的源起
在早期人類社會中，無論是東西方法制體系，兒童或少年並不具 有獨立的人格，也沒有所謂的獨立法制，多半被認為是依附家族或是 國家財產的一部分。例如在古希臘與古羅馬時代，兒童只被視為奴隸 而非個人，屬於父權、家族或國家財產，而七歲以上的人，則一律視 同大人，負擔成人公民的義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古希臘斯巴達城 邦凡是七歲以上的男子，一律脫離原生家庭的照顧，視同成人進行國 家軍事訓練；直到十八世紀之前，未滿七歲的小孩多半都還被視為與 動物、財貨一般的可流動資產 46，沒有獨立地位可言；十八世紀後，
西方社會由於工業革命的影響，一方面傳統童工被推出工作場所與家 庭庇護，一方面因為印刷術普及促使知識傳播方式改變，視讀能力
（literacy）成為成人的標誌，也催生了新式學校教育，讓學校成為未 成年人特定的活動場域 47，進而形成與「成人」有所區別的獨立族群，
所謂「少年」此一特殊生命發展階段才逐漸被標示出來，也形塑出少 年及兒童應該由家庭與國家共同關心，必須特別給予關照與保護的弱
45 陳貞臻，少年殺人事件之後：關於「年齡」的社會建構意義，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第 8 期，
2005 年 4 月，第 203 頁。
46 郭豫珍，「虞犯」概念在國際少年司法理念上的定位與檢討，法學叢刊，第 200 期-50 卷 4 期，
2005 年 10 月，第 92 頁。
47 王逸純，我國刑事法少年法定年齡規定之解析，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第 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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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形象。
二十世紀初，歐美各國掀起「兒童為中心」的改善兒童福利與兒 童本位教育旋風，開始檢討如何使兒童的權利獲得更明確的社會規範 保障等問題。尤其「國親思想」（the parent of the country）的概念更 提供了少年法制獨立設置的法律理念基礎，蓋因國家是人民最終的權 威與保護者，而兒童則是國家將來的重要資產，因此當兒童原本應享 有的家庭照顧或社會福利受到阻礙，國家就必須介入保障。換言之，
所謂「國親思想」就是對於欠缺親人適當保護之兒童或福祉受損之少 年，由國家代替親人負起監護教養的責任，形同國家代替親人行使親 權之意。自此，兒童與少年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改變，在社會文化層 面中，可以主張為自身權利的主體，並有權參與自我生活建構，而不 僅只是單純被動地依照他人指示行為。但是如果就少年權利內涵本身 來看，尚未有具體化內容可資形成特定的少年權利概念，還是要透過 保護者的存在才能體現，因此所謂的少年權利，仍係由國家在特殊情 形下介入保護少年，使其有健全成長的權利。
儘管少年人權理念剛開始或許並不是少年法制開展的討論重 心，但是無論如何，在國親思想與兒童福利運動催化下，少年法制終
儘管少年人權理念剛開始或許並不是少年法制開展的討論重 心，但是無論如何，在國親思想與兒童福利運動催化下，少年法制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