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檢討與建議
第三節 後續立法方向與政策建議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2
式體例各異，甚至遭學者批評為相關法制疊床架屋之現象 167。但是 從相關少年法制長期滾動檢討，以及本於「一家庭一法院」之專業性、
服務性原則成立「台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的軌跡來看，我國至少 是採「保護優先、教育優先」精神，趨向藉由司法、福利法制逐步整 合以處理因應少年事件。
第三節 後續立法方向與政策建議
第一項 正視少年事務獨立地位
關於少年的保護，有學者提出「同心圓結構論」，該同心圓是以 少年為核心，為尋求少年最佳利益，而設計出第一層與第二層之保護 圈。第一層保護圈的擔當者為親權者與教育者，而第二層之保護圈則 為司法以及行政機關。兩者間形成一種階層關係，第二層之保護者責 任重點在於第一層保護圈的回復或確認，於第一層保護圈無法勝任
（功能被破壞）時，第二層保護圈始取代其地位而直接處遇少年。而 第二層保護圈除了上述功能外，尚有防止最外層社會過早介入少年的 處遇的用途 168。因此少年事務係牽涉家庭、教育、社會與國家發展 的重要國家任務，絕非單一司法面向的探討所能因應，也不是附屬於 單一機關執掌所能解決，儘管目前已成立專業的少年及家事法院，但 其設置目的係著重於改善審理制度，保障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及失 能老人的權益，但少年並非僅是附屬於家庭之一部分，因此應正視少 年事務獨立地位，針對少年政策與少年法制有統合規劃與檢討，才不 致流於片段式、零碎的改動而欠缺整合執行效能。
167 郭豫珍，「虞犯」概念在國際少年司法理念上的定位與檢討，法學叢刊，第 200 期，2005 年 10 月，第 116 頁。
168 李茂生，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判：一個系統論的考察，臺大法學論叢，第 29 卷，
第 2 期，2000 年 1 月，第 115-131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3
第二項 加強司法與社福部門橫向聯繫
從實務現象觀察與本文訪談、研究結果發現，目前我國處理少年 偏差行為或是虞犯事件，普遍面臨以下問題：一、社會福利單位獨立 處遇虞犯少年，恐因缺乏強制力，而導致各項處遇皆難以執行，因此 現階段司法介入仍有其必要性。二、司法與社福單位在虞犯處遇上各 自為政，欠缺橫向聯繫與合作效能。三、社政單位提供之資源及社工 人數不足，導致轉向困難。四、安置機構實際設置數量與專業性皆不 符法託少年需求，以安置取代感化教育仍有實際困難。因此，目前應 首先檢討強化司法與社福單位的橫向聯繫，才能有效整合現有資源共 通利用，逐步調整各項處遇措施與軟、硬體資源配置，除依法律專業 處理外，尚須結合社工、心理、輔導、諮商、調解、精神醫學等專業 領域的協助，始能妥適、專業、統合處理，充分發揮相關制度設計與 專業機構效能。
不可諱言的，我國現有的少年矯正機構確實存有諸多弊端，無論 是少年觀護所、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或是少年監獄，都必然面臨檢 討改革，方能在處遇上照顧到少年個別化差異與社會化需求。另一方 面，少年的安置教養機構、心理輔導機構、家庭諮詢機構等社會福利 機構嚴重不足，若要藉由社福處遇完全替代司法處遇來妥善處理少年 問題，恐怕仍是無法因應，因此實務上仍是需要藉由少年司法提供必 要的處遇手段。然而，以日本經驗來看，從少年矯正教育的觀點而言，
目前仍無法認為刑罰和保護處分之間有決定性的差異，且在少年犯行 惡化下，少年審判嚴懲化趨勢儘管反映或安撫了現階段社會輿論與情 緒的需求，但是其後續效應除了為選擇社會安全而承受相當的經濟負 擔（如充實少年監獄處遇體制、更生教育）外，更必須承受未來渠等 少年回到社會後可能增加的危險因子 169，甚至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169 佐藤幹夫，王蘊潔譯，心，無法審判，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 5 月初版，第 252-266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4
日本少年犯行重大化的現象其實也是台灣的提示警訊。
因此，就算從司法體系預防少年犯罪的角度來看，首要之務也並 非設計一個人性化、溫暖的專業法院環境而已，而是著重在如何讓偏 差行為少年重新培養健全的事理辨識能力和規範意識，即就其行為結 果的因果理解，以及行為是否違反法律或道德的規範理解。而少年要 建立合乎社會規範的價值觀與理解力，往往必須藉由少年在各階段成 長環境中榜樣模仿、經驗學習等方式，培養其自信心、同理心與人際 互動能力，才能形塑出健全的價值觀和規範意識，讓少年做出合宜的 行為判斷，絕非僅著重於學術或才藝的學習，就能促成少年身心健全 發展。所以要讓瀕臨觸法危機邊緣的虞犯少年導回正軌，就必須先正 視其原本成長環境的缺陷或負面影響，及時提供少年一個重新形塑自 我定位的契機，或給予少年得以健全身心發展的成長環境，這就需要 司法介入與社會福利的高度協調整合。
第三項 階段式整合相關法制
有鑑於立法政策本於國家政策與社會需求而生，美國大法官霍姆 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從來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少年虞犯法制規 劃走向，必不能脫離實務經驗與社會現況；然而，另一位美國大法官 卡多索也曾說「法律應像旅行一樣，必須為明天作準備，必須具備成 長的原則」，因此在人權保障、先進立法的期待下，少年虞犯法制的 檢討也不該停留在司法領域裡，僅是修正其矯正手段、法律明確性與 人身自由的問題，因為人民對於國家與憲法的期待，並非僅止於不受 政府公權力的不當侵犯，而是更積極地要求政府審酌國家發展願景，
適切地分配整合社會整體資源，運用公權力促進國家進步發展並提升 人民福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5
結 論
少年虞犯問題過去在台灣一直被認定為刑事政策和犯罪防治的 一環，而今在民主法治日益成熟、國際交流日趨頻繁後，在國際社會 高度重視人權保障和兒少權益的風氣下，台灣法制勢必面臨與國際法 制接軌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台灣社會結構趨向少子化的影響下，也 讓國人對於下一代育成賦予更高度的關注，也更重視國家相關政策、
法制與資源分配的問題。是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民國 98 年 7 月 31 日作成釋字第 664 號解釋，首度對「少年事件處理法」中的「虞 犯」規定提出解釋後，所觸發的神經並非只是限制少年虞犯人身自由 是否過當的問題，而是擴及至國家現行法制中，少年司法、教育機構、
社福體系等各部門之功能職掌，如何有效因應少年成長過程中反社會 化之風險與相關問題。
從規範事務的本質而言，現行少年虞犯法制所規範的「虞犯事 由」，多數係不服從管教或是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少年偏差作為，並非 實行真正的社會犯罪行為，然而因為在許多犯罪實證研究中發現，犯 罪少年在真正實行犯罪行為之前，往往都是先由多次累積的偏差行為 逐漸演變惡化而來，因此該等偏差行為被視為少年犯罪的「預警」指 標，認定部分偏差行為若不加以約束就有可能導致少年犯罪，再加上 國親思想下認為國家對於少年有特別照顧之義務，所以才會在少年司 法中獨創一般成人刑法中所無之「虞犯性」要件，在少年真正實行犯 罪行為之前，認定若係有犯罪之虞的偏差行為即以公權力介入約束，
以期事先防止少年犯罪或破壞社會秩序。由此可見，從嚴格的法律邏 輯來說，少年虞犯法制所處理的問題，本質上並不屬於犯罪問題，所 謂的虞犯事由或是虞犯性，大多只是形容少年所面臨的特定情境與偏 差行為誘因，難以真正合理連結或視同少年已觸及刑事犯罪，所以德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6
國少年法制一開始就將其嚴格劃歸由教育或社會福利機構來加以輔 導協助，僅在少年原本監護人拒絕協助或無法適任時，才由行政機關 採行干預措施。
從少年犯罪理論發展來看，近年來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網路媒 體資訊交換迅速、家庭功能結構逐漸崩解下，少年犯罪問題在各國都 受到高度關注，除了傳統「標籤理論」、「社會控制理論」外，如「發 展性犯罪理論」等多面向的科際整合概念，似已成為當代的發展趨 勢，對於少年犯罪的複雜成因與社會連動性更具有宏觀且動態的觀 察，少年偏差行為成為更具有動態的一個變數，國家或社會的相對因 應作為似乎也應該更賦有彈性。再觀察國際社會發展，目前德國、法 國、奧地利等歐陸國家，針對未成年者的犯錯行為，仍是採取「雙軌 制」來處理，少年司法所管轄的範圍僅限於少年犯罪事件，少年偏差 行為則由教育措施、福利機構來介入導正；美國則是有部分走向將犯 行重大的少年適用成人刑事司法系統，將非行輕微的偏差少年適用教 育福利措施；日本由於社會危機感加深，使少年非行成為泛政治化的 議題，兒童福利事件、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事件的重心皆朝向重 罰方向移動；國際公約及周邊規約的精神，則認知少年司法應僅適用 於「違犯刑事法律的少年」，趨向認同有犯罪可能的少年應該透過教 育、社會福利措施等手段，而不是運用司法權介入，方能確實保障少
從少年犯罪理論發展來看，近年來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網路媒 體資訊交換迅速、家庭功能結構逐漸崩解下，少年犯罪問題在各國都 受到高度關注，除了傳統「標籤理論」、「社會控制理論」外，如「發 展性犯罪理論」等多面向的科際整合概念，似已成為當代的發展趨 勢，對於少年犯罪的複雜成因與社會連動性更具有宏觀且動態的觀 察，少年偏差行為成為更具有動態的一個變數，國家或社會的相對因 應作為似乎也應該更賦有彈性。再觀察國際社會發展，目前德國、法 國、奧地利等歐陸國家，針對未成年者的犯錯行為，仍是採取「雙軌 制」來處理，少年司法所管轄的範圍僅限於少年犯罪事件，少年偏差 行為則由教育措施、福利機構來介入導正；美國則是有部分走向將犯 行重大的少年適用成人刑事司法系統，將非行輕微的偏差少年適用教 育福利措施；日本由於社會危機感加深，使少年非行成為泛政治化的 議題，兒童福利事件、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事件的重心皆朝向重 罰方向移動；國際公約及周邊規約的精神，則認知少年司法應僅適用 於「違犯刑事法律的少年」，趨向認同有犯罪可能的少年應該透過教 育、社會福利措施等手段，而不是運用司法權介入，方能確實保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