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客觀因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從邏輯分析的角度，看孔子在兩千餘年前說過的這句話，會覺得有些瑕疵，

因為「己所欲」可能非「人所欲」；「己不欲」也可能非「人不欲」，在餐桌上，

甲不愛吃的茄子，卻可能是乙最愛的食物，此即簡單卻明瞭的實例。但這句話其 實暗指了人的需要或欲求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所以我不想要的，也很可能是他 人不想要的，既然「己所不欲」，那麼合乎道德的作法即是「勿施於人」。使人幸 福的條件，有一部分即是客觀的，所以在多數情況下，孔子的這句話才得以成立。

幸福常常被等同於需要、想要或願望的滿足（Noddings, 2003: 57），但是在 物質生活大幅進步的現代社會中，基本需求與欲望已愈來愈難劃分。我接下來將 討論諾丁斯如何區分人的需要(need)和想要(want)，以及他們與幸福的關係。這 裡以客觀為名，旨在與主觀的感受區分，強調的是能被觀察到的「客觀標準」與

「人」的關聯，然而實際上人在滿足需要或需求時，是透過達到客觀標準來激起 主觀的感受，例如有穩定的收入能吃飽穿暖、能免於恐懼、能適度享樂等。所以 幸福的客觀與主觀條件，看似分離，實則互相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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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需要

諾丁斯在討論需要時，把需要分成兩個層次討論，第一是明示的需要

（expressed needs），第二是推斷的需要（inferred needs），以下將逐一說明。

一、明示的需要

明示的需要，意指需求者內心所產生的需要（Noddings, 2003: 52）。這種需 要包括關涉生存(preservation)的需要，也包括關涉發展和可接受性(growth and acceptability)的需要（Noddings, 2002: 64），這兩者除了包含「生命過程的需要」

(course of life needs)（Braybrook, 1987），例如飲食等之外，也包括一些非「生命 過程的需要」的需要，

例如，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多半認為手機屬於明示的需要，而且手機無線上網亦 然，我們認為擁有手機才能隨時撥電話、才能上網查詢公車動態、使用 google 地圖定位、即時查尋各種實用資訊和知識等，但也有少數人不這樣認為，他們可 能生活在手機訊號不通的地方（例如深山裡），或甚至根本沒使用手機。，可見 明示的需要會因社會、經濟、文化或時代等的差異而有不同。

時代差異也影響我們對明示的需要的認知。對現代人來說，守時已是必要的美德，

而這項美德有賴於能準確掌握時間的手表，在手機還沒成為現代人生活之主宰的 時候，手表可說是守時者的生活必須品，它的的確確是明示的需要，人們即便不 太守時，為了上學和工作上下班，也必須知道時間。但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卻未 必是這麼回事：

說到此處，姑姑捋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那時候全高密縣裡不超過十塊 手表，我姑姑竟然戴上了手表。哇！我大哥一聲驚呼，我們家只有他見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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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他當時在縣一中上學，他們的從蘇聯留學回來教俄文的老師戴著一塊手 表。我大哥哇完之後就喊：手表！我與表姐也跟著喊：手表！

……

我大哥小心翼翼地接過表，先捧在手心裡看，然後放在耳邊聽。大哥看 完了，轉給姐姐看，姐姐看完了，轉給二哥看。二哥只看了一眼，沒來得及 放在耳邊聽響就被大哥搶了回去，還到姑姑手裡。我有些氣急敗壞，哭起來。

……

第二天早晨，我大哥可能因為頭天夜裡沒讓我看姑姑的手表心感內疚，

他用鋼筆在我腕上畫了一塊表。畫得非常逼真，非常漂亮。我非常愛護這塊

「表」，洗手避水，遇雨藏手，顏色淡了借大哥的鋼筆描，讓它在我手腕上 保存了三個月之久。（莫言，2012：27-28）

莫言的小說把我們拉回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當時的一只手表不只稀有 而且價值連城，能買得起手表的人寥寥無幾，人們也不覺得表是生活必須品，對 農業社會來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時間的概念不在指針之間，而是在頭頂上 的日月星晨。

即便是最根本的生理需要，人們也會因為處於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優先順 序，除此之外，不同的文化、技術、歷史環境也會影響人們對何謂「基本需要」

的認知（Tronto, 1993），例如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也曾指出，

在不同氣候條件的地區，人們對衣物等基本需求的認知也會改變，而即便是生活 於同一歷史、文化脈絡之下，也會受到個人價值觀影響，有不同的基本需要，他 就自承自己只需要「少數幾種工具，一把小刀，一柄斧頭，一把圓鍬，一輛手推 車，等等，若是喜歡讀與寫的，再加上一盞燈，一些文具，再有幾本書，已經差 不多齊備了。」（孟祥森譯，1993：15）這種生活型態，在當代的已開發國家中，

幾乎已經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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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需要看似具有普世性，但是諾丁斯（2003）亦指出，「即使 這些需要允許人去隨意解釋，但在它們之中哪些需要處於優先地位隨環境而定」， 並且「切忌從基本需要的泛泛識別一步跳到滿足需要的計畫制訂上」（Noddings, 2002: 58），對此，她舉出要把滿足需要轉化為社會政策時，常出現的三種錯誤：

1.假設基本需要是穩定而同質的

2.過於草率地算計怎樣才能最優化地分配資源以滿足合理的需要 3.以層級化的方式給需要排序（Noddings, 2002: 59-60）

第一種錯誤，因為這些需要雖然長時間來看是很穩定的，但在短時間內卻未 必，諾丁斯舉阿富汗發生地震的例子，說明當時許多國家送來大量的食品和衣物，

但實際上他缺少的卻是建築材料（Noddings, 2002: 58）。所以，即使某些需要是 普世性的，還是得了解「它們所回應的個人或群體的情況。他們有必要了解對方 的內在狀況──需要關懷者的苦楚、願望和憂懼──以及外在狀況」（Noddings,2002:

58）。即便是基本需要，也不一定時時刻刻都需要，在特定的時刻，一個人可能 需要住所或同伴，而不是食物（Noddings, 2002: 58）。

第二種錯誤和第三種錯誤，諾丁斯提醒的是需要不應抽象化，不應當作數字 遊戲那般，計算如何最符合投資效益，也不應參照如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需求金字塔那般，斷言人類需要必是先滿足基層再往上滿 足，需要常常是同時出現的，既需要食物與水，也需要愛與關懷。從這三種錯誤 可知，在諾丁斯心中，需要不是冰冷的數字統計，即使心理學理論確實指出人們 的需要有層級區分，但在個別生命的不同處境中，仍有不同的故事，造就不同的 需要順序。

不過社會政策或教育政策，在制訂時本就是針對長期缺乏的需要予以協助，

例如新北市制訂的「幸福晨飽計畫:市立高中職、國中小早餐補助」，就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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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低收入戶者、學生本人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突發因素致無力支付餐費學生、

中低收入戶者、社會福利補助者等情況，在學期間的週一至週五每天給予 33 元 的早餐補助，即便如諾丁斯所說，在特定的一天裡，某位學生可能對渴望同儕關 懷的需要大於填飽肚子的需要，但以政策制訂的立場來看，這種對個別情況的洞 見，和照顧大眾需要的政策制訂，顯然是兩回事，因為政策本來就是為了長期的 需要而訂定，即便是短期、臨時的個別關懷，諸如照顧高關懷班的學生、中輟生 輔導等，一樣需要政策制訂者擬訂相關政策、編列相關人事，才會有特定的角色 出現在那裡，實現諾丁斯所說的「了解他們所回應的個人或群體的情況」。若諾 丁斯認為，人人都可以、也都應該成為那位關懷者，對他人予以協助，那就根本 不必談社會政策了，但憑個人努力即可。所以諾丁斯的這些見解，不應視為推翻 現有政策制訂模式的前衛見解，而應當作一種善意、熱切的提醒，提醒我們見林 不忘見樹。

這三種錯誤不只可能出現在政策中，也可能出現在以幸福為目的的教育中。

上至教育政策及社會政策、中至學校校規班級班規、小至家庭互動，都可以此為 借鑑。而借由提出這三點錯誤，諾丁斯的核心概念是注重每一個生命的獨特性和 個別的處境，勿一概論之。

二、推斷的需要

另外一種需要是「推斷的需要」（inferred need），意指由他人判定，然後建 議甚至是強迫對方擁有的需要。這種需要最常出現在師長與孩童的互動上，例如

「接受學校教育、訓練、吃素食、多睡幾個鐘頭」（Noddings, 2003: 66）等。以 下以醫療與教育分別舉例說明。

在醫療設備、技術、觀念尚未普及的時候，人們不會認為嬰兒出生後接種疫 苗、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是明示的需要，人們甚至不知道疫苗和健康檢查是什麼。

但是隨著時代進步，這些醫療服務先是以奢侈品的姿態出現在有能力負擔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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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然後當社會條件許可，再以推斷的需要和全社會的人們接觸，這時人們雖 有可能抗拒，但當時間改變了固著的觀念後，人們也認識到這種需要的重要性，

於是推斷的需要就轉變為明示的需要了。但推斷的需要畢竟違背當事人的自由意 志，推行時難免遇到阻礙，且未必人人都終將把推斷的需要視為明示的需要。莫 言的長篇小說《蛙》，描述中國為了推行計畫生育，降低人口成長，實施的強迫

（擁有至少三個小孩以上的）男性結紮手術：

王肝從家裡偷出一把鋒利的馬刀，交給村支書袁臉，說這是他爹準備的 凶器。王肝說我爹說誰讓他去結紮他就用這把刀劈了誰。袁臉不敢怠慢，拿 著刀去了公社，向黨委書記秦山和我姑姑匯報。秦山憤怒地拍了桌子，說：

反了他了！破壞計畫生育就是反革命！

……

婦女主任說：王腳（即王肝的爹），你別胡攪蠻纏了，男紮，就是把那 根管兒紮上……

寧公安晃晃手中的槍，下令：上，捆起來。

我看你們誰敢？！王腳回身抄起一張鐵（金欣），平端著，雙眼發綠，

我看你們誰敢？！王腳回身抄起一張鐵（金欣），平端著，雙眼發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