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與道德

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杜甫，2003 版本）⁶

人有其自私的一面，但即便自私地為謀求一己之幸福，道德仍是不可避免的 道路，自私能迎來短暫的歡愉，卻無法獲取長久的幸福，本節將探討幸福與道德 的關係。

壹、美德

道德與幸福的關係為何，至今已爭論數千年，早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蘇 格拉底與葛勞康（Glaucon）就已爭論不休。但不論哪方，都不否認人生的目標 在於追求幸福，爭議點只在「什麼是幸福」、「如何達到幸福」（孫效智，2002：

158）。但若不先弄清楚何謂幸福，恐怕會淪為對盒中甲蟲的爭辯，甲蟲之喻給我 們的警惕在於，幸福與道德之間爭論不休的徵結，有可能在於雙方對幸福的認知 不同，蘇格拉底盒中的「甲蟲」實際上是烏龜，而葛勞康盒中的則是水母，同樣

6 該詩題為〈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摘錄自清代楊倫箋注的《杜詩鏡詮》。

31

冠上「幸福」之名，卻是不同的內容，當然無法解決爭議。

同樣的思維一樣能套用在「道德」上。在倫理學史上，許許多多的思想家都 試圖回答「道德的終極問題」（ultimate question of morality）──人為什麼要道德

（Why be moral）？在基督教信仰仍是主流文化的時代，道德即是實現上帝的旨 意，不需要再過問為何要道德的問題（孫效智，2002：131），但是人們在失去信 仰之後，不知道「為何而道德」就等於不知「為何而戰」了（孫效智，2002：130）。

在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尤其是放在特定哲學家的思想脈絡討論之前，有 必要先釐清何謂道德。諾丁斯曾言，她的道德教育是以關懷倫理學為基礎，強調

「以榜樣、對話、實踐和求證為途徑培養關心人的人」（龍寶新譯，2009：2），

所以有道德的人即是「能關心人的人」，那麼人為什麼要成為「能關心人的人」

呢？關心是為了實踐人的倫理理想，同時也是為了個人的幸福。

在探討道德與幸福的關係時，諾丁斯同樣從美德說起，共探討誠實、勇敢、

毅力三種美德，但特別的是她並非從美德的定義、解釋、應用來探討，以誠實為 例，她放棄探討「人是否應在任何情況下都誠實？」或是「當誠實與什麼原則相 牴觸時，我們可以放棄誠實？」她更在意誠實這項美德是否能促進人際關係，讓 人彼此關懷？她說「這種對美德的有力展示常常會破壞人們間的人際關係，而我 們之間的關係正是幸福的基礎」（Noddings, 2003: 160）。可見她是將美德置於人 際關係和幸福底下來思考的，一個行為道德與否，不在於是否遵循理性原則而為，

而是能否促成人際關係的和諧、互相關懷，這種道德觀點也直接涉及人的幸福與 否，她引述休謨的話來印證，在通常情況下，人無法在孤獨中得到幸福：

可能，徹底的孤獨是我們所遭受到的最重懲罰……讓所有的權力和部件都聽 從於一個人的命令：讓太陽按照他的命令升落，讓大海和河流按照他的意願 來翻滾……他仍然是悲慘的，除非你至少給他一個人，和這個人在一起他就 會享有幸福，他就會感受到尊重和友誼。（Noddings, 2003: 160）

32

諾丁斯也談到勇敢，同樣地，她也從人際關係和關懷的角度來思考何謂勇敢，

勇敢與關懷的衝突點，最明顯的即是戰爭，她認為現在的公立學校缺少對戰爭的 探討，且軍事訓練中諸如絕對地服從、「殺、殺、殺」的軍隊口號，在在使得人 性泯滅、喪失思考，成為殺人和軍令的執行機器。諾丁斯雖不否認軍人的行為是 勇敢的，但她堅決否認這種勇敢應被視為是善的（Noddings, 2003: 161）。戰爭行 為與心理的探討，之所以為她所重視，很大的原因應在於美國雖是世界首屈一指 的強國，但卻戰爭不斷，從早年的越戰到近年與回教世界不斷的衝突，從軍、砲 擊、空襲、刺殺敵軍，這些對於美國人來說並非紙上談兵，而是迫切需要關切的 問題。諾丁斯認為，不當的勇敢會忽視道德敏感性，失去同情、關懷的能力，讓 幸福遠離。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諾丁斯對勇敢和戰爭的看法，是否太過於「書生之見」。 經驗會形塑一個人觀點，她是否真正參與過戰爭，或是聽過軍人對戰爭的看法，

當然會影響她的觀點，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引述一位共產黨退役將 士發表在報紙上的專欄文章，題目是〈難忘的斃敵場面〉：

中外古今的戰爭都是殘酷的。在激烈鬥爭的戰場上講人道主義，全屬書 生之談。特別在對敵鬥爭的特殊情況下，更是如此。下面講述一個令我畢生 難忘的斃敵場面，也許會使和平時期的年輕人，聽後毛骨悚然，但在當年，

我卻以平常的心態對待。然而，這個記憶，仍使我畢生難忘。

1945 年 7 月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頑軍 152 師所屬一個大隊，瞅住這 個有利時機，向「北支」駐地大鎮等處發動瘋狂進攻，我軍被迫後撤到駐地 附近山上。後撤前，我軍將大鎮潛伏的頑軍偵察員（即國民黨特務）四人抓 走。其中有個特務是以當地醫生的面目出現的。抓走時，全部用黑布蒙住眼 睛（避免他們知道我軍撤退的路線），同時綁著雙手，還有一條草繩把四個 傢伙「串」起來走路。由於敵情緊急，四面受敵，還要被迫背著這四個活包

33

袱躑躅行進，萬一雙方交火，這四個「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隊長鄔 強當即示意大隊長鄭偉靈，把他們統統處決。

鄭偉靈考慮用槍斃他們，一來浪費子彈，二來會驚動附近敵人，便決定 用刺刀全部把他們捅死。但這是很費力，也是極其殘酷的。但在鄭偉靈眼裡 看來，也不過是個「小兒科」。當部隊撤到英德東鄉同樂街西南面的山邊時，

他先呼喝第一個蒙面的敵特俯臥地上，然後用鋤頭、刺刀把他解決了。

為爭取最後機會套取敵特情報，我嚴厲地審問其中一個敵特，要他立即 交代問題。其間，他聽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慘叫後，已經全身發抖，無法 言語。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臉上摑了一巴掌。另一個敵特隨著也狂叫起來，

亂奔亂竄摔倒地上。鄭偉靈繼續如法炮製，把另外三個敵特也照樣處死了。

我雖首次看到這個血淋淋的場面，但卻毫不動容，可見在敵我雙方殘酷的廝 殺中，感情的色彩也跟著改變了。

事隔數十年後，我曾問鄭偉靈，你一生殺過多少敵人？他說：百多個啦。

原來，他還曾用日本軍刀殺了六個敵特，但這是後話了。（莫言，2012：3-4）

我引述這篇文章，並不是要論證在戰爭中人性泯滅、殺人不眨眼就是善的，而只 是要提出懷疑：關懷倫理學對戰爭的批判，是否過於「書生之見」？如果真正落 實，可能就因個人「心軟」反引來殺身之禍。但即便我們接受在戰場上的特殊情 況，我們仍不能否定關懷倫理學的要求，人在逼不得已時，在有其他道德或關懷 的考量時，他必須泯滅人性，但他仍需要知道他確實是迫不得已，而非把這種極 端情況內化成他的人格。

最後是毅力的美德，諾丁斯認為不應提倡在每件事情均盡最大的努力，她直 言「在每件事上花費同樣的力氣肯定是一條通向庸才的道路」（Noddings, 2013:

167），學校要做的應是鼓勵學生找到有興趣的領域，然後投注心力做他們真正想 做的事情，而非要求所有學生在各方面均要有所表現。諾丁斯這樣的想法可謂針

34

砭時弊，自阿德勒（Mortimer Jerome Adler，1902-2001）主導的《派代亞計畫》

(The Paideia Program)以來，一直到美國 2015 年新頒布的 ESSA 法案，都可見到 對學生在學術科目上的要求，即使真如某某所說，「all children can learn」，這種 學習也未必會幸福，恐怕還是痛苦不堪的學習歷程。可見諾丁斯在思考毅力美德 和學校教育的關係時，也是以學生的幸福為考量的。

貳、正義

一個社會是否正義，也直接關乎生存於其中的人們能否幸福。在一個不正義 的社會中，物質生活難以安定，今天辛苦掙來的財富，可能明日就被強取豪奪；

每當我們目擊那些不正義之事，我們會悲傷、會憤怒、會絕望，在這種社會中，

幸福幾近渺茫。即便是對於不正義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即使享受榮華富貴，

也自覺心安理得，我們又怎能茍同那種日子稱得上幸福呢？是故正義應是幸福的 必要條件。

諾丁斯認為正義也始自關心，但這種關心並非在關懷倫理中的關懷

（caring-for），而是在意（caring-about），在意起初被諾丁斯認為是一種較表層的 關懷，她舉「柬埔寨饑餓兒童捐款」的例子（Noddings, 1984: 112），說明我們往 往捐了少量的金錢就認為已表達關心了，某種程度上這種關注的程度可能僅只在 於減輕心中的罪惡感，彷彿捐錢後就可以說「我很在意他們！我捐了 300 元！」

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大地震，臺灣對日本的捐款高居世界第一，但多數人除了 捐款表示心意，也僅是持續被動地接收新聞報導而已。諾丁斯區別關懷和在意，

並非是要斥責這種在意的行為，她想表達的是，在我們有限的能力中，不可能關 懷到全世界每個角落。我們關懷至親、朋友，但對於遠方的人事物，我們僅能做 到在意而已。

但諾丁斯後來修正了這種觀點，她不再認為在意是一種「太簡單」（too easy）

的關懷，她說「這種在意幾乎肯定是我們正義感的基礎」（Noddings, 2002: 22），

35

她繼將自然關懷視為道德的起點後，認為在意實為正義的起點，因為在意，所以 有人走上街頭，為素未謀面的受害者抗爭；因為在意，所以有人上山下海，撿拾 人類遺棄的垃圾，似乎一切偉大的公義行動，都起源自一個微小的在意。

沒有在意，就沒有正義。諾丁斯認為，在意能夠驅使我們建立促進關懷的社

沒有在意，就沒有正義。諾丁斯認為，在意能夠驅使我們建立促進關懷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