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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庶民研究
歷經長時間的發展，後殖民論述已經分化形成出「黑性運動」、「後殖民女性 批評」、「少數論述」、「庶民研究」等等不同的研究議題（宋國誠，2003）。本文 並不是打算進行一個史學研究式的「庶民研究」，而是在後殖民論述的延伸下，
借取「庶民研究」過去已有良好發展的概念資源。
因此，主要回顧的人物將有以下幾位，藍納吉‧古哈、帕塞‧恰特吉（Partha Chatterjee）、迪皮‧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以及史碧娃克。回顧 的內容包含庶民研究學派最基本的核心關注、對「庶民」的概念化處理，以及幾 位理論家，尤其在庶民政治動員形式、語言表現特性方面既有的討論，皆對本文 所探討的現象有所幫助。
一、「庶民」的概念演義
邱貴芬在《「後殖民」的台灣演繹》（2000）一書的序文中提到，後殖民理論 兩個最混亂的概念，分別是「殖民」與「底層人民」。
「底層人民」（subaltern）或者稱作「庶民」、「從屬階級」的概念最早出自 於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葛蘭西是在兩層意義上 使用這個理論術語，首先是作為「無產階級」的代名詞；其次是指階級化社會結 構中臣服於統治霸權，或被結構性排除在資產階級論述外的「從屬階級」。葛蘭 西在義大利從事對從屬階級農民的研究發現，相比統治階級有整體性、獨創性和 具有活力的歷史動力機制，相對破碎、被動和依賴性高的庶民意識往往被統治階 級的意識形態所支配（張旭鵬，2006），他將庶民在專制體制下養成的順從習慣 稱之為「臣屬性」（subalternity），（宋國誠，2003）。
延續葛蘭西所稱，對印度庶民研究學派而言，庶民的所指更加廣泛，幾乎成 為「人民」的同義語。該學派創始人古哈定義「庶民」作為一種總稱，可以表述 不論是以階級、種性、年齡、性別、職位或其他任何方式來分別的從屬地位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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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ha, 1988），例如女性、農工階級等受壓制群體。接續該領域工作的 Spivak 進一步將「庶民」詮釋為，一種文化無產階級，用指那些不能言說自己，必須依 靠他人代言和再現的群體（Spivak, 1988；轉引自宋國誠，2003）。透過在解構 的基礎上強調從屬婦女在性別意識形態中的位置，Spivak 擴大了從屬的概念，
給予「庶民」更細緻、靈活的定義（Morton, 2003）。
庶民研究多數的代表人物屬於後結構主義路線的後殖民理論家，此研究領域 象徵了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理論所關切議題的合流，並有效克服東方學理論重心停 留在第一世界的問題（曾軍，2006）。該學派起初以根據地在西方的印度裔歷史 學者為核心，探討南亞社會底層民眾的歷史、文化、生存狀況和反抗鬥爭。而後 相關的理論、概念和實踐，不只被運用在南美、中國各地的研究，也超越到後殖 民史學和歷史學科以外的範圍，在民族學、文學、女性主義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皆有討論。而台灣因為曾經歷重層殖民壓迫的歷史過往，在文學和文化研究方面 也有若干應用。
二、庶民的政治和另類民主抗爭
（一）、庶民政治和其行動特色
就庶民研究而言庶民是與菁英（elite）概念相對的。菁英在不同的情況裡 可能是不同身分，地方鄉紳、富農相對於中央統治者與窮農之間，自然呈現不同 的權勢階層關係，因而會造成社會立場及聯合問題上的模糊性與矛盾。而當然與 菁英相對的庶民概念，亦具有這樣的身分模糊特性。古哈（1988）提到，庶民研 究的任務就是要調查、鑑別並評估這些（原則上都屬庶民）的社會成員從其典型 的歷史地位偏離的特殊性質和程度。
庶民研究者認為，「庶民政治」別於菁英政治，有特殊的組織和表達模式，
古哈將「庶民政治」定義為：是一個自足的領域，它既不源於菁英政治，也不依 靠它存在（Guha, 1983）。以印度而言，菁英政治的運作由殖民主英國所帶入，
依賴議會等政治制度運作，動員方式傾向依法行動且自上而下，總體而言是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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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克制與理性；而庶民政治則依賴傳統的家族血緣或地域關係來運作，傾向 於 水 平 的 聯 盟 關 係 且 自 發 性 動 員 ， 並 通 過 一 定 形 式 的 暴 力 來 表 達 訴 求
（Chatterjee, 2012）。庶民政治雖可追溯到殖民統治時期，但它不斷調整自身，
發展出新的內容與形式，並且具有更深厚的本土基礎，在組織形式與表達模式上 與菁英政治截然不同。
庶民政治的自主性來自於：庶民意識的獨特結構，即所謂庶民群體共有的底 層性∕臣屬性（subalternity）的塑造。庶民政治另類的表達模式，是由從屬階 級所遭受程度不同的壓迫、剝削感受以及勞動經驗而來。經驗的不同，使得庶民 政治產生有別於菁英，不同的語言表達、行為模式、規範及價值觀。然而庶民研 究者也提醒，這不代表庶民政治與菁英政治間完全沒有重合部分。
庶民研究學者致力對資料進行話語分析，利用逆向解讀的方式，揭開官方歷 史資料中被菁英統治階層遮蔽或者被扭曲的「庶民意識」。古哈強調，要研究與 庶民有關的「重大危機時刻」，因為當共同面臨例如飢荒、革命等重大危機之時，
庶民政治的表達模式將比平常碎片化的經驗和表達更為集中。他們稱這種特定於 庶民，相對穩定的思維表達模式為「庶民意識」（subaltern consciousness），
（Guha, 1983；Chatterjee, 2012）。
庶民研究致力從人民而非國家的角度分析庶民和其抵抗，古哈透過對殖民時 期印度農民、部落居民的抵抗運動以及瘟疫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列出庶民起義
（insurgent）行動中「庶民意識」的六個要素面向，分別是：
1. 否定性（negation）：庶民表達自我主體性的方式是從它的從屬狀態所 決定的，它經常利用敵對面的菁英文化為號召來抵抗。
2. 模糊性（ambiguity）：對於統治者而言，抵抗的形式因為涉及翻轉舊的 權力關係，有高度的模糊性。但是庶民抵抗與犯罪不同的是，必然且總 是公共事件。
3. 模式化（modality）：庶民抵抗行動有特色化的模式或形式，往往會呈 現出負面的形式，例如在顛覆權力關係的同時又重現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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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結性（solidarity）：按照種族、血緣等特定關係來界定團結的對象 與範圍，是庶民起義集體性的重要表達，但在階段間範圍經常改變。
5. 傳遞性（transmission）：在上述團結範圍內，訊息傳播速度常超越統 治階級所想，其有獨特的傳播管道，其中最常見的傳播管道是謠言。
6. 地域性（territoriality）：庶民間的團結侷限於特定地理空間，地域 空間的界線一方面由敵對方統治的地理範圍來决定，另方面由社區的聯 繫紐帶所擴及的空間來决定。
對於庶民意識的結構，古哈提出「社區」（community）作為團結行動的單位，
他將庶民群起行動的諸多特性稱之為「社區原則」（principle of community）， 來揭示在庶民行動過程中，具體的反抗行為所具有的意義。同時古哈也注意到，
庶民的團結經常不是基於相互共同的利益（common interest），而是透過血緣、
民族等彼此關係的共同點與親疏遠近（mutual bonds of kinship）來結盟的
（Guha, 1983；Chatterjee, 2012）。
表二、庶民研究下的從屬階級特色 庶民意識
來自受壓迫、剝奪感受以及勞動經驗，並塑造了庶民政治。
意識型態破碎、被動和依賴性高。具特有的溝通語言、規範和價值觀。
在群體面臨外在環境挑戰的「危機時刻」模式相對穩定集中。
庶民政治
不源於菁英政治，也不依靠它存在，具更深厚的本土根基。
組織形式、表達模式，政治的目的、方法和行動與菁英政治不同。
依賴地緣與血緣關係來運作，多水平橫向的聯盟關係。
自發性的動員，通過一定形式暴力來表達訴求。
訊息傳遞特色
訊息傳播速度快，且在一定範圍內傳遞。
透過謠言管道傳遞，添加個人意志，訊息來源通常未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劉健芝、許兆麟選編，2005；張旭鵬，2006；陳義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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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承繼的理論家，進一步建構「社區」的概念內容，並討論到關於團結邊 界的動態變化，他們認為庶民社區團結邊界，即「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
其 凝 聚 和 變 化 是 極 快 速 的 ， 且 會 因 為 外 在 鬥 爭 環 境 的 變 化 而 不 斷 地 改 變
（Chakrabarty, 2002；Chatterjee, 2012）。此外，還必須正視庶民團體內部的 差異性，理解它絕不是一個內部平整、合諧、均質而無分歧的群體。社區內部不 同群體之間，實際上也充滿對立與衝突。查克拉巴提更提醒，挖掘庶民「社區」
內部的各種權力纏鬥和差異性，能使其成為一個更加有效的分析庶民文化的工具
（Chakrabarty, 2002）。
在印度語境中，種性制度作為一種明顯的身分階級差異的架構，分離、辨認 出不同社區間的敵對關係（antagonistic relation），而在一種架構內通常具有 一組共享的價值觀。庶民研究者認為，以種性制度為範例的這種架構，能夠作為 一種普遍文化形式，概念化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身分認同與差異關係，並在任何 權力關係中被建立（Chatterjee, 2012）。
而庶民研究學派也因此從早期研究庶民起義行動中，政治表達與庶民意識表 現的穩定模式；到後期，轉而研究庶民的日常生活細節，試圖在研究資料的碎片 中察覺庶民團體內部的差異性、表達模式的多樣性。「社區」作為分析單位，進 一步衍用到庶民研究對民主社會政治體制的分析當中。
（二）、Chatterjee 的「政治社會」
帕塞‧恰塔吉（Partha Chatterjee）逐漸以「社區」（community）概念取 代「庶民」（宋國誠，2003）。出身政治學領域的 Chatterjee，除了是庶民研究群 的一員，更被認為是繼法農以後，立足於第三世界批判思考民族主義問題的論述 大家。他在《國家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1993）中提到
「碎片」是沒有被權力組建或指使的「社區」，在他看來民族主義（或現代國家）
「碎片」是沒有被權力組建或指使的「社區」，在他看來民族主義（或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