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陸影視劇本開發契約之案例研究
第六節 影視劇本之編劇署名爭議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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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影視劇本之編劇署名爭議案例分析
第一項 署名的權源
兩則案例裡，原告編劇都與製作方簽有委託創作合同，合同中對於署名事項，
皆約定編劇享有影視作品的署名權。然這不表示編劇能依合同，要求製作方無條 件給予其編劇署名。兩件判決之法院仍先探查原告是否有實際的創作參與，確認 原告係特定劇本的作者後，才再依序討論所拍攝用的劇本是否為其所創作的版本，
其能否依約主張署名。故請求署名的權利並非實質地來自合同的協定。即使合同 中約定署名權的保障，作用上，其實是重申著作權法之作者的姓名表示權利。
編劇署名權來自創作的作者事實，而非合同約定。此一結論已被司法實務所 認可255。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闡明：「影視劇作品中編劇署名權，是基於該 影視作品的創作而產生…編劇署名權產生於劇本的直接創作，而非產生於策劃、
創意的提出或合同約定及其他。」256。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 3 條第 2 款亦規定：
「為他人創作進行組織工作，提供咨詢意見、物質條件，或者進行其他輔助工作，
均不視為創作。」。因此，僅是擔任策劃指揮而無實際創作行為的人，縱有原創 概念的提供，也無權享有作者及署名257。
惟實際上，到底該如何區別出劇本之直接創作人，涉及了對著作表達的定性 與判斷。
255 王軍，前揭註83，頁 430。
256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995）二中知初字第 8 號民事判決。
257 參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再終字第 5640 號民事判決：「因署名權是具有人身 性質的精神權利，不能通過協議受讓取得，李東東也不能僅依據協議取得《金婚》劇本後十五 集的(編劇)署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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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劇本的創作表達
案例二中，劉和平因不會打字，在合同中約定胡強、劉桉作為其編劇助手，
應按其構思進行創作與修改。法院認合同雖指明了編劇助手需在劉和平設定的整 體思想立意，與人物情節結構內創作，亦有會議紀錄證明三人，對於創作內容經 過討論。惟沒有足夠證據能認定胡強、劉桉僅是單純的整理紀錄劉和平的口述，
故法院最終認三人為兩集劇本的共同作者。
依法院的推論，直接創作人不僅是實際編寫劇本的胡強、劉桉，負責講述構 思的劉和平也被視為創作人。這結論看似有違過往法院認為「策劃、創意的提出 非劇本的直接創作」之見解。但觀中國大陸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 2 條258，即知 創作者還需有「獨創性」的投入，才能達到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程度。照 此邏輯，編劇助手若僅是口述者的代筆，亦無法被視為劇本的作者；而劉和平被 視為作者，是因其創作指示不僅達到「獨創性」要求，也具備了「表達」的要件。
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前提要件之一，是受保護的客體必須具有一定的表現形式，
藉由表達，讓他人能感知其所表達的內容。表現的方式則不拘泥於書寫等，能固 著在有形物的形式。蓋表達所附著的載體僅為著作物，非著作作品本身。縱為未 被記錄下的口說故事，亦該當著作權法所欲保護的表達。
訴訟上，法院的困難之處，是決定哪些創意概念已經成為有獨創性的具體表 達。關於概念與表達的二分並非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但此部分的研究實與編劇權 益息息相關，不光是抄襲侵權，在主張署名或給付報酬的訴訟，法院都需審查劇 本的作者為誰、拍攝用劇本是否運用到他人著作作品，而這些問題都需對劇本內 容進行二分法的比對。
258 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 條：「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並能 以某種有形形式複製的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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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編劇資格的認定 第一款 劇本內容比對
認定劇本編劇資格時，若編劇能提出證據表明自己有參與創作，並構成具體 表達，則能被視為劇本的編劇。但在團體創作的情況下，要如何區隔出劇本中的 具體表達屬於何人的創作，則是舉證與判定上的一大考驗。接續的難題還有，如 何證明拍攝用的劇本有使用了自己的版本，而非創作團隊中其他人的版本。
案例一的原告蔣勝男，身為《羋月傳》的原著及整部劇本的第一稿編劇，認 為署名總編劇的王小平根本不是編劇，劇本是由其獨自完成，一審時先主張除去 王小平的編劇署名。惟一審法院引合同條款，認為製作方依約定得聘請他人就劇 本再行修改，製作方也提出王小平修改後的拍攝版劇本，可資證明王小平確有參 與創作，故具有編劇身分。因而，蔣勝男二審上訴時，改主張其署名應在王小平 前，列第一順位。
針對原告提出的王小平非編劇一事，一、二審法院並無考究王小平的劇本創 作是否具備獨創性的表達，而是以其有從頭參與劇本審查的事實，即認可王小平 具備編劇身分。相較案例二，同樣是當事人互相聯繫下的劇本創作過程，法院便 細究了胡強、劉桉所提出的一、二集劇本是否在劉和平指導的故事情節架構下，
仍有細節上的具體表達，最後認定兩人該當創作者的要件。
案例一中的劇本比對，變成是一審法院用以判定劇本「貢獻度」的工具。即 王小平與蔣勝男孰為主創者，列王小平為第一順位編劇是否侵害蔣勝男之署名權。
但二審法院認為，此種將劇本的各要素抽離比對，並無法反映出作品要素中的個 人貢獻度，與影視劇本的創作模式也不相符，故不採納比對的判準方法。
本文認為，依著作權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署名權表明的是作品之作者身 分。故署名權的積極保障是作者得請求署名；消極保障是作者得排除非作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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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署名259。法院在認定王小平是否不當署名時，應比對作品中不同參與者的創作 程度，判定其是否達到作者所需的獨創性表達。
至於各要素是否難以抽離比對，實則取決於劇本創作過程的紀錄是否詳實，
並具公信力。如案例二，法院參酌會議討論紀錄，認雖有記載要素表達的內容，
但未具體指名提出者，該文件也沒經過與會者簽名，從而認該文件的比對效力有 限。故若文件能具體指涉表達特定內容的人，法院自得以之判定特定要素由誰創 作。
案例一之二審法院認為，最終劇本中的各要素已難以拆分哪個作者的貢獻度 高。然劇本在歷經數稿修改的過程，也不是每個要素都會變動，也許只有特定幾 個情節的增修，或某個人物性格與其對白的調整。實務上，統籌或審查劇本的人，
也會將劇本應修改之處標記起來，回傳給修改工作者，故在劇本各項文件都保存 記錄的情形下，是能清楚看出劇本內容要素的變動軌跡，並加以比對出創作比例。
真正有困難以比對方式來決定的事項，不是單集劇本的編劇認定，而是整部戲劇 的編劇署名應歸屬誰。
第二款 分集的署名與整部戲劇的署名
一部連戲劇劇本，是由分集劇本連貫結合而成，各分集劇本得獨立受到著作 權保護。故在討論署名權時，也應當分別視之。至於整部戲劇的編劇署名是否應 包括所有分集參與創作的編劇。案例二法院認應視契約有無就署名有特殊約定，
若無，則依行業慣例的邏輯，電視劇的編劇署名權，應當和參與整部戲劇創作的 程度與深度，以及編劇履行合同義務的程度相匹配，並非任何微小元素的創作貢 獻，即可要求編劇署名。故依法院見解，縱使最終拍攝所用的劇本有使用胡強、
259 吳漢東，知識產權法，頁64，2004 年 1 月 11 日，3 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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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桉創作的一、二集，以兩集相比合同預定履行的三十集來看，兩人參與整部戲 劇的程度並不高，應仍無法獲得整部戲劇的署名。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認為因當事人並無在合同中特別表示，編劇助手得享有 之電視劇編劇署名權，是經參與創作即享有，還是必須完成合同所約定的全部劇 集才享有。法院再經過衡量後，才採後者標準。換句話說，法院認署名的賦予，
是有特約的空間。
關於著作人身權能否適用合同自由原則，還是需適用一般人身權不可轉讓的 原則，學說仍有爭論。申璞認為，著作人身權將作品當成作者人格的延伸，故擁 有人身權的不可侵犯特質，卻忽視了著作人身權不同於民法之人身權，前者帶有 更多的財產特性。以創作的鼓勵角度來看，著作的產生與歸宿，往往都取決經濟 的利益。故若將著作權利兩分，使著作人身權無法轉讓，將使著作流通的成本上 升，不利其經濟價值實現260。廖斯則從署名權指涉作者的作用出發，其認署名若 可依合同轉讓，將使更多的著作實為槍手創作，卻掛著委託人的署名。此是以合 同自由之名，實施違反誠信、公序的行為，也破壞了著作要求的作者獨創性261。 本文認為，著作權法第15 條特別規定電影作品之著作權由製片者享有，但編 劇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可看出立法者欲平衡著作權的財產性與人身性。一方面為 促進電影作品的經濟流通效益，將著作財產集中歸屬一方；另方面也保障電影創 作人員應受的表彰。故在法律明文保護的前提下，編劇署名應表彰實際的創作者，
由其經創作的事實行為，取得作者之署名權。倘製作方有其他考量，欲增加其他
由其經創作的事實行為，取得作者之署名權。倘製作方有其他考量，欲增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