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教師的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透過文獻的閱讀，了解同志教師在教育場域中所遭遇到的困 境、同志教師在保守的教育場域中的生存策略、同志教師在教育場域「出 櫃」的考量。

壹、同志教師在教育場域中的困境

一、教育場域中不可言說的「諱」

張盈堃（2001）提出在教育場域中，有許多「不可說」的事態存在，

例如解放、抗拒、多元性別等，同志議題亦包括在不可言說的範圍中。在 保守的教育場域中，「同志」是不被談論、也不能被談論的議題，偶或出 現，也總是被用在嘲弄與譏諷的情況下。同志議題之所以不被談論，乃是 自古以來異性戀論即被視為「理所當然」、「唯一」且「正常」的社會典範，

沒有其他的可能，也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此外，教育的場域具有高道德標 準，對於「同性戀情」這種不同於唯一論的「異性戀」之異於常人的行為 感到恐懼、惶惶不安，於是在未了解之前，就先予以責難、排拒，更是讓 同志議題更加不可言說。強淑敏（1998）則認為，教學場域如此保守的環 境中，對於兩性議題都很「規範」了，更何況同性戀這個不在主流思想內 的議題。

二、「同志」與「教師」角色期待的衝突

「教師」向來在中國人的心中有著「神聖」、「崇高」的形象，認為其 乃「知識」的化身，加以「身教重於言教」、「不只作經師，更要作人師」

的觀念加身，教師在道德實踐的要求上是更高的；然而「同性戀」在異性 戀的主流思維中，是「變態」、「性別認同失敗者」，後來跟愛滋病扯上關 係後，就更難擺脫在社會大眾眼中的污名標籤了（強淑敏，1998）。當這 兩個衝突的角色連在一起，其間的矛盾張力宛如拔河選手盡力拉扯的兩 端。

而黃楚雄（1998）經由媒體報章雜誌的報導中，窺見台灣的教育環境 充斥著異性戀教育的意識型態霸權，因而衍生出探討同性戀是否適任公職 人員或教師；張盈堃（2001）的研究指出有些同志教師甚至會將社會大眾 的否定認知內化，而質疑自己是否適任。

於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內在衝突，強淑敏（1998）的研究中指出，大 部份同志教師夾在社會對教師角色的期待與同性戀被污名化的標籤下，似 乎躲入更深層的暗櫃，只選擇教師的身分示人；有些同志教師則選擇清楚 劃分自己同志及教師的身分；也有少數的教師會選擇公開自己同志的身 分。

三、同志教師在道德惶恐氛圍下的處境

在強淑敏（1998）及張盈堃（2001）的研究中論及同志教師在道德惶 恐的氛圍之下會有以下的處境：一來，同志教師本身會有許多內化的信 念，包括：教師具有神聖地位、教育是良心事業等，因此，同志教師在進 行任何行動之前，這些信念會不斷地在他們心中迴響，擔心自己的言行若 不慎引導或鼓勵學生的性傾向認同時，自己會成為罪人，日後在學生的心 目中會產生不好的評價。再者，許多家長擔心同志教師會將小孩子教育成 同性戀，而教育場域中亦充斥著許多有形（例：巡堂）及無形（包括其他 老師及家長）的「電眼」，隨時都監視著教師的言行，這也令同志教師時 時刻刻都得提醒自己要謹言慎行。三則，社會大環境對於同志的接納仍然 很有限，在教育職場中，許多諸如「要尊重接納多元化的文化」這種基本

形而上的觀念、態度大家都會說，然而在生活中真實發生時，很多人心裡 真正的排拒就會表現出來了；加以社會予以同性戀的污名與對教師的期望 不符，在沒有明文規定的工作保障下，同志教師隨時可能有丟飯碗之虞，

同志教師的言行不得不慎。不過，在保守的教育場域中，對於不同科目的 教師，在要求上會有些差異：基礎的智能科目教師，往往在言行裝扮上更 被要求符合社會規範的角色；藝能科目的教師，則可以比較富彈性，或者 可以用「創意」來合理化其特異的裝扮。

貳、同志教師在保守的教育場域中的生存策略

一、同志或性別議題的處理

根據張盈堃（2001）的研究指出在教學情境中，同志教師無法明目張 膽地談論同志議題，頂多寄生於安全的議題上輕描淡寫的帶過，或不著邊 際地引導學生進行性別反思。若是聽到學生在發生爭執時以「同性戀」這 個名詞污衊他人時，有的同志教師會採取不處理或四兩撥千金的作法。而 當同學在言談間出現同志議題時，有的同志教師主張不採正面處理（例 如：澄清）會是較佳的處理方式。

而強淑敏（1998）的研究報告中則指出：除了上述的機會教育外，有 些同志教師也會在課堂中進行性 別鬆動的教育或討論。不同於張盈堃的 研究結果，有些同志教師會把握生活中的每個機會，引導學生對性 別進 行反思。

二、他人對其情感世界「關心」的因應

Griffin(1992)指出同志教師在面對他人對於自己婚姻的關心時，可能 採取以下四種處理身分的策略：第一種是消形匿跡（passing），指表現出 和異性戀教師相同的說話、行事，也會編造一些和異性相處的故事作為煙 幕 彈 來 保 護 自 己 ， 免 於 接 受 不 必 要 的 詢 問 。 第 二 種 是 偽 裝 掩 飾

（covering），藉由一些偽裝的方式（例如：帶個異性朋友到校園走走、

讓別人覺得自己眼光很高），避免其他同事認為其具有同志的身分。第三 種則是暗示性「出櫃」（being implicitly out），指同志教師選擇性地對 同事「出櫃」。最後一種則是公開「出櫃」（being explicitly out），指 同志教師公開自己的性傾向認同（引自強淑敏，民 1998）。

而在強淑敏（1998）的研究中則發現，在保守的教育職場中，同事們 對於單身教師婚姻狀態的關切程度，絕對不亞於親朋好友，而同志教師在 面對這些的「關心眼神」時，會結合採取以下的方法規避之：有些人是採

「單身訴求」，表明自己較喜歡單身的生活，甚至反問是否所有結婚的人 都一定會過得幸福；有些則施以「虛晃技倆」，偶爾讓異性朋友到學校露 個臉，以作為煙幕彈；還有同志教師裹上「婚姻護膜」，和願意與同志一 起生活的異性結婚，避免許多的揣測與追問；另有些同志教師則採「斷章 取義」法回應他人的關心，只談及和伴侶互動的過程，對於敏感的細節

（如：性別）則自動刪去。

參、同志教師在學校場域「出櫃」的考量

由於前述同志教師在道德惶恐氛圍下有諸多不利的處境，同志教師在 考量到「出櫃」後可能會面臨的壓力，包括丟飯碗的風險，因此，強淑敏

（1998）的研究發現同志教師在「出櫃」之前，通常會更仔細確認以下幾 點：自己是否已有穩固的正向認同、自己的專業能力是否已經讓大家肯 定、「出櫃」的對象和自己的交情、「出櫃」的對象對於同性戀是否持有正 面的態度、「出櫃」的對象平常的保密功夫；另外，男同志教師則會考慮 到「出櫃」對象的性別，他們通常選擇向女老師「出櫃」，一來可以得到 較多的回應、二來可以免去其他男老師的疑慮，例如：會不會成為被騷擾 的對象。選擇「出櫃」的同志教師，所抱持的心態乃是為了能更真實的「做

自己」；並希望藉由自己活生生的「存在」，得以破除同性戀被污名化的標 籤；更期望自己的「出櫃」，能為同志學生開出一扇支持的窗。

同志教師「出櫃」後，又會面臨哪些處境呢？在強淑敏（1998）的研 究中發現，當教育職場中的同志教師之同志身分曝光後，有些人會選擇敬 而遠之；有些則是變得小心翼翼，深怕被傳染了什麼病菌；有些則是在接 納之餘仍希望同志教師的同志身分能變回異性戀；當然也有真誠接納並與 之對話的。

縱上所述，中國社會賦予教師崇高的社會地位，對於教師所須扮演的 角色及責任，有著相當的要求與認定。而在異性戀當道下，當「同志」這 個被污名化的身分與「教師」崇高地位的角色結合時，往往會引起極大的 爭議，其適任性、專業性及身心健康亦會受到嚴重質疑，同志教師在執教 的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內外煎熬自然不在話下，若要保住教職，大都只能 採取迴避的方式保護自己。同志教師在面對自己同志及教師的身分時，除 了上述兩篇研究報告的因應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而面對自己置身 於同志的弱勢族群，同志教師又會如何在教育責任及可能「出櫃」間，有 所權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