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研究的歷程

壹、「同志」一詞源起

「同志」這個詞彙的用途相當廣泛，後來被創譯為華人用來指稱同性 戀者的代名詞。「同志」一詞，乃是由香港影評人與劇場工作者林奕華取

「有志一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意翻譯“queer”而來，

並在 1992 年金馬國際影展期間由香港傳入台灣；隨後，台灣大學於 1993 年成立「同志工作坊」；自此以後，「同志」一詞很快速地成為社會通用的 名詞。到了今天，「同志」已經成為以前不能說出口的「同性戀」的代名 詞（趙彥寧，2000）。

‘queer’這個字是在九○年代，由美國激進的同性戀愛滋防治團體 Queer Nation 所帶動起來的風潮，其本身並不是很好的字眼，有指稱「怪 胎」、「變態鬼」的意思，但是這個團體卻反向操作地使用這個字，並且反 制了別人對同性戀者使用這個字時的污衊之意，因為當一個個體自認為是

「怪胎」、「變態鬼」時，別人所加諸的污衊也就無效了。而華人將‘queer’

創譯為「同志」，除了取代原本 DSM 所使用的「同性戀」一詞外，同樣具 有策略性的目的，旨在對「性身分」透過自我定名且重新定義，以建立符 合情慾多元尊重與省思的政治認同（吳瑞元，1997）。然而，在創譯「同 志」一詞且引進台灣的當下，並未一併帶入或帶動與歐美採用‘queer’

（或‘queerness’）一字的相關討論，或對‘gay’的批判；直到台灣大 學外文系教授張小虹等人將‘queer’譯為「酷兒」一詞時，才一併將其 精神帶入其中（趙彥寧，2000）。

因為「怪胎酷兒」含有一種理直氣壯宣稱自己是異類的骨氣，因此，

除了原本備受重視的 gay（男同性戀者）之外，也有更多種的異類也被納 入酷異政治的範疇之中。而當西方的「酷兒」企圖納入更多的命運共同體 時，由 queer 翻譯而來的「同志」這個詞，也可以在相同基礎上，納進更 多的性慾身分族群，並藉由附加於「同志」前面的不同字詞，顯示出在某 部份「同」之下的差異，例如：「直同志」（指支持同性戀的異性戀者）、「雙 性愛同志」、「男同志」、「女同志」、「SM 同志」（指具施虐與被虐癖者）。因 此，使用「同志」一詞，是以自我認定為基準，不論其本身的情慾本質為 何，而是以同感壓迫的相同處境，建立身分認同，進而成為指涉的主體（吳 瑞元，1997）。

經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可知，「同志」可以用來指涉任何相關性愛弱勢

（sexual minority）的一群人。而本研究所謂之同志則是指在社會中為 非主流群體，且其認同自己具同性愛之情感身分的個體。

貳、同志研究的發展

一、歐美的發展

同 志 研 究 乃 是 從 八 ○ 年 代 中 後 期 於 歐 美 學 界 興 起 的 ‘queer studies’開始，其目的在挑戰甚至是取代之前的‘gay studies’，強調 性、性別（gender）與性慾特質（或「性相」；sexuality）的多元性、差 異性，及社會、文化、歷史、論述等方面的建構性（趙彥寧，2000）。1960 年以前，同性戀研究的焦點著重在病理學的研究，關心的是同性戀者的定 義與成因，此乃植基於本質論，假定性傾向是個人內在固定且持續的本 質，相信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的性傾向是截然不同的兩群人（劉安真等，

2002）。

而從 1960 年開始，隨著同志運動的興起，同性戀研究的焦點從病理

學研究轉變為「性傾向認同」的研究。有關同性戀的研究問題從「why」

轉變成「how」，也就是從探究同性戀的成因，轉變到關心同性戀者如何發 展出同性戀的認同（Lansdale,1995；引自劉安真等，2002）。這種研究取 向 是 基 於 建 構 論 （ Constructionism ） 或 是 社 會 建 構 論 （ 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立場，認為同性戀是個人在其環境下所主觀建構出 來的身分認同，並非一客觀存在的事實，會隨著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 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劉安真等，2002）。

綜上所述，八○年代中後期於歐美興起的同志研究，旨在挑戰原存、

單一的「男同性戀」概念，後來演變成對同性戀定義及成因的探討，直到 一九六○年開始，歐美在同志研究方面著重於認同歷程的發展。

二、台灣的發展

台灣的同志研究乃是為了因應社會上的同志運動，而在學界發展出來 的論述方式。其發展與政治環境的變動，及學術的自由發展有極密切的關 係。自解嚴以後，媒體的受限逐漸減少，相對於情慾的相關報導之可見度 也增加，使得情慾身分的概念、推廣與強化甚至建構的機會都增加許多（吳 瑞元，1997）。在 1992 年以前，台灣對於同志的瞭解與研究只偶爾有一些 雜誌的專題報導，但還沒有成為風潮，而國外的同志研究發展已經十分蓬 勃；一直到 1992 年以後，台灣在同志研究上才日漸增長。朱偉誠（2000）

認為截至目前為止，台灣的同志研究在這幾年的發展上，大概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隱約有個時序上的關係，但並不是很明確的分期，只是一種概貌。

這個時序為，先「文本」、再「運動」、後「理論」：

（一）文本階段

台灣同志運動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很文本性質的運動，主要是與電 影或小說有關。台灣第一篇同志研究碩士論文發表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

由台灣大學社會系研究生李金梅以『從《雙鐲》的「姊妹夫妻」論有關女

同性戀作品的閱讀與書寫』為題，以中國作家陸昭環於 1986 年出版的小 說《雙鐲》為主軸，針對從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六篇「女同性戀」文學作 品進行文學社會學的分析。而引發台灣第一波同志運動風潮的，當推電影

《霸王別姬》及小說《荒人手記》兩個文本的出現。

到目前為止，文本的研究還是同志研究很重要的部分，因為過去在缺 乏同志運動的時期，同志只能透過文本尋求對自己的認同（朱偉誠，

2000）。而直至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國家圖書館中的博碩士論文中，

針對同志的文本研究共計有三十三篇（請見附錄五）。

（二）運動階段

台灣的同志運動在文本風潮發展之後慢慢進入了社會運動時期。民國 八十五年由於新公園改成二二八和平公園，同志們為了爭回那個空間的同 志意義，發起了同志十大情人票選活動，這也是第一波的同志運動（朱偉 誠，2000）。早期台灣的同志運動討論較激烈的是有關「「出櫃」」的問題。

朱偉誠（2000）認為「「出櫃」」之所以成為問題，乃是在於權利爭取的可 能性。對於這個議題，同志團體的意見分歧，一派提倡，若是不「出櫃」，

就很難爭取到權利；另一派則認為，當同志一見光，即死！那麼又如何談 之後的權利爭取。關於同志運動的相關研究，截至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六 日止，國家圖書館中搜尋到的博碩士論文共計九篇（請見附錄五）。

（三）理論階段

在民國八十五年，國內一方面有同志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面也出現了 學術上的集結。學術方面的探討是由中央大學性 別研究室舉辦第一屆

「四性」學術研討會而起，之後台大也在民國八十六與八十七年陸續舉辦 相關的研討會（如：慾望新地圖、怪胎情慾學、性批判研討會等學術研討 會），而大學院校投入同志研究的學者也愈來愈多，加上酷兒理論日漸盛 行，使整個同志研究的思考層面比較有深化的機會，並且，也逐漸可以接

收到歐美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使得台灣在同志研究上，逐步邁向理論的 階段；但由於同志議題可以探討的領域很廣，台灣現在在各個論題上還沒 有很完整的理論出現（朱偉誠，2000）。

截至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從國家圖書館以「同性戀 and 同志」

為關鍵字所搜尋到的九十七篇博碩士論文中，除了以文本進行的三十三篇 研究及九篇探討同志運動為主的研究外，尚有五十五篇。研究者大致將這 五十五篇研究論文粗分為生活適應、疾病、生命故事、同志文化、理論分 析、社會大眾、法律等七個向度（請參見表１及附錄五），其中又以生命 故事的研究佔了大部份。我又將同志生命故事的研究粗分為認同、情慾、

家庭、污名、「出櫃」、生存策略、愛情、支持團體等八個向度。其中關於 認同的研究共計有十九篇，為目前生命故事研究的主要論題；情慾的研究 有四篇，針對男同志的研究佔了二篇，女同志有一篇，雙性愛同志一篇；

關於家庭方面的研究有五篇，其中廖國寶（1996）還針對男同志所承受的 婚姻壓力進行研究；論及污名的有三篇；談「出櫃」經驗的有七篇；生存 策略則粗納三篇（強淑敏，1998；王家豪，2002；林欣億，2002）；愛情 二篇；支持性團體研究一篇。綜覽以上的研究方向可以發現，認同的研究 是目前學界較關切的。雖然性傾向認同的主題相較之下已經比其他議題來 得多，仍需個別針對多元性傾向認同的族群進行更多的研究，以累積研究 結果，發展出統整的理論論述。

綜上所述，台灣從 1992 年開始，為了因應同志運動而在學術界引發 的同志研究討論，隱約的脈絡為文本、運動、理論。雖然台灣目前關於同 志的研究已較早期蓬勃，但仍處於剛起步的階段，因此尚未有足夠的研究 累積成為一完整的理論。而從博碩士論文的研究方向看來，同志研究目前 是以探討同志個體的生命經驗為導向，但因為同志可以細分的群體太多 元，尚無任何一個群體被充份的探討及了解。

表 1 國內至民國 92 年 10 月底所有之同性戀 同志相關論文（除文本、

敘說團體